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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法國文化部“法蘭西共和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獲得者，曾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保護委員會頒發的2003年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杰出成就獎，是中國建筑和建筑教育界獲此個人殊榮的第一人，被譽為“都市文脈的守護者”、“歷史文化名城的‘衛士’”、“古城的守望者”。他主持的周莊、同里、甪直、烏鎮、西塘、南潯古鎮保護規劃，被稱作“是一塊里程碑”。其中被廣為流傳的“刀下留城救平遙”更是被傳為佳話。
阮儀三原籍揚州，是清代著名經學家、教育家阮元的后代，對揚州歷史文化遺產懷有深厚感情。自1972年師從著名的中國同濟大學教授、城市規劃專業的創始人金世昌教授以來，他先后幾十次來到揚州進行考察調研，對揚州歷史文化遺產了如指掌。他不無自豪地說：“我投身古城保護工作的起點就是揚州城！”在他編寫的《中國城市建設史》一書中，揚州是濃墨重彩的一筆。 有關揚州“申遺”之事，阮儀三早有建議。2000年10月，他來揚參與開發隋煬帝陵旅游景區時興致勃勃地說：“揚州完全可以申報‘世界名錄’，就以瘦西湖公園為申報項目。” 阮儀三是中國“申遺”項目的有力倡導者。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申請世界遺產預報名目有50多個。申請成功的項目中，都有阮儀三的大量心血。 1980年，山西平遙拆遷規劃被他硬從學生手上“搶”下，并立即拿出方案趕往北京求援，請出全國政協城建專家趕往山西做工作，平遙才死里逃生，并于日后成為世界歷史文化遺產。 周莊是阮儀三自己用錢“換”來的。當年，周莊人要填河造路，他把自己的科研經費5000元存進周莊信用社，取得了樸實的江南農民的信任。周莊古鎮保留下來了，旅游興旺了，農民富裕了，又成了中國和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從此周莊人把阮儀三奉為“財神爺”。 云南麗江是阮儀三半夜與聯合國官員“爭”來的。在麗江正等待聯合國“申遺”專家組即將考察之際，云南發生大地震，聯合國專家組電話通知說要取消麗江考察之行。在上海的阮儀三憑著學識和膽略，認定麗江的木結構房屋不會毀于地震的破壞，便半夜打電話給世界各個角落的考察組專家，向他們一一說明麗江“申遺”地區免遭毀壞的情況，為麗江的最終“申遺”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 阮儀三為揚州東圈門歷史街區的建立，也做了大量工作。今天，我們再請他為揚州的“申遺”把脈，不但順理成章，而且可以事半功倍。 阮儀三在上海曾對筆者說：“申遺”是一個科學的過程，它需要嚴謹有序的工作；“申遺”是一個系統工程，它需要嚴格有效的協調；“申遺”是一個長期的工作，它需要腳踏實地的努力，任何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和搞“政績工程”的浮躁心理，都對申遺工作有害無益。 阮儀三：荷戟獨彷徨
