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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注運河之都 京杭運河和萬里長城并稱為我國歷史上的兩項偉大工程。她貫穿京、津、冀、魯和江、浙６個省市，聯接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５大江河，巨龍般地綿亙于祖國的東部、世界的東方。在其全線貫通和全面通航的６００余年里，在中國古代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為中華文化和人類文明作出了極大貢獻。 面對浩浩運河和其巨大歷史貢獻的事實，人們不禁要問，運河的開鑿、疏浚、管理和營運是如何實現的呢﹖尤其是她南北縱貫６省市，竟然一脈相承數千里，繁忙暢盛數百年，實可謂“人類歷史的奇跡”。勿庸諱言，元明清三代的朝廷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但是，僅有來自京城的朝廷御旨是不行的，必定有一個如人們常說的“管理處”或“指揮部”之類的專門機構進行統一謀劃和實施督理，還必須有沿運各地方官府的密切配合。否則，是很難奏效的。那么，這個“指揮部”究竟設在何地呢﹖ 據統計，歷史上沿運河的較大城鎮有通縣、天津、德州、臨清、東昌、張秋、濟寧、徐州、淮安、揚州、杭州等１０余個。這些較大城鎮及其官吏在運河的開鑿、漕運和管理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但是，這些城鎮的地位和作用也決不是平行和平等的。除了有路、州、府、縣之分外，就運河的開鑿、漕運和管理而言，必定存在著一定的統屬和主從關系。 隨著運河文化研究活動的深入開展，人們越來越多地關注這樣一個問題：在上述沿運各城鎮中，有沒有一個對其他城鎮存在著統屬關系的都市呢﹖換句話說，如果把由北京至杭州的沿河地帶看作一個多邊行政區域的話，在這個多邊行政區域里有沒有一個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呢﹖回答當然是肯定的，并且可直接稱為運河之都。那么，運河之都今何在﹖ 二、運河之都的形成 一般來說，在舊中國落后的自然經濟狀態下，都市多是因時因地而自然形成的。特別在運河流經的多行政區劃的狹長的帶狀地域里，都市的形成靠的更是自然的力量，或者說是因通水、通航的需要而自然形成。進一步說，這個都市應形成在通水、通航的關鍵河段上。這個關鍵的河段就是濟寧。
元至元十二年（１２７５年），丞相伯顏統軍南征，議立水運驛站，即委派郭守敬勘察汶、泗、衛相鄰地區之水道。漕運副使馬之貞這時建議于濟州城南汶、泗合流處至大清河開鑿新河，引汶、泗諸水以通漕。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顏攻占南宋臨安，以江南水運發達，主張廣開漕運。他上書朝廷說：“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屬，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載，比之車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遠方朝貢京師者，皆由此致達，誠國家永久之利。”正式向世祖忽必烈提出了開鑿南北溝通的大運河，受到忽必烈的重視。此后，元朝廷即籌備資金、征調夫役。至元十八年（１２８１年）十二月，世祖詔差奧魯赤和劉都水及精算術之人往濟州確定開河夫役，又令大名、衛州新附軍赴濟州助役。工程從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正式施工，至次年八月竣工，開鑿自濟州至須城安民山長達２００余里的運河河道，并筑壩遏汶、泗水入運河行運。濟州河通航后，設都漕運司的管理機構。 濟州河開通后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解決水源不足的問題。后來，朝廷采納漕運副使馬之貞的建議，于兗州立閘壩約束泗水西流，于堽城（位今山東寧陽境）立閘堰導汶水入洸河，使二水合于任城之會源閘，以閘堰調節水勢，啟閉通放舟楫。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年）將金口壩改為滾水壩，增建黑風口三孔引水閘，濟水上建杏林閘、土婁閘、孫氏閘以節制水勢。至元二十七年于?河上建吳泰閘、官村閘，引水入濟河。