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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四四條85號院門
20世紀30年代的東四牌樓
葉圣陶故居的垂花門
東四六條的崇禮宅
老屋、古槐、京城胡同獨有的安謐祥和——— 北京胡同的名字，各有特色。說大，可以一省一市為名，如山西、蘇州；說小，細微至普通生活用品，從油鹽醬醋衣食住行生活用品，到地形景物府邸建筑人物官銜，無所不有。那縱橫交錯密如蛛網的胡同記錄了時代的變遷，猶如一部包羅萬象的立體百科全書，讀來情趣盎然。 除了“胡同”，還有“街”、“巷”、“道”、“路”、“里”等。其中比較特殊的一類，居然叫“條”。這些“條”，其實原先不少也叫“胡同”，只是后來的人們為了圖省事，索性去了“胡同”二字，“一、二、三、四……”地排了下去。 在這些以“條”命名的胡同中，數量最大的是東四路口東北方向的那些“條”，它們居然從“頭條”一直排到了“十四條”，應算是“條”中的“大家族”了。 ■元大都以街巷為經緯，將京城劃分為50個均等的“坊”，每個坊相當于如今的社區 北京人說話除了兒話音多，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縮略”，像這“東四”，就是“東四牌樓”的“縮略”。 元大都以街巷為經緯，將京城劃分為50個大小均等的“坊”，每個坊相當于如今的社區，包容了若干胡同。到了明朝，京城中心南移，但城中的街巷，仍然沿襲了元朝的格局。牌樓是北京舊城街巷路口重要的標志性建筑，也叫牌坊，簡稱為坊，本來是當作街門用的，后來變成了裝飾性的建筑。所謂“東四牌樓”，意思是“東面的四座牌樓”，與“西四牌樓”———“西面的四座牌樓”遙相對應。當年，東四路口真的有面向四方的四座高大牌樓，有說建于明正統年間，還有說建于永樂年間，牌坊上各有坊額，東面是“履仁”、西面是“行義”，南北皆為“大市街”。 ■現今東四北的幾條胡同，是元朝胡同的規模。清代乾隆年間，此地屬正白旗領地 翁立先生是研究胡同的專家，在他的《北京的胡同》一書中提到：“經實地勘查，現今東四北的幾條胡同，正是元朝胡同的規模。”也就是說，東四路口東北方向這一片以“條”命名的胡同，還保留著它們初始的模樣。 在侯仁之先生擔任主編的《北京歷史地圖集》中，我們可以看到，元朝時期這一帶屬寅賓坊和居仁坊，具體的胡同名稱未曾標注；至明朝萬歷年間，這里屬思誠坊和南居賢坊，已經出現了“東四頭條胡同”至“東四四條胡同”，有資料說，這四條胡同的名稱，在明朝嘉靖年間便已出現；清乾隆年間，此地屬正白旗，自頭條向北一直擴充到十一條。20世紀初的宣統年間，原先的罐兒胡同成了十二條。到了20世紀60年代，北面的汪家胡同、船板胡同也被“收編”，成為東四十三條和十四條。 在這十四條胡同里，變化最大的應當是東四十條。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這條原本十分普通的小胡同，越拓越寬，如今已經成為平安大道的組成部分，從而把東四的“條”分割為南北兩片。我們不妨借此機會把視線集中在東四十條南面的那九條胡同，可以看得更仔細些。 ■明朝時，東四頭條是一個拐彎的胡同 這九條胡同里的“老大”，自然是東四頭條。它不僅是這些胡同中最短的一條，同時還是一個死胡同。 看看早先的地圖，明朝時，東四頭條是一個拐彎的胡同。那時它比二條還長出一段，由西向東，在延福宮東側轉向南行。至于它為何半截拐彎，則不知究竟──胡同東面是一片空白區域，使頭條無法向東延伸。 這一片“空白區域”，在清朝雍正年間是第二代怡親王弘曉的府邸，歷經數代，至同治年間成為孚郡王的府邸──孚王府。