“刀下救平遙”、“以死保周莊”，阮儀三以他的方式拼力保護中國古城遺跡。面對城市化進程中現代“文明”對自然、古跡的毀滅，他痛心、憤怒，奔走上書，四處疾呼，為了知識分子的良心和中國民族文化的傳播延續，他不惜撞得頭破血流，七十高齡斗志依然。他說：什么叫愛國主義？愛祖國，愛家鄉，愛民族，就要知道自己家鄉、自己民族的特點，這些無形的精神底蘊，是寓于具體的實物環境之中的，留下真實的歷史生活環境，就是留下我們民族文化的根。 一介書生，難改一把硬骨頭，從地方罵到中央，不好的，阮儀三決不留情。于是“都市文脈的守護者”、“歷史文化名城的‘衛士’”、“古城的守望者”一干子頭銜掛在阮儀三頭上.如果不是山西平遙與云南麗江因他倡導并親自動手規劃的10年后名噪天下，如果不是周莊、同里、直、烏鎮、西塘、南潯在他主持規劃后，為當地政府帶來的滾滾財源，阮儀三也許就只是個在底層憤激的知識分子，就在同濟大學默默耕耘。 7月世遺大會在蘇州舉行，阮儀三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保護委員會授予“2003年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杰出成就獎”，是中國建筑和建筑教育界獲此個人殊榮的第一人。 現在申報遺產百分之百都為了一個利 《外灘畫報》（以下簡稱《外灘》）：世遺大會剛剛在蘇州結束，中國排隊申報的項目多達１００多項，據說很多地方政府為了“申遺”動用上億資金，但是這些城市其實并不具備“申遺”的條件，大量的資金更是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負擔，“申遺熱”似乎走向了反面。 阮儀三（以下簡稱阮）：以前我們要“現代化”，通通修馬路修樓房，城市一個樣，沒有自己的特點。我們的整個想法做法是浮躁的，若干年后我們會為此后悔。現在中國申報遺產的有一百多項，在我看來，絕大部分的出發點是有問題的，沒有把它看成留存我們祖國優秀的歷史文化遺存或自然的遺存，留作子孫后代發展的依據，而只看到它是個資源，申報了以后就是個敲門磚，敲經濟之門、賺錢之門，門敲開以后這個磚就扔掉，錢到手你給他金磚他都不要了，因此，我看到很多地方申報遺產的過程是極其惡劣。 房產商所謂的復古也就為一個字——錢！當他轉為像洛克菲勒一樣那情況就變了。而很多官員也一樣，為什么現在申請世界遺產這么熱，他要取得政績，保位，不僅要做得好，還要爬得高，所有申報世界遺產成功的都升官了，這就是他的政績了。因此為了完成他的政績就會不擇手段。 《外灘》：那么“申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只有“申遺”了才意味著保護文化遺跡？
阮：問題就在此，不是世界遺產就不保護？我為什么花這么多功夫去保護江南水鄉？申報遺產什么最重要？應該是進行保護！申遺的目的是放在世界范疇來監督保護。遺產不會產生直接的效應，它本身是一種精神層面的東西，物質層面需要我們進行很好的運作、開發、合理的利用。我們現在申報遺產的單位百分之百都為了一個利，什么利？開發旅游資源！旅游資源等于錢，即等于破壞！而且開發的手段全是一樣——殺雞取卵。還有一個為了滿足申報亂拆，破壞原汁原味的風貌，造假古董。
《外灘》：這些申報項目也得到其他專家的認可啊，是不是你阮儀三說好的地方就好？
阮：當然不是，好的我當然說好，比如蘇州，我認為是中國保存最好的古城，它周圍沒有一幢高樓。我說實話，我每到一個地方，每個地方都要緊急叫停。而我們有很多的專家迎合地方政府的做法，有的人到哪都是好話：可以可以，沒有問題，我幫你報。說好話當然容易。
《外灘》：中國到現在有建筑保護這方面的法規嗎？
阮：沒有，歐洲到1907年有了建筑保護法規、法律出臺，1962年法國第一個出臺了關于城鎮的保護法，以后就有了城市的保護條例，但是中國沒有，中國直到現在都沒有，沒有建筑保護法，更沒有城鎮保護法。我們保護的只是微乎其微 《外灘》：當年外灘萬國建筑博物館是你參與規劃的，上海在全國應該算是做得很好的城市。
阮：上海在保護遺產方面比較重視，上海城市規劃局專門調了同濟大學的一位專家去當副局長，就是伍江教授。上海2003年還公布了《上海市歷史文化風貌區和優秀歷史建筑保護條例》，全國只此一家。不過我要提一點，現在世界遺產也好，所保護的東西都是微乎其微的，上海劃了十三個保護區，占上海總面積多少？幾百分之一！蘇州古城完整的保護也就平江保護區，一百分之一，上海近十億幢建筑，保護的優秀建筑才389幢，對比一下倫敦多少？一萬幢！日本多少？一百萬幢！日本還有老百姓在不同時期內自己出錢保護，自己要求保護的村子164個，叫作傳統建筑群。我們老百姓都不要，給他拆光，要住最新的房子，老房子破破爛爛。