次年，再于引汶斗門上筑土壩，擴大引水量。此后又建濟州上閘、安山閘、石佛閘等以調節水勢，保證了運河暢通。濟州河鑿通不久，又鑿通了安山以北的運河，與濟州河通稱為會通河，并由元世祖親自賜名。會通河的鑿通，標志著京杭運河的全線貫通。 元中期以后，會通河諸閘多有毀壞，為此，至治元年（１３２１年）都水丞張仲仁奉朝廷之命疏浚整修由臨清至彭城（今江蘇徐州）的７００里河道，修建小橋９８座、大橋５８座，以通纖道。又沿河修石涵洞排兩岸積水入河，并于河岸兩旁種馬藺草以固潰沙，河兩側還多植樹木。這是對運河一次較大的維護浚修。但后來由于疏于管理，加上黃河潰決侵犯會通河道，遂使會通河陷入日漸加重的淤塞難通的境地，終患淺澀，不勝重載。故終元一代，若漕糧北運仍以海運為主。到元朝末年，會通河竟廢棄不用。明王朝為了實現南糧北運，決定重新啟用京杭運河。為此，在元代運河的基礎上，著重對重要河段大加整治，會通河便是重點整治河段之一。 明代對濟寧河段的整治，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項：一是為解決水源不足的問題，工部尚書宋禮采用白英老人之策，以“四水濟運”，并創造了與都江堰工程相媲美的南旺水利樞紐工程，也是運河全線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同時還采取了導泉濟運等措施；二是為解決水源豐枯不均和水位太低的問題，人們在河上層層建節制閘，隨時調節水位，“以六閘樽節水勢，啟閉通放舟楫”。因此，濟寧河段向被稱為閘河。三是為避黃保運，人們開挖或利用馬場、馬踏等湖泊（又稱水柜），澇時蓄積黃河之水并沉降泥沙，旱時放水濟運。由于多種有效措施的實施，最終治好了濟寧河段的“腸梗阻”，使之“南通江淮，北達幽燕”；“南引吳楚閩粵之饒，北壯畿輔咽喉之勢。”至此，溝通南北地區的大動脈——京杭大運河始貫通定型。 清王朝為實現南糧北運，繼續啟用京杭運河。它擔負著每年數百萬石漕糧運輸任務，是清皇朝的一條名副其實的生命線。因而，備受統治者重視，不惜耗費巨資全力經營，對包括濟寧河段在內的河道及水源等大加整治，使大運河和漕運進入一個全盛時期。 由上述史實可以看出，濟寧河段在運河全線的位置與作用是何等的重要?史籍稱濟寧為“南控江淮，北接京”；“處漕渠之中，襟帶四方”；“閉則為鎖鑰，啟則為通關”。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濟寧通則全河通，濟寧不通全河停”。正是因為濟寧獨具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才使得濟寧有了發展成為運河之都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元明清三代的濟寧，朝廷關注，重臣駐節，百官聚集，千軍防守，萬馬奔騰，當然地成為運河全線的政治中心；一水關南北，百里萬夫吼，千帆競發，萬民匯聚，人口和城市日益擴張，使濟寧成為具有關鍵性的沿運重鎮。如此之下，商賈云集，百業俱興，極大地促進了濟寧商貿業的興盛和經濟繁榮。總之，正是在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和人為力量的作用下，濟寧才得以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運河之都。 三、運河之都的標志 對濟寧河段的重點整治，是在元明清三朝的重視下進行的。正是由于濟寧河段所具有特殊性和重要性，元明清三朝都把治運最高機構設在濟寧，在重點整治濟寧河段的同時，負責對運河全線進行整治和督理。據考，元代在濟寧初設開浚大臣，后設都水監、行都水督和總治河防使，其官階最高為正一品。明代在濟寧設總理河道、總督河道、經理河漕、總漕兼河道、巡撫兼河道等，簡稱總河，均由朝廷欽命署理，為運河最高行政管理機構，是朝廷六大部外增設的一個部院級的朝廷直屬機構，秩正二品，但不乏正一品、從一品大員充任。清朝派駐濟寧的司運機構多襲明治，設總河部院，欽命署理，秩正二品。據雍正《清會典》載：“順治初，僅設河道總督一人，又稱總河，綜理黃河、運河兩河事務，駐濟寧州。”直到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年），分河道為三：南河總督駐清江浦；河南、山東河道總督駐濟寧州，稱東河；直隸河道總督駐天津，稱北河。其建制一直延續到清光緒罷河停運。據考，自順治元年至光緒二十八年的２５８年間，朝廷欽命河道總督１１９任，共有１０１人充任，其中正一品大員近半。其間，總河除移駐清江浦２７年（共４人充任５任）外，其余年份均駐節濟寧。 