這位孚郡王是道光皇帝的第九個兒子，所以孚王府也叫“九爺府”。九爺一生碌碌無為，這府邸卻規模宏大。據說它的總體布局完全符合《大清會典》中對王府形制的具體規定，是清代王府的典型建筑。 20世紀60年代，在孚王府的西面新建了外交部大樓，東四頭條不僅被截去了一大段，還從此變成了死胡同。 由于孚王府的存在，二條同樣是個半截胡同，不得不中途掉頭向北，插入三條中段去了。 從三條至九條，都是東西貫穿的完整胡同了。但其間地形仍有變化。像五條就中間拐了幾道彎，還帶出鐵營南巷等胡同。 實地走走便可發現，除了鐵營南巷，在頭條至九條之間，還有不少小胡同忽隱忽現，使東西走向的主干胡同得以橫向貫通，形成有機的聯系。這些小胡同的名字既表現出某些地形特點，也留有不少歷史演變的痕跡。如月牙胡同，確是那樣小巧的一彎；板橋胡同、石橋胡同、流水巷，說明這里曾有溝渠，但實際情況不似胡同名稱這般富有詩意──早先沒有地下管道，雨水、污水只能由明溝排泄，由此而相應產生了這么多與水有關的胡同名字。如今市政設施大為改善，明溝早已消失不見了。 ■各有特色的豪宅名府 東四地區歷史悠久，舊時這一帶豪宅名府甚多。由四條東口進去不遠，路北有所宅院，臺階很高，顯得特殊。這宅子與1號、3號原本屬于一家，主人為清朝同治年間當過禮部侍郎的綿宜。這位綿宜，是道光皇帝的本家，屬皇室宗親，因此他的住宅，被百姓稱為“皇帝的叔叔家”。別看這宅子的院門不算大，里面卻有三層院落，格局十分規整，據說正房內部的裝修，全是清朝時期的舊物，實屬難得。 與綿宜宅相比，六條的崇禮宅更具盛名，是唯一被列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私人住宅。崇禮是晚清大臣，光緒年間曾任文淵閣大學士。其實他本人是個碌碌無為的庸才，之所以官運亨通，全在于女兒嫁了個富貴女婿，即光緒皇帝的弟弟。崇禮陡然成了皇親，身價大增，這宅子蓋得自然非同一般。 如今六條的63號和65號均屬崇禮宅，全院面積闊達一萬平方米。東西都是一個四進的大四合院，后門直通東四七條；中部為花園，有假山、亭閣、月牙河等。20世紀30年代，宋哲元部下的劉汝明購得這處宅院，在重新修葺的時候，意外掘出大批金銀珠寶，其價值遠遠超出購房的支出。有了這筆飛來橫財，修宅的華麗程度更不尋常。所以，據說日寇發動侵華戰爭占領北平以后，岡村寧次便把這里占為自己的住宅。 距崇禮住宅東面不遠，如今是128中學，曾有過一座名府，即北洋軍閥徐世昌的住宅。徐世昌在清末曾任郵傳部尚書直至內閣協理大臣，于1909年住進此宅。這是一個很大的院落，原先大門在流水巷，據說護衛森嚴，要通過空中的過街樓，才能進入院內。1922年，徐世昌由段祺瑞的“安福國會”選為大總統，4年后下野寓居天津。 抗日戰爭期間，日寇多次上門，威脅利誘，想讓徐世昌出任偽職，均被拒絕。后來，他索性閉門謝客，直至1939年病逝。徐世昌在東四六條居住的那十幾年，正是中國經歷重大變革和劇烈動蕩的歷史時期，他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也可算是很值得探究的著名人物了。 ■老胡同里的名人蹤跡 說到名人，先說說曾在六條55號住過的沙千里。 沙千里幼時家境貧寒，小學還未畢業，就去一家棉布批發字號當學徒。他利用業余時間刻苦學習，考入上海法政大學，后轉到上海法科大學，于1929年在該校法律系畢業。很快便成為一個頗有聲譽的律師。 1936年11月，由于積極宣傳抗日主張，救國會領導人沈均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史良、王造時、沙千里7人，被國民黨政府秘密逮捕。