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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Friedmann教授訪談
當然和25年前相比，中國社會的發展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但是這種城市的快速變動會極大地傷害社區的穩定發展。從長遠來看，這些問題并沒有一個簡單解決方案，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問題更涉及到國家層面政策的制定。就如同我早上在上海市規劃局所談到的危地馬拉的案例中所說的，社區工作者是怎樣和整個規劃系統相合作的。在這個案例中，有兩名市民代表直接來自于社區內部，對青少年的教育問題，對健康保健設施的問題，對住房的問題等涉及居民基本權利的議題都更有發言權。實際上，對于新社區中的上海本地居民而言，他們有自己原來的住家社區(home community)，但是因為種種原因他們原來的社區被打散了，他們不得不和新的鄰居合作而重構新的社區關系。
我想中國目前有關社區建設的政策是一個為中央政府所推進的國家政策，但就社區發展的具體現實而言，上海的模范社區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意義。上海是一個經濟實力雄厚的大城市，而即使是在這樣的一個大城市里，社區的建設也不應該是統一格式的，不僅僅是圍繞著“行政事務受理中心”、“文化活動中心”和“衛生服務中心”這二個社區中心的設立而展開的。每個社區的建設對我來說都是一個研究的過程，社區中心的設立是否滿足了當地居民的實際需求？是否解決了居民所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以我們所參觀的“華陽社區文化中心”做為例子，那里的設施相當豪華。而這些設施的建設都需要錢，這就涉及到一個資金使用優先權的問題。這些資金如何能夠被最有效地利用？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通過研究而得到，必須深入社區、必須會見當地的居民，必須和他們交談，必須傾聽他們的意見，從而來發現什么是他們最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也許這些資金可以更有效地用在完全不同的途徑上。
這也是我一直所說的，規劃必須響應(responsible)實際行動的需要(actionneeds)。我也沒有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只有在把城市分解成不同的社區而加以分析研究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夠將這個城市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對上海這么一個幾乎擁有加拿大同等人口數量的城市而言，我今天無法就其社區的建設給出一個解決問題的答案。我既沒有一個解決加拿大問題的簡單答案，也沒有一個解決上海問題的簡單答案。不過這并不影響中國從國外借鑒一些成功的機制和做法。雖然這些做法不能夠完全一成不變地搬到中國來，但是至少部分可以得到嘗試。比如溫哥華最大的“低陸平原聯合基金(United Way of the Lower Mainland)，它是一個以社區為基礎的組織，從個人、公司和團體的捐贈中獲得資金，然后將這些資金用在最有需要的社區的最優先急需解決的問題上。也許中國也能夠嘗試成立類似的中國式的“United Way”來實施一些社區項目。當然這僅僅是一個建議，我并不知道這是否能夠行得通。
是的，我確信中國會有著不同于其它國家的社區規劃方法和形式。正如我這次在上海社區參觀訪問中所了解的，在規劃的編制過程中，邀請居民委員會的代表參加就是一種中國式的公共參與方式。也許這種方式的參與人士的覆蓋面不夠廣泛，但這總比沒有好。居民委員會已經存在多年，熟知當地的情況，而且作為政權組織的基本單位，他們所選派出的代表也是政府能夠接受的。由于居民委員會是一直和基層民眾打交道的，他們對于轄區內的實際情況和群眾的基本要求都有比較深刻和直接的了解。這雖然不是公共參與的唯一形式，但卻是一種有效的方式。但我認為一種對參與成員不設門檻限制的，可以對規劃做出重要決定的“規劃委員會”也是，一種切實可行的方式。這個委員會里包含了各種成分的人員，其來自于社區的居民、大學的老師、商人、公務員、專家等，他們可以就規劃的內容、程序等進行沒有前提假設的討論并做出最后決定。在這種過程中規劃人員扮演的更多的是服務的角色而不是指導的角色。這也是公共參與的一種方式。