《外灘》：但是有個問題是老房子的居住環境確實太差了，比如以前的石庫門房，這是個矛盾，必須要考慮人性化居住。
阮：針對這種愚昧言論，我就寫過文章駁斥。以前的石庫門房子才住幾個人？現在“七十二家房客”！七十二家房客當然不好了，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老房子不修！破了爛了就這樣子了，石庫門房子有很好的，前一進后一進，堂屋、兩廂、廁所，上了樓還有亭子間呢！前面還有一個前廳呢，旁邊還有側廳呢，這種房子，至多七口人，會客有堂屋，做飯有廚房，還有小天地玩玩，有什么問題呢？我們的房子最最主要的問題是解放以來，五十年來，我們的房子沒修過，為什么歐洲的房子那么好、那么漂亮？他一天到晚在修啊！同樣的道理我們的房子也得修！
《外灘》：國外老房子，居民是自己修還是政府撥款？
阮：都是自己修，國家的房子國家修，自己的房子自己修，我們所有的房子全是國家的！這政策是有問題的。原來都是一家一戶的，不要說遠的，我小時候，一到梅雨季家家都要“捉漏”，一刮西風了，家家修門窗，家里有錢就要翻修了，十年八年翻一翻，以前講偷梁換柱、移窗換門，用用又是幾十年。我同濟大學畢業那是1960年，第一月的工資60元，工資單里邊第一項房租：0.26元！才占工資的四百分之一，兩角六分錢修什么房子呀？光能養房管部門的職工的工資，那時一塊磚還要三毛角咧！
《外灘》：那你覺得要做到良性的運作，國家應當做哪方面的修整呢？
阮：首先，房產都是變成自己的，自己世代有人住就有人管，一旦變成公家的，那就要國家出錢保護。如果政府覺得個人的房子是好房子，要留著，那政府應出錢補貼。現在各地的房子，你們拿照片看看，全是一個模子的！可是過去的房子就不一樣了，江南古鎮就是江南古鎮，延安窯洞就是窯洞，北京四合院就是北京四合院，云南麗江它叫作“三房一造壁，四合五天井”，為什么四合五天井？遮蔽風雨，形成一個家庭的氛圍，圍繞家庭倫理的內在關系，屏蔽風雨，造成家庭和睦的關系，此即中國人的天人感應、天人合一思想。“天井”中“天”同“天”，井同“地”，打井有泉，泉就是財富。這就是維系中國社會的家庭細胞網絡，造成人與自然的和諧，現在把這些好東西全扔掉了，失去了傳統，失掉了我們賴以生長的民族自己的土壤。
差點死在九華山上
《外灘》：你在保護這些古城中，有沒有碰壁？甚至令你非常傷心的事。
阮：你可以看看我的《護城紀實》，黎里、錦溪那些地方，每個地方都有大堆故事，那硬是把我趕走的，那現在它也掛著牌子：我江南名鎮，我怎么怎么好。我都不想說，你好什么，最好的都給你弄掉了，我書里還講了九華山，九華山去報世界遺產，我去看，一看我傷心得不得了，我那幾天整天吃不下飯，欲哭無淚呀，那山上的廟呀實在是精彩，我親自寫的調查報告，申請國家文保單位的，可是現在，唉，在那里發生了很多故事，我都差點死在那里。
《外灘》：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說九華山好，只你一人說不好。
阮：我是1979年上九華山搞規劃的，人說“九華一千寺，撒在云霧中”，我就想到后山區看看究竟有多少寺廟，我想幾百個是沒有問題，而且九華山的寺廟極其精彩，不同于那些金碧輝煌的廟宇，都是安徽民居式的，又與山形地貌結合在一起，可以說是鑲嵌到山里去的，一半山洞一半廟，最早從唐朝開始，一直到清末，非常有特點。悲哀的是現在全被破壞了，和尚有錢了，拆掉所有小廟建大廟。
為調查這樣的廟，我帶著一個青年助手，連走了七天，那些山都有1000米以上，我們走的山路海拔500米，崎嶇難找，要過“原始林”，甚至沒有路，過了華嚴寺，就到了翠峰，突然聽到后山噼哩啪啦的聲音，那是砍樹的聲音，看到山上面中間有一條道，像頭發剃過一樣，把樹砍掉后大木頭就從這中間溜下來，底下有人在收，看上去砍樹的人很多呀，我找到一個廟里的老和尚，他看得眼淚都要掉了，這些本是廟產，包產到戶后，山民都去哄搶山林，包括干部在內，沒有人管，我就從老和尚那里拿了鑼，把他們叫下來，收了工具，不準走，一個個登記名字，然后訓話，把他們罵走了，半夜里，老和尚把我和小胡拉起，拼命拽著我們往后山跑，大約半個時辰，我們到了后山頂，看到一排排火把、電筒，原來他們要來抓我們，想來我們不讓砍樹，又收了老百姓的斧頭，把他們惹火了，幸好與廟里要好的佛教徒向老和尚報信，否則結果還難說。