當時，他們被國人尊稱為“七君子”。“七君子”被捕后，全國各界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營救活動，宋慶齡甚至以“國母”身份要求與“七君子”一同坐牢。數日后，發生“七七事變”，抗日的呼聲響遍全中國，1937年7月31日，法庭只得匆匆“判決”，將“七君子”具保釋放。 抗日戰爭中，沙千里積極從事救亡運動，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了便于工作，他的政治身份，一直到42年后的1980年才予以公開。新中國成立后，沙千里擔任過許多重要職務，1982年因病逝世。 沙千里故居是一所有三進院子的建筑。民國時期，這所宅院曾經是一位稅務局長的住所，因此在大門外添加了一道推拉鐵柵門，以加強安全保障。現在院子的外觀，沒有什么大的變化，甚至門口依然保留著一道鐵柵，只是不知是否還是原來的那道門了。 ■在東四地區居住時間最長的名人，大約要算著名作家、教育家葉圣陶 用葉圣陶自己的話說，他一輩子只從事過三種職業：一是教員，一是編輯，還有一個是“寫寫文章的人”。然而，將這三種“職業”集于一身并又均能有所建樹的人，卻并不多見。 說起當教員，葉圣陶曾教過小學、中學、大學，還教過“幼稚班”，也許正因為有這種閱歷，他才能寫出那么多可愛的童話。而他當編輯的時間，比當教員要長得多。從1923年進商務印書館、后來編《小說月報》、再入開明書店，直到解放后任出版社社長，可以說是編了一輩子書。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葉圣陶就住進東四八條71號院。該院共三進院落，院內遍植花草，尤其是那幾株海棠樹，春季繁花似錦。1987年，87歲的冰心前來探望93高齡的葉圣陶，在海棠花下，冰心靠近他的耳朵，叮囑他要多保重身體，有人及時用照相機拍下了這難得的動人場面。第二年，葉圣陶逝世。 ■東四八條111號：朱啟鈐的故宅，章含之小時候住過的地方 老胡同最誘人的地方，是它所隱含著的無數老故事。東四八條111號，是藏在胡同深處的一所老宅院，只有拐進一個小夾道，才能看到它那簡陋的大門。自門內的影壁前東轉，則是一座精美的院門，那里曾是朱啟鈐的居所。 朱啟鈐在民國初期的北洋政府中當過五任交通總長、三任內務總長，還當過一任代理國務總理。他曾主持正陽門及北京城區改造、修繕開放中央公園（即現在的中山公園）、籌建故宮博物院、開發北戴河海濱等，后退出政界，開始從事對中國古建筑的研究，并成立中國營造學社，自任社長。中國營造學社是中國最早研究建筑的學術團體，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曾經在該社擔任研究員。 新中國成立前夕，寓居上海的朱啟鈐接受周恩來的邀請回到北京，住在東四八條的住宅中。 不久后，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釗的家眷自上海遷往北京，暫時沒有住處，便借居在老友朱啟鈐家里。1959年周恩來總理前往探望章士釗時，發現他們住得比較擁擠，連廚房都是與朱家合用一個，小女兒章含之甚至住在過道里。周總理感慨地說：“解放10年了你還住在朋友家里，怎么從來不告訴我們為你找幢房子？！我太疏忽了，沒有想到，對不起朋友啊！”不久，章士釗被安排遷至史家胡同51號院居住。這是一段感人的佳話。 東四牌樓早在1954年已被拆除。這些年，北京的胡同消失得太多了，十分令人惋惜。像東四這些“條”，還完整地保留著舊時的風貌，真是極為難得。 