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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讓城市更美好

時間:2013-04-27 16:00來源:中國規劃網 作者:為之

 

  千人千面,但是,人體和基因構成大同小異。城市也有獨特魅力——透過表象卻有驚人的相似處。不管規模大小,世界各地人口平均增長率相同。規模是相鄰城市兩倍的城市其富裕程度有可能高出15%。每個地方綠地和建筑區的混搭比率常不相上下。
  類似發現反應出城市研究的近期變化。更精良的科技已將城市轉換成驗證已知規律并揭示出顯著新發展模式的海量數據。這將有可能轉變人們對城市的看法、改變城市建設和管理的方法。包括對城市擴張的努力,例如,對風靡一時的城市規劃范式的熱盼可能會大失所望。城市的運營可能與集科技與業績為一體的F1(Formula 1)賽車相當一致。
  早在20世紀40年代,美國的研究員喬治•齊普夫(George Zipf)注意到城市人口與其在國家的規模排名成反比。他提出的法則主張最大的城市總是第二大城市規模的兩倍,是第三大城市的三倍,如此類推。自此,其他規律也層出不窮。大城市在成長過程中不斷分散化,在城市中心外圍創造出更多工作。在所有工業化國家,距離城市越遠,人口密度也相應緩慢減少。(除了特例莫斯科,與此規律背道而馳)
  以前常缺乏準確反映城市的數據從而限制了此類研究。現在,數據比比皆是。聯合國(United Nations)和其他組織免費提供大部分統計數據。城市間甚至國家之間的數據更具有可比性。最重要的是,運輸和電信網及社交媒體正催生出新數據作為免費獲取的副產品。
  這引發了對城市的新一輪研究。例如,均來自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的杰弗里•韋斯特(Geoffrey West)和路易斯•貝當古(Luis Bettencourt)發現城市規模與生物體的成長如同一轍。粗略地說,正如大象是更大型且更高效的猩猩版本,大城市就是小城市茁壯發展的版本。規模是其它城市兩倍大的大都市 ,分攤到每個居民上的電纜長度、加油站數量和其他一些基礎設備約少15%。然而龐然大物般的城市并不能實現日益增加的規模報酬收益。當城市規模番翻時,其收入、專利、儲蓄和其它財富標志約上升15%。簡言之,都市人消費更少卻產出更多。
  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的城市規劃專家什洛莫•安吉爾(Shlomo Angel)收集了數百個城市的歷史和人口普查資料,將數以千計的地圖轉化成數字形式并用電腦計算了衛星照片中數以百萬計的像素。從1990年至2000年,他及其團隊所研究的120個城市的所占面積的平均增速是人口增速的兩倍。他說,這些比率,是一成不變的。這意味著城市用地總量只會在19年后番翻,而城市人口將在43年后番倍。
  位于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感知城市實驗室(SENSEable City Lab)的負責人卡洛•拉蒂(Carlo Ratti)是率先遴選電信網絡所產生數據的人之一。其目標之一是發現一個國家的內部邊界是如何體現出人際關系的。在英國,英國人和蘇格蘭人至少在固話上,幾乎無話可說;英國高科技大本營倫敦西部是一個正在發展壯大的新區。美國的州如喬治亞州(Georgia)和阿拉巴馬州(Alabama)相依相存,而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卻出現“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葡萄牙(Portugal),一旦某個城市規模是另一城市兩倍,該城市每人擁有的手機數量多出12%。這加強了城市理論家如已故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由來已久的觀點:城市促進思想交流。
  另一個研究倫敦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高級空間分析中心(Centre for Advanced Spatial Analysis)使用的數據來自倫敦地鐵牡蠣卡(oyster cards)和推特信息。牡蠣卡用于支付公共交通費用。地鐵出行模式有規律可循:進入某一站點的系統常意味著離開另一個特定的站點。推特信息將城市結構和活躍性顯露無遺。倫敦有一個地鐵中轉站,在皮卡迪利廣場(Piccadilly Circus)附近;紐約有幾個中心,包括時代廣場(Times Square)附近、市政廳(City Hall)附近和布魯克林(Brooklyn)里面。推文與植被之間成反比關系,在中央公園尤其突出。
  有些實地情況與此類研究自相矛盾。城市規劃的從業人員并不太清楚應如何應用這些研究結果——尤其是韋斯特先生所發現的規律。其他人擔心,城市研究有可能,就像其他領域的研究,本末倒置,優先考慮數據統計工作,而非其他重要問題。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城市研究中心的菲利普•路德(Philipp Rode)認為,“衛星圖像上的一個綠色象素并未表明這是公園還是私家花園。”
  海量的城市數據仍然有可能產生強大沖擊。有些學者,如CASA的主任邁克爾•巴蒂(Michael Batty)看到了將這些模式與規律綜合成為“城市科學”,就像物理學或生物學一樣真實的前景。這將是今年6月在圣菲研究所召開的會議主題。
  城市規劃師也有可能不得不重新考慮自己的工作。如果城市確實有組織地沿著特定的線路發展,若反其道而行之則徒勞無功。規劃師與其設法限制經濟增長,不如“留有余地”安吉爾先生說:在規劃城市用地需求時應做到實事求是;在對大都市設置限定要求時應寬宏大量;對一些空地進行保護,并提供四通八達的道路干線。這差不多是紐約在18世紀早期的做法。這也是一些中國城市現正在做的事。
  然而,城市數據最直接影響到的將是對城市的管理。在新加坡(Singapore)的第二個研究室中,沙蒂先生及其同事正在開發將城市轉換成他所稱的“實時控制系統”軟件。這些軟件合并各種數據更新,包括提供出租車地點和下雨區域。新加坡大雨常從天而降,令人措手不及。該軟件因更好地調節出租車的供給和需求,尤其在下雨之際,使這個城市國家的運輸系統受益匪淺顯.
  這些范例提出一個問題:數據如何改變城市?要想有所啟發,可觀摩一下賽車是如何脫胎換骨的。在過去一到比賽前,機械師負責做所有的微調工作。現在他們坐在大屏幕前,檢查所有附著在汽車上的數百個傳感器傳輸的數據——且進行實時調整。有一天,市政廳有可能布滿各種屏幕,場景就像F1賽車一樣。

  (責任編輯:白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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