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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東南大學建筑系主任，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學科評審組專家，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市設計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1982年，畢業于南京工學院建筑系，獲工學學士學位； 1985年，畢業于南京工學院建筑系，獲工學碩士學位； 1989年，畢業于東南大學建筑研究所，獲工學博士學位； 種桃種李種春風—FAR2000訪談第三站
王建國：廣州五仙門發電廠改造，上海世博會總體規劃
(責任編輯：瑋鋒)
做這個主題的訪談，廣開言路往往會包括文化娛樂、藝術，工業化進程等等游離建筑本身的詞，當然還有與此最密切相關的是政府決策和商業性的地產開發。 建筑師們津津樂道德國魯爾區的改造和更新，其實這是一個包含了國家宏觀政策、城市復興、經濟結構調整、環境整治、發展三產等等的一系列綜合規劃。當然老工業建筑的改造利用是功不可沒的重要部分。對魯爾的熱烈關注，也許是建筑師不知不覺中也加入了自己的感情和喜惡。因為在這次的訪談中提到了，身處后工業時代，而不忘對先前的工業化進程“心存感激”。細想起來，無論我們承認與否，熟諳的日常生活里已包含了全方面的和深層次的對工業化文明的接受。 庫哈斯把現代建筑風潮時期的工業建筑模式來和現今美國的大商業建筑模式相對照，讓人一度覺得仿佛是機械天堂被替換成了商業文化。其實，如果大家沒有忽略工業革命之前的商業發展，會發現正是商業的擴張帶來了手工業的變革和工業革命。兩種潮流之間的差別也像兩者在時間范疇上沒有絕對的分界點一樣，是交混和互相影響的。 這讓我想到后工業時代中的“后”也許只是一種改良和稍稍的偏離，而不是針鋒相對。勉強我這樣解釋為什么產業類建筑的改造和利用往往會和文化娛樂、時尚藝術結合在一起，是商業發展的推動，也是緬懷工業時代以及對未來的想象。 城市和藝術家之間的碰撞，又是不可多得的真實寫照。看陳丹青的《紐約瑣記》因為租不起SOHO的Loft當畫室——“生存”而不是“生活”——和另一些窮藝術家在一起租用了時代廣場七、八大道之間上的一幢舊樓。市政府一面制定出整建的計劃（拆除舊樓），一面在時代廣場頻頻舉行露天現代藝術展，以制造時代廣場的文化藝術氣氛。藝術家們義憤填膺，指控政府在時代廣場先利用藝術后驅逐藝術家，奮起反抗。當然，城市發展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超級勢力，輕易打敗了藝術家和他們的作品。 總之對工業化進程的心存感激是可以有多種多樣的解釋的——社會的發展，自有它演進的法則。一切接有可能，也許有一天城市內核里的工業遺產，改造后依然為產業用途，新型的工業沒有污染，沒有噪音，在它的周圍是成熟的社區。 王建國老師是我的研究生導師。我們的訪談緊密地圍繞命題（產業類歷史建筑和地段改造）展開，王老師謙遜的補充——“只是因為題目是我出的”。在此無論如何也要感激一下導師這種寬厚風度；二則也應向導師的言傳身教表達尊敬和感激之情。 王建國：東南大學建筑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Bruin：東南大學建筑系碩士研究生 廣州五仙門發電廠改造（廣州市傳統中軸線設計） 1999-2000 上海江南造船廠改造（上海世博會場址規劃） 2004 Bruin：您對產業類建筑的研究是從何時開始的？引起您注意的是它和城市設計的交集抑或是差集？ 王建國：首先，我是出于對“模糊地段”這個名詞的好奇去介入的。巴塞羅納UIA大會提出“ Terrain Vague”，這個名詞從字面上講，我們在城市當中很少碰到，但是它所涉及內容確實是在城市中發生著。即便是在工業化的進程相對于西方滯后的中國，也隱約感覺到有這樣一種現象的存在——廢棄的工業建筑的更新和再利用，以及地段西方一些其它的城市問題：內城衰退、郊區化、城市空心化等。