如今，風行一時的“京城胡同游”，僅局限于什剎海一帶，其實，東四地區的“條”更有古城風采。老胡同堪稱濃縮的古建博物館，像典型的王府大門、廣亮大門、金柱大門、如意門等等，在這里應有盡有；還有各式影壁、精美的磚雕、奇巧的門礅、古樸的門聯……，實在是美不勝收。此外，那些建于民國初年，直至20世紀后期的建筑，雖說與老胡同的風格不甚協調，但畢竟是各個不同時期的產物，也應屬于歷史長鏈中的一環。這些老屋舊墻、古槐濃蔭以及世代生活在這里的百姓，共同營造了一種京城胡同獨有的安謐祥和的氛圍，讓人不能不由衷地感嘆：這里才是真正的老北京！ “條”北京胡同名稱中的特殊一類 “胡同”是北京城市建筑格局的一大特色。到北京而沒逛過胡同，應算是很大的遺憾。 北京有句老話：“有名的胡同三百六，無名的胡同似牛毛。”七百多年前，元大都建成，據說那時已經有四百多條街巷胡同。經過明清兩朝，發展到兩千多條；到20世紀80年代，經專家細細統計，已經超過了六千條。 當年元大都的規劃，有十分嚴謹的思路，城內街巷縱橫交織有如棋盤，大街小巷的規格也有統一的標準，那就是：大街寬24步、小街寬12步、胡同寬6步。當時的1步合5尺，相當現在的1.5米多一點。由此可知，大街寬約37米、小街寬約近19米、胡同應為9米多一點。 當然，這么多的街巷，名字未必都叫“胡同”。除了“胡同”，還有“街”、“巷”、“道”、“路”、“里”等等。其中比較特殊的一類，居然叫“條”。比如南城東面，有草場頭條至十條；南城西面，有棉花頭條至九條；頗具名氣的，有大柵欄商業區的廊坊頭條、二條……這些“條”，其實原先不少也叫“胡同”，只是后來的人們為了圖省事，索性去了“胡同”二字，“一、二、三、四……”地排了下去。如此變革，看上去似乎挺規矩了，卻喪失了原有的特點及個性，顯得索然無趣了許多。 數百年的變遷，北京的街巷格局多有改觀，如果僅以名稱來判斷其大小寬窄，往往會犯錯誤的。比如長安街既寬又大，堪稱“神州第一街”，早已遠遠超出普通“街”的概念。 本期悠客出場：作家陳光中#$#$1949年生于大連，1966年隨父母遷京，后到陜北插隊。當過養路工，上過大學，作過蒸汽機車技術員、計算機維修工程師。寫過一本《計算機維護七日通》，似乎注定是塊搞技術的料，卻在不惑之年改行當了文字編輯。喜文字，好攝影，偶習繪畫。寫過《風景──京城名人故居與軼事》1~8冊，還有剛出版的長篇傳記《侯仁之》。現為北京作家協會會員，北京博物館學會會員，北京市文物保護協會會員。 漂泊十數年，最終回到北京。雖然此前只在這座城市呆過短短三年，卻已認同為故鄉。記得剛回來的那些天，常在傍晚下班后佇立街頭，看著那馬路上閃爍著各色燈光似航船般往來穿梭的車輛，眼中總有熱淚涌出。那種回家的感覺，無法言傳。閑暇時，最大的愛好就是騎上一輛破車，走街串巷鉆胡同，想把這京城看個遍。最傷心的是這些年拆得太狠，老城風韻多有不存。于是趕緊寫：把自己看到的、想到的寫下來，以示今人、以留后人。名人故居是我最先找到的寫作切入點。本版誠征京城“悠客”這是一個匆忙的時代，每個人都在主動或被動地與時間賽跑，而我們想要找的“悠客”是能以“悠閑”的心情，沒事愛在城市里“轉悠”的人，東瞧瞧西問問，幫我們匆忙的讀者在這個城市里發現與地理有關的故事，別“白瞎”了您那些傳奇的老故事，本版誠懇地邀請您出場，為讀者講一段最精彩的，有叫好聲等著您吶！也歡迎讀者提供各種與北京地理有關的人和事及線索。聯系方法：E-mail:xieyc@ynet.com。中國規劃網北京12月6日電 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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