京華時報（微博）記者張然
李偉東（1972-），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副研究員、社會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記憶、社會流動和社會政策。近年主要致力于社會建設和城市政策研究，由其擔任主要撰稿者的專著《北京社會建設創新研究》涉及到大城市人口管理、交通、水資源、垃圾處理、食品安全、環境安全等多個熱點問題，近期即將出版。 中國的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病”集中爆發期。 “新興+轉軌+轉型+快速城市化”使得我國“城市病”問題更具復雜性、綜合性。作為超大城市的首都北京，如何避免各方面問題發生“共振”，觸發系統性城市運行風險，值得深入思考。北京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李偉東表示，破解城市病，我們還缺城市文明。 積累資源過多，帶來人口過度集中 京華時報：結合北京的實際情況，您認為造成城市病的根源是什么？ 李偉東：從根本上說，大城市病既是發展之病，也是人口過度集中之病。當然與城市的空間布局、產業結構、基礎設施建設水準都不無關系。多年以來，首都北京積累了過多的資源，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發展優勢，也成為全國有志氣、追求進步和美好生活的人民向往的地方。這種超強的積聚效應導致對人才有巨大的虹吸作用，當然后果就是帶來了人口的過度集中。 大氣環境問題更重要的原因在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最近中科院發表的數據顯示，北京市大氣污染主要罪魁禍首是石化燃料等，這與城市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有重要關系，比如水泥、鋼鐵等產業環境污染就嚴重，而且大量依賴燃煤能源等，也對環境有重要危害，這些都只有通過調整城市的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才能從源頭完成治理。 只有盲目城市化才會產生城市病 京華時報：城鎮化過程中如何避免城市病？如何看待兩者之間的關系？ 李偉東：城鎮化是否必然產生城市病？我覺得還需要仔細考慮。城市化是一個人口、產業向城市集中的過程，工業、第三產業取代農業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我覺得，科學的城市化并不必然產生城市病，只有盲目的城市化才會產生城市病。西方在城市化過程中是有大量所謂城市病發生，比如洛杉磯的化學煙霧事件、倫敦大霧污染，但是別忘了我國是后發國家，我們現在的城市化過程西方早在半個世紀以前就已經完成，他們那時候是有城市病，我們則完全可以借鑒他們的發展經驗，最大限度避免城市病的出現。 京華時報：如何才能揚長避短？ 李偉東：城市化要避免城市病，科學合理規劃最重要。目前我國城市規劃到處都在做，但是首先，規劃的地位不高，沒有神圣性，隨意更改規劃的現象到處都有，這是不可想象的事。規劃如果可以隨意被突破，那也就失去了科學性，失去了規劃的價值。所以要避免城市病，提前科學規劃,加強規劃的地位最重要。所謂“未雨綢繆”就是這個意思，畢竟有大量的發展經驗可以借鑒，很多城市病都是可以預見到的，比如交通、水處理、垃圾處理，只要規劃好，是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出現不良社會后果的。 應徹底放棄單純追求GDP 京華時報：北京治理城市病采取了哪些措施？ 李偉東:措施很多。比如為了避免城市攤大餅式發展，北京早在1994年就制定了綠化隔離帶政策，并且在新世紀加速實施，建設綠化隔離帶100多平方公里，對改善城市居住環境、避免城區密不透風、攤大餅式的發展布局有重要作用。治理交通擁堵方面，北京市從2008年開始機動車限行，公共交通長期實行低票價，鼓勵公交出行；2010年底又開始小轎車購買限號，控制城市機動車增長速度，都有一定的效果。再比如水污染管理，北京市一直在探索再生水利用，利用率也相當高，但是無奈水處理設備更新追不上人口增長速度，所以公眾看到的就是市區內河湖污染嚴重。 京華時報：未來還應采取哪些綜合措施？ 李偉東：首先要徹底放棄單純追求GDP，堅持綠色發展的道路。同時還要積極進行現有產業轉型，把環境不友好的產業都清除出去；把能源結構升級也提到重要地位。 還要堅持空間布局合理，積極促進新城建設，保持功能區定位明確。建設新空間一定要避免出現天通苑這種單純的睡城，一定要首先考慮產業結構謀劃，沒有產業人民無法生活，任何美好設想都無法實現，也就不能在當地保留就業，城市交通等方面的壓力就無法減輕，所以合理空間布局要產業先行，功能定位第一。 通州、大興、昌平，甚至更遠的順義、房山，現在都有了軌道交通，是發展新城市最佳時機。其他的區縣我覺得都可以按照新城的模式發展起來，只有一個個小的城市中心建設起來了，老北京三環以內的地方才能煥發新的活力，才能保持高效率。 當然我個人覺得解決北京城市病最好是遷都。大衙門都離開了城市中心區，城市統籌發展的能力提高，可以留下一個偉大的城市，新建一個高效的行政中心。 新城建設應提到戰略高度 京華時報：您認為北京破解大城市病的路徑如何？從何處入手？ 李偉東：要說路徑，從城市來說就是要轉換產業、分散人口，重點就是把新城建設提到真正的城市戰略高度；每一個新城都成為一個獨立的有吸引力的空間，有產業，有特色，能工作，也適宜生活，這既是路徑，也是破解城市病的重點。因為只有這樣人口才能真正分散出去，城市功能才能真正分擔開來，一個有機的大城市結構才能真正形成，攤大餅的北京也就不存在了。 還有一個微觀路徑就是從個人和家庭來說，要建立起文明的生活方式。這是微觀的重點。城市不是政府的城市，是每個市民的城市。只有每個市民都從自己的一舉一動中反思城市病的根源，從自身中挖掘這個病的病因，并且下手自我治療，這才是最終克服城市病的微觀基礎。大家都關心城市，而不僅僅是抱怨；大家都是主人，而不僅僅是看客，北京的城市病才能最終被克服。 城市治理缺乏協商傳統 京華時報：目前破解大城市病，我們還缺什么？ 李偉東：缺城市文明。在城市治理上，我們缺乏協商的傳統，民間社會往往過于依賴政府的決策，參與意識和渠道都比較薄弱。其二，在生活方式上，我們的城市居民也多是從農村地區移民而來，目前北京城里居住的人口中，三代以上的老北京并不多，城市生活更細致、精妙的內容往往都被忽略，大多比較粗放；城市生活需要的一些基礎知識，如對垃圾的處理、對水源的處理，都沒有很精細地被普及、貫徹，自然影響城市生活質量。其三，城市人文積累不深厚的后果是人與環境的關系大多止于功利層面，每個人都想在城里安家，可是每個人也都不把城市當自己的家，到處都能夠看到那種標語，“哪哪是我家，什么什么靠大家”，說得不到位。不能靠大家，靠的是自己。亂扔垃圾，亂倒臟水，亂停車……誰家過日子這樣？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