河道總督衙門是運河、黃河的最高行政管理機構，同時，他又擁有或掌管著自己的軍隊，并主要依靠軍隊來實現其總督職能。因此說，河道總督衙門是一個軍政合一的機構。據《元史》載，運河貫通后，于至元二十二年（１２８５年）二月，“增濟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二千人。”當時，經漕運京都的糧米約百萬擔，其中通過濟寧所運漕糧達３０萬擔。為管理漕運，朝廷在濟寧城南的魯橋設立了都漕運司使。至正十年（１３５０年）設濟寧兵馬司，駐扎輔漕兵士１．２萬人。至正十六年，置濟寧樞密分院。明代駐濟寧的司運軍事機構為總理河道軍門署，下設道、衛，負責節制南北直隸和河南、山東各道。濟寧駐軍最多時達１．３萬人。除固定的道、衛、署、衙外，還有其他的軍司。永樂十八年（１４２０年），行軍司馬樊敬受命提兵１０萬鎮守濟寧。正德之后，朝廷每年均遣尚書、都御史等大員兼理運河軍事。隆慶四年（１５７０年），朝廷為總河加提督軍事職銜。一時間，濟寧成了朝廷不可一日疏忽的軍事要地。清代，朝廷為河道總督加兵部侍郎、右都御史銜，秩正二品。順治初年，總河楊方興奏請設河標中軍副將署，作為河道總督衙門的直屬機構，也是運河全線的最高司運軍職衙門，駐節濟寧州。河標中軍副將署為總河副職、河標兵丁主帥，從二品，其職責為總理運河營防，催調糧草，護衛漕船，沿河治安等。河標中軍副將署下轄駐守沿運河各城鎮的河標營和衛。 由于朝廷把治運司運的最高行政機關和最高軍事機關設在濟寧，其下屬的各級各類機構自然很多，總督河道衙門僅在濟寧設置的機構就有運河道署、運河同知署、泉河通判署、管河通判署、鉅金嘉管河主簿署等；河標中軍副將署在濟寧設置的軍事機構有運河兵備道署、運河標營署、守備署、衛署等；此外，還有朝廷派駐的巡漕使院、撫按察院、布政司行臺、按察司行臺、治水行臺等機構。再加上省道府州縣的行政機構或由其派駐的機構，元明清三代駐濟寧的各級各類治運司運以及行政監察機構比比皆是，不可勝記。因而，濟寧故有“七十二衙門”之說，這是除北京、天津之外的沿運各城市所無法比擬的。 我們不妨從有限的資料中，再看一下河道總督衙門權力究竟有多大。總督河道衙門為朝廷在六大部外特設的一個部院級的專門治運司運機構，其充任者多為一品或從一品大員，如明代的宋禮就是由工部尚書直接來充任總河的。由此即可看出河道總督衙門所處的地位及其重要性。河道總督衙門坐落在濟寧州衙東，占地５公頃，建筑面積達１．６萬平方米，設有大堂、二堂、三堂，有書院、射圃、演武廳等，其規模宏大，布局嚴謹，氣派威嚴。那么，總督河道衙門的權力究竟有多大呢﹖史載，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年），“遣都御史提督河道，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巡撫皆受節制。”又載，明代駐濟寧的兩個兵備道下設布政司、按察司，各設官一員，敕行事代管河道，所屬府州縣官皆受其節制。由此不難看出，不僅省里的巡撫大人要在總河的節制之下，沿河各州府縣也要在總河下屬的兵備道的節制之下。由此，足見河道總督衙門的權力之甚大，超乎常人所想象。故而，沿運省份的巡撫大人無不對總河崇尚有加，上任須來濟寧拜謁總河，謝任須來濟寧向總河辭別，至于各州府縣官衙無不仿效行事，不敢怠慢。另外，在濟寧市博物館現今仍保存著一門清代的鐵炮，炮筒上赫然鑄有“河道總督署造”，這門鐵炮也是總河權力之甚的有力證據。 由上述可以看出，元明清三朝治運司運的最高行政機關和最高軍事機關設在濟寧，是濟寧作為運河之都的最好標志。濟寧雖然在行政區劃上同其他城市沒有統屬或主從關系，但是，運河之水把濟寧同南北眾多的城鎮連接了起來，是運河總督衙門的駐節，才使得濟寧同沿運城鎮有了統屬或主從關系，沿運各地無不聽命于來自濟寧的指令，無不受制于駐在濟寧的河道總督衙門，使濟寧的地位凸顯，成為京杭運河這塊狹長地帶的大都會。 四、運河之都的風采 全河一統，眾星拱月，濟寧日益彰顯出運河之都照人的風采。 濟寧原為不起眼的濟州，治于巨野。１１５０年巨野水災，遂移濟州于現址。元滅金后，巨野水患頻繁，世祖八年（１２７１年）升濟州為府治，因濟水南會泗、北會汶，州居其中而獲濟水之寧，故名“濟寧府”。此時的濟寧，雖為府治，但名聲平平，一般城鎮而已。 元代至元年間，途經濟寧的京杭大運河全線貫通，為濟寧的崛起帶來生機，平平濟寧由此而逐步走上繁榮昌盛之路。 首先，濟寧因河興商。濟寧“居運道之中”，不僅成為“水陸交匯，南北沖要之區”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帶，同時又成為漕河管理中心和魯西南政治、經濟中心，出現了“官舸商舶鱗集，麻擁于濟城之下”的興旺景象。