公共參與的方式多種多樣，每個地方都應該找到最適合自己實際情況的方式。但我反對那種將公眾排除在規劃過程之外，僅僅是在規劃成果初步完成以后才進行的公共意見咨詢。比如在總體規劃編制完成以后，公開展示2—3周，邀請公眾就其中的錯誤、不足等提出意見。這實際上是一種事后的行為，公眾并不能夠了解這個規劃是如何形成的。而且由于一般公眾的知識所限，他們并不能夠完全理解總體規劃圖中所描述的內容；即使他們能夠提出不同的意見，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由于規劃編制的復雜性和系統性，為了避免“牽一發而動全身”，很難對已成形的規劃成果做出根本性修改。所以我不認為這種規劃成果的展示和意見征詢是一種有效的公共參與。
真正有效的公共參與強調的是過程的參與，公共參與應該是融合到規劃編制的每個過程之中。這種過程的參與才能夠保證相應規劃的制定是貼切反映實際情況的。公眾積極參與規劃的前提就是相信他們的意見能夠得到尊重并反映在規劃之中，如果他們的參與并不能夠改變什么，而僅僅是作為一種形式意義上的象征，我想他們對于“公共參與”是不會有任何興趣的。
我們可以說中國的規劃學科仍然在建設之中。但是，這里我更想說的是規劃的教育問題，規劃的教育是中國自己規劃理論發展的基礎。說到中國的城市規劃教育，我知道這里的城市規劃學生所獲得的學位是工學學位。也許我可以認為這里有兩種觀點，一種是認為規劃是隸屬于工程學科的；一種是規劃是類似于工程學科的，就像土木工程、機械工程和航空工程，它們之間有著很大的差別，但都同屬于工程學科。它們都是和材料、和物質世界打交道的，都是為了建造某一樣東西。同時了程學科本身的發展又依賴著化學、物理等相關學科的發展。規劃本身類似于工程學科，在本學科內部有著大量獨立于其它學科的研究的同時，其大量的知識又來自于其它領域。同時，在規劃學科內部還有著許多的次一級學科，而且還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之中。比如交通規劃，同時存在于交通工程和規劃兩個學科之中，但卻側重于不同的方面。類似的還有住房規劃，既可以是房地產專業的一部分，也同時包含了大量的規劃議題。還有環境規劃、社會規劃、區域規劃、甚至于最新的健康規劃等。
對于中國城市規劃學科的發展方向，我建議中國的規劃教育要和這些規劃相關的次一級學科展開合作。我知道這是相當困難的，你們需要調整大量的課程設置。比如在你們5年的本科教學中，除了基礎教育課程以外，還需要有大量的技能教育課程，比如CIS、統計分析、城市歷史、城市設計等。此后學生能夠將自己的興趣集中在某一個方面，在研究生階段的學習中作更深人的研究。在美國，就碩士課程而言，對于那些有規劃本科教育背景的人來說，也許一年到18個月就足夠了，但是對于那些沒有規劃本科教育背景的人而言，3年是不可少的。反過來我們可以看一下美國的法律學校的情況。在美國，法律專業是沒有本科學位的，是直接從碩士學位開始的，如果你要攻讀法律學位首先就需要獲得一個其它學科的學士學位，然后是三年的碩士課程學習。而對于地理學的碩士而言，如果你具有地理學的本科學位，你碩士課程的學習時間只需要1年。相對于法律專業的博雜，這是一種培養專家的方法。
現實的規劃教育中，學校和學生都必須做出選擇，哪一個領域是其希望有所發展的。正由于規劃面對的是復雜的現實世界，它不但涉及到許多其它相關領域的學科，而且本身也還在不斷的發展完善之中。正因如此，中國的規劃院校必須根據其學生培養的方向考慮規劃專業所設置的課程，哪些知識是現實社會中的規劃從業人員必須知道的，而學校的課程也會隨著學科的發展得到不斷的調整。這就是我的觀點。
我認為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這個問題。首先，我要說的是規劃是一種政治活動，規劃編制單位的領導對規劃有著很大的影響，如果規劃編制單位的領導是一個好的政治家，善于和官僚機構打交道，他能夠將好的規劃理念推進向前；如果規劃編制單位的領導是一個平庸之輩、一個隨大流的官僚，他對規劃起不到任何積極作用(也許僅僅是跟著領導的意圖走)。因此，在更多的情況下，我們應該關注的是政治過程中的現實，尤其是在官僚體制內部本身的問題。而且在一個民主社會里面，規劃所面臨的政治過程現實更為復雜。這是問題的第一個方面。如果一個市長是思想開放、易于接受新鮮思想的政治家，他能夠和好的規劃師相合作，能夠和好的管理人員相合作的話，很多事情就相對容易做成。如果一個市長是平庸之輩，僅僅是樂于“傾聽”意見，或者規劃部門的負責人不能夠很好的了解政治實情，那就什么也不會發生，或者把問題搞得更糟糕。我想這實際上是一個關于人、關系、過程，尤其是政治過程的問題。
另一個方面的問題也就是你所提到的道德力量或者說是規劃道德，我認為我們應該建立(適當的)規劃道德標準。這不僅僅是誠實的問題，而且我還認為規劃師應該自動成為那些社會中極少有機會在政治場合發表意見的少數群體和弱勢群體的代言人。對于那些沒有機會或者很少有機會公開發表意見的少數群體，規劃師理所當然的應該是他們的代言人，否則誰來為他們說話？這也是我經常問規劃師的一個基本問題，這關系到社會平等的問題、民眾基本權利的問題、人的社會地位的問題，以及其他許多重要的問題。在美國，在規劃界，“規劃師是代表誰的利益？”如同哲學領域中“我是誰？”一樣，是一個最基本的、一直被大家所討論的問題。基于這個命題的討論以至形成了漸進規劃(progressive planning)組織(可參見其網站：http：／／www.plannersnetwork.org)。