“模糊地段”主要指的就是這種“失落的空間”（lost space），而且不是一個正面的，經過很好的規劃取得的空間。它包括城市的工業倉儲類用地；城市當中地界不清的邊緣地段或者說是在某種情況下的廢棄的“幾不管”的地帶；這些土地曾經是一片開發的熱土，但隨著城市的發展地段遭受污染，逐漸失去價值。 第二個思考是關于城市設計中歷史遺產保護對象的范圍。人類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主要國際公約，從1964年《威尼斯憲章》（《國際古跡保護與修復憲章》）到1987年《華盛頓憲章》（《保護歷史城鎮及城區憲章》），可以看出，人們普遍比較關注的是那些正統的，象征權力和高尚藝術的歷史建筑。 建筑師看建筑有兩類：一類是公共性的，或地標類的建筑，另一類實際上是普通的生活和生產場所，大量性的重復性的建筑作為襯底，也作為前者的母體和原型。如果僅僅保留前者，也許還不能把城市發展的全貌勾勒出來。 人們也已經認識到城市里面空間的構成是非常多樣化的。相對于非常正式的、官方的或者叫規訓的空間；還有相當一部分模糊空間是比較率性的，不太好定義。在營造場所的設計中，單一的方式也越來越受到質疑。 慢慢地，保護范圍擴展了，世界上也出現了一些成功的產業類建筑改造項目和城市設計案例，從早期由巧克力工廠改造而成的舊金山吉拉德利廣場，到紐約東河邊上的構臺廣場公園(Gantry Park)，坐落在巴黎郊外的麥涅(Menier)巧克力工廠改造等。 2000年我指導戎俊強同學完成了《關于產業類歷史建筑和地段的保護性再利用》的碩士論文。作為科學研究，我們進行了理性的分類和系統的分析，并系統總結了國外在這一方面的經驗。當然，在研究現象同時需要探索一些現實性的問題。當時我們還沒做過保護性再利用的項目，而國內的典型案例——比如中山岐江公園和遠洋藝術中心都是后來的事情。 2001年我去柏林參加世界UIA大會，會議的主題是資源建筑（Resource Architecture）它的核心內容就是“舊建筑再利用。”保護性再利用的范疇包括了民居、百貨公司和產業類建筑。其中產業類建筑包括工業建筑、倉儲建筑、鐵路、碼頭，也包括像SOHO那種過去在城市里面的輕工業的，手工業的LOFT。我做的關于這一主題的Post也被會議錄用——上面有貝倫斯和格羅皮烏斯早年設計的工業建筑，見證了現代建筑和工業建筑技術發展的關系；也有國內的改造案例：遠洋藝術中心和岐江船廠改造等。 柏林UIA大會討論的主題中有相當一部分內容——關于產業類歷史地段保護的領域。在大會上，IBA董事會的負責人Karl Ganser介紹了對北魯爾區的埃姆歇地區（以一條叫埃姆歇的河流命名）開展的生態、經濟和社會更新。 我在會議之前就專門到魯爾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訪問。這個地段經歷了戲劇性的轉變——從一個重工業污染嚴重的只適合生產不適合生活和居住的場所變成人們可以安居樂業面向未來的樂土。環境的戲劇性變遷給我的印象以深刻印象。當地負責接待的建筑學會也盡可能給我們的參觀提供列了方便——其中參觀包括關稅聯盟12號礦井（煤礦）和配套的煉焦廠，其中后者在2000年12月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奧伯豪森（Oberhausen）的一座歐洲最大的煤氣罐——被改造成內部可以舉行各種裝置藝術的表演的空間場所；魯爾最早的引領性項目——科學公園和最新的Mont Cenis，都很好的表達了生態的主題，同時也都保留了過去基地中歷史痕跡，例如舊礦井。另外魯爾其他一些著名的案例，例如Meiderich鋼廠——著名景園建筑師拉茲（Latz）的作品，過去煉鋼的地方現在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休閑旅游場所。 柏林UIA大會后組織了參觀，內容中有一個建筑印象很深――德國建筑學會辦公樓也是從過去工業建筑改造而成的。這種場景可以看出產業類歷史建筑的改造不是一個局部或者說是一個單一的現象，而是世界性的、互動的一種趨勢和潮流。Von Gerkan公開說——當今，居住、工作、休閑、購物、學習均是在不同建筑中進行。我們的生活功能