曾有詩人描述道“日中市貿群物聚，紅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樓歌館相喧闐。”到明代中葉，濟寧就已發展成一個“車馬臨四達之衢，商賈集五都之市”的繁榮商業城市。此時，城區定居之民已不下數萬家，“商賈之踵接而輻輳者亦不下數萬家”。經明至清，濟寧商業已臻鼎盛。州城內外，通衢要道，運河、越河兩岸行棧店鋪林立，各地商賈云集，百業興盛，市場繁榮，年營業額高達白銀億元以上，市場輻射達周圍地區近百縣，成為明清時期全國著名的３３座工商業大城市之一。 次之，濟寧因商興市。商貿業的空前繁榮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使人口與消費俱增，進而促進了城市的發展。明代以前，濟寧地區的人口并不多，晉代的任城國，只有１７００戶；北魏的任城郡，只有８０５０戶、２１７８９人；元代的濟寧路也只有１０５４５戶、８９８１８人。明末，濟寧城區人口已達１０萬人。在歷經明清戰亂和重大自然災害之后，清代在工商業恢復發展和繁榮的基礎上，城區人口又逐漸達到１０多萬人，遠遠超過明代規模。因此，濟寧城區不斷擴大。明末清初，城區街巷９８條，其中，城內４５條，城外５３條。清道光年間，街巷增加到２９０條，其中城內達到１０７條，城外達到１８３條，城區街巷增長近兩倍。鑒此，濟寧之治也在不斷地升格。元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年），濟寧由府升為路（元代沒有省的實際建制，所說的中書省為虛稱，路為基本行政建制，由朝廷直轄。），轄三州十六縣；明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改濟寧路為府”，十八年，“置濟寧州領三縣”；清代沿用明治，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濟寧由府轄州升為省轄直隸州。 第三，濟寧因市而榮。由于商貿業的繁榮和城市的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手工業生產和農業商品化生產的發展，使廣大城鄉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當時，蓬勃興起的手工業近２０個行業。 濟寧的繁榮和興盛，還可以用以下幾組數字來佐證。據《元史·食貨志》載，元文宗（１３２８—１３２９年）時，在中書省（轄今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山西、內蒙和河南的黃河以北地區，稱為“腹里”。）２１路和７個直屬州中，上繳國庫商稅額超過ｌ萬錠銀子的只有晉寧路、嘉定路、濟南路、濟寧路等７路，其中濟寧路的商稅額為１２４０３錠４兩ｌ錢，居第４位。《明史·食貨志·商稅》載：由于國庫虧空，朝廷下令“于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田凡五倍。”這種商賈湊集的大城市共３３個。另據《大明會典·鈔法》載：“（宣德）四年，令順天（北京）、應天（南京）、蘇州、松江、鎮江、淮安、常州、揚州……山東濟南、濟寧、德州、臨清……共三十三府州縣，市鎮店肆門攤稅加五倍，候鈔法通行止”。由此，足見濟寧商貿業的發達繁榮程度及其在全國城市中的位次。 另據有關資料記載，濟寧在明清時期曾是運河全線的７個對外商埠和重要碼頭之一。 濟寧，正是在運河之水的潤育下，在凸顯的政治地位的作用和影響下，人口激增，城市崛起，工商業興盛繁榮，創造了歷史的輝煌，以莫辯的事實展現著運河之都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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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寧地處京杭運河的中段，堪稱全線的“老大難”。其原因：一是濟寧段為運河全線的至高點，城北的南旺號稱運河的“屋脊”，其海拔高度為３９米，比北部的臨清和南部的沛縣高出３０余米，通水十分困難；二是因地勢高亢，水源嚴重不足，逢干旱之年則是有河無水；三是濟寧段處于運河與黃河的交匯處，黃河泛濫，泥沙淤運，兩河一直處在你死我活的糾葛中，其地位之險要。因此，濟寧河段備受歷代王朝的關注，作為治運的重點認真對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