這是一個相當松散的規劃組織，沒有正式的會員，但他們有自己的時事通訊，并與其它的規劃組織保持著良好的交往。但是正是這樣一個松散的組織或聯盟，其在社會正義、社會公正等議題上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不知道，這個問題我還真不知道怎么回答。當我在UCLA(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書的時候，由于我們規劃系和建筑系在同一棟大樓里面，大部分(不是全部)的規劃系老師和建筑系老師都有一些接觸。在我的印象中，建筑師們總是關注于那些精彩的設計，或者是有著精彩理念的設計。最初的時候還有一些社會建筑師(social architecture)，他們比較關心社會議題。但是規劃師們好像普遍對建筑專業的事情不太感興趣。總體感覺建筑和規劃是兩種文化，是兩種不同體系的文化。比如建筑系的學生總是喜歡晚上做事情，尤其是喜歡把學期作業放到最后才去做，喜歡一邊畫圖一邊大聲放著音樂，喜歡動手做些模型。而規劃系的學生總是喜歡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靜靜的在那里寫學期論文。規劃系的師生有時很難理解建筑系的設計理念，總認為建筑師是一群創造性的天才，而對規劃專業所關注的社會議題并不是太關心。我想這也許就是最初的規劃啟蒙教育造就成了兩個專業的“溝通不暢”。現在，在UBC(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也仍然是這個樣子，我們(社區和區域規劃學院)和建筑系幾乎沒有聯系。而規劃專業和景觀建筑學專業之間的關系就比較容易處理。很多的景觀建筑師研究的重點并不僅僅是園林設計，而是區域規劃的議題，是區域尺度的景觀，是城市公園等內容。在美國，實際上的學科等級劃分是建筑學位置最高，景觀建筑學稍低，而城市設計仍然在努力尋找一個合適自己的位置。在大學這個層面，你既可以在建筑學院找到城市設計專業，也能夠在規劃學院找到城市設計專業。在我個人的分類里，我認為城市設計就是從屬于城市規劃的。在城市設計尋找自己位置的過程中，它往往發現通過規劃的途徑更能夠使城市設計的內容得以實現。當然也許在中國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另外一回事，在這里建筑學的勢力非常強大，城市規劃似乎是從屬于建筑學的，我所知道的只是美國和加拿大的情況。
這是一個幾乎無法回答的問題。是的，全球化使得不同的城市越來越相像，尤其是那些大城市，比如上海。但是人們并不會把上海與其他的國際性城市相混淆。即使是初來上海，不要一天的時間，人們就能夠發現其與巴黎、倫敦和紐約的不同。上海就是上海。就是在浦東這樣一個新近規劃和建設出來的地方，人們也不會把它和東京、香港搞混掉。我想我們這里實際上在談論的是混合城市(blending city)，一個我很不喜歡的概念。這個概念實際上是部分從城市營銷(city marketing)中引用出來的。它經常認為城市是一種產品，要向全世界來宣傳，就如同古龍水和牙膏的廣告一樣。但城市絕對不是牙膏，這就是我的答案。混合城市絕對是一個很愚蠢的概念。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如何在城市中制造適于居住和生活的空間。形成一個適于居住和生活的城市、一個貼近日常生活的城市，是創造一個城市可識別性的根本途徑。這里面又涉及到城市的尺度概念。就像我平常所喜歡說的小空間城市(city of small space)的概念。如果讓我來組織同濟規劃設計研究院科研部的工作，我就會關注城市中小尺度空間的研究，尋找一個在鄰里空間中充分安排日常居住生活要素的成功案例，然后推廣它。這是值得研究的事情，就像為大家所經常討論的北京的胡同。也許我們沒有辦法保留北京所有的胡同，但是它的確是值得我們研究的東西。胡同這種小城市空間的確在城市市民生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為居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個熟悉的、舒適的、可以盡情享有室內室外活動的城市空間。與這種小城市空間相關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城市中各種各樣的遺產。這些遺產是城市的標志，是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保留了城市對歷史的記憶，它將城市的歷史和未來相聯系起來。
我對設計的東西不是很在行，并且對中國的這些大型項目并不是很熟悉。我想就我在上海所看到的來談些感想。浦東可能是上海最大的一個開發項目。個人而言，我認為浦東的規劃設計并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至少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它不符合社會學的可持續發展的意義。我不認為浦東這個到處充滿高樓的地方是一個社會學意義上可持續發展的城市。也許我的認識不夠全面，還可以討論。但是浦東的尺度實在是太大了，點到點之間(尤其是世紀大道兩側)的距離實在是太遠了，使得你不得不依靠汽車來解決基本的交通問題。汽車，尤其是私人汽車不是中國解決交通問題的方法，即使這種汽車是混合動力的，即使以后可以通過技術的發展來減少污染物的排放，但是私人汽車仍然是一種極大的浪費，人們通常對私人汽車的使用率也就是每天1-2個小時。這短短的使用時間卻要消耗大量的資源。我并不是反對擁有汽車，我自己也喜歡開車，但是問題的關鍵是你必須要能夠給市民提供選擇性，對城市的設計必須考慮到公交系統的需求，必須考慮到自行車的需求，必須考慮到人步行的需求。而且這些高層建筑還需要大量的能源來維持其通風、維持其內部溫度、維持其設備的正常運行，同時這些高層建筑還造成城市空間缺乏人性化的尺度，缺乏生態的平衡。我并不是要批評浦東，但我的感受也是對你的問題的一個回答。
相比之下，政府喜歡巨型項目(mega proect)，尤其是工程師們更是喜歡巨型項目，因為工程師們在巨型項目中可以操控一切，而且由于可以不用和人打交道，使得建造工作相對簡單。也許在工程項目中，和人打交道是最為困難的一件事情，因為人有來自于社會各個角落的各種不同的需求，他們總是會制造出各種各樣的“麻煩”。如果沒有“人為制造的麻煩”，任何工程項目和建筑都可以做到完美無缺。然而實際生活卻是相當復雜的，會有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人為困難”。我并不是否定巨型工程，尤其是對上海這種高速發展成為國際性的大城市，海港等巨型工程項目的確是需要的。從這一點上說，我并不是巨型項目的反對者。另一方面，像位于上海東南角的，以滴水湖為標志的臨港新城也是一個巨型項目，一個由建筑師設計出來的“任性”的巨型項目。所以那里才會有一個直徑3km的圓形水面，才會有圍繞著水面一圈而建的高層建筑，才會有高層建筑之后見不到水面的多層建筑。這是一種任意的、武斷的建筑師對城市的理解，城市的規劃不應該是這樣做的。我認為從規劃圖紙上重新建造起一個全新的城市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也許他們的確應該將臨港新城和港口的建設相有機聯系，應該是面對大海的。新城的規劃設計更應該和城市生活相和諧結合，和真正的社會生活相和諧結合，而不是一種嚴格統一的結構或者是一種武斷、任意的建筑設計。當我們去參觀的時候，所有的西方學者都為這個直徑3km的圓形水面所震驚，都認為這是一個有趣的景觀，也許這又是一個浦東。為什么規劃設計的團隊中不能夠包含有社會學的專家？在規劃的時候我們需要對那些將花上百萬人民幣購買面對這個巨大圓形水面的住宅的居民的心理需求、社會需求有所了解，這完全是在那些武斷的建筑師們知識領域之外的事情。規劃團隊中應該有專家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理解城市是如何工作的，城市是如何被創造的。我們不能夠僅僅是做一種簡單的規劃設計，僅僅是簡單的將土地平整，而沒有考慮到人、沒有考慮到動物、建造一個毫無生氣的，沒有人愿意居住的城市。這也許是我對巨型項目的一種批判。相比較巨型項目而言，我更推崇的是發展更多一些小規模的項目、更多一些以社會發展過程為導向的、更多一些尺度宜人的、更多一些環境上可持續發展的、更多一些社會學上可持續發展的小規模項目。
在訪談中，教授給我們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始終強調“因地制宜，實事求是”的理論原則。無論是在對中國城市規劃理論發展的討論中，還是在中國社區規劃發展的建議中，教授始終強調的是中國規劃的發展始終是應該由中國的規劃師們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而構建和發展的，沒有必要照搬任何一個國外的體系。中國的規劃師們應該有自己的規劃哲學思想，應該正視自己所處的中國特色的規劃文化背景。回想到2006年的第三屆“中國城市規劃學科發展論壇”和“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年會”上的討論，不少的國內規劃師們對中國當前規劃理論的發展都相當迷惘，以前計劃經濟時代的東西是過時了，但是西方的很多理論、經驗到了中國也未必好用；中國的規劃到底該往哪個方向發展，一直都是大家談論的比較多的問題。現在想想，也許是因為我們平時的討論過于集中在技術應用的層面，過于強調“好用不好用”的問題，而忽略了對規劃本身的哲學性思考，忽略了很多方法論層面上問題的思考。
城市規劃在中國的定義是什么？城市規劃在中國的功能是什么？城市規劃的對象是什么？中國自己的城市規劃理論體系框架、內涵和方向是什么？也許這些問題都是我們這些規劃師平時就應該多想想的問題。
作者：周珂 王雅娟來源：《城市規劃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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