后來下山找青陽縣的官員，哪知道縣長不管、林業局長不管、管理處不管，我一人走在青陽縣街上心想一定要把這些人告倒，否則違法亂紀國將不國。我直接向安徽省第一把手發電報說了這個事情，恰好他們在開黨委會，對這事很重視，后來就查處了那批人，包括不管事的官員，我點了名的個個警告處分。如果那天不是老和尚報信，說不定我早就被打死在九華山上了。 《外灘》：那你豈不是與人結怨了？
阮：當然結怨了，所以我走在九華山上，背后有人吐唾沫的！
每年古城調查自己倒貼一輛小汽車 《外灘》：那么當年是怎么讓平遙政府聽從你的規劃？
阮：山西省建設廳規劃處的處長是我們同濟大學的，通過他去找山西省建設廳的廳長，當時叫建委主任，這位孫主任就說，行，既然你說規劃不好，平遙拆又拆不下去，那就暫時不要拆了。當時房子已經拆掉幾百幢閣樓了。說做規劃口說無憑，我就回來帶了十二個學生過去，做了規劃之后，我知道這樣光說還沒用，就直接上京，找權威的人羅老（羅哲文）和鄭老（鄭孝燮），那時羅老是國家文化部文物處處長，手上管錢，鄭老是建設部總工程師，他們同時是全國政協的常委，我就叫他們去，因為我阮儀三當時一介講師，人家不當你是回事情，我拉了他們去看，他們一到，省長也出來的，那么才定下來，按照我的這個規劃去做。
我就把那些寫下來報國寶單位，就是城墻、鄭國寺、雙林寺，先撥款子修城墻，第一款是八萬，相當于現在800萬，古城就按照我的規劃新舊分開，里面也要更新，但不可急。平遙為什么能保下來？提高人的意識是關鍵，我貼錢辦了培訓班，讓那里的官員來同濟大學學習，這些學生后來都成了我的心腹，那邊有什么情況他們都會和我說。 《外灘》：當年你開始著手做平遙規劃時，經費是多少？
阮：沒有錢。還借了三千元去。回來還是用教授經費慢慢的還的。我每年進行的全國各地古城調查的經費花掉一輛小汽車的錢。
《外灘》：這是你自己的錢，還是學校的經費？
阮：是我自己貼錢的，每年在這個項目上花去15萬元到20萬元之間，所以我買不起房子，現在學校的房子我和老伴兩人也夠了。 《外灘》：學校撥有調研經費嗎？
阮：沒有，零。這個很可悲的，我們國家不把這種調研當作科研。但我覺得很有價值，現在為止已經做了50個，做好了就把材料上報。我上課不止講保護也講發展的。
現在我感到可悲的是，我搞的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研究這個內容在中國還很不成氣候，我現在是超齡工作，這樣的內容在全國招研就我一家，法國那是一個大學院，超級學院，要工作七年以上才能念這個學院，英國這樣專業的學校有七個，我們中國那么多高校，那么多博士生導師就我一個人在做。上海去年花在城市歷史建筑保護上是1.4個億，北京1.6個億，全國加在一起大概是40個億，蠻多了是吧，但是一個小小的蘇州一年 GDP6000多個億，法國光是文化部轄的兩個局，一個是博物館局，一個是歷史遺產局，一個局一年將近700億，另外社會那方面投入也是1000多個億，日本100億，英國500億，保護后面是有收入的。 曾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保護委員會頒發的2003年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杰出成就獎，是中國建筑和建筑教育界獲此個人殊榮的第一人，被譽為“都市文脈的守護者”、“歷史文化名城的‘衛士’”、“古城的守望者”。他主持的周莊、同里、甪直、烏鎮、西塘、南潯古鎮保護規劃，被稱作“是一塊里程碑”。其中被廣為流傳的“刀下留城救平遙”更是被傳為佳話。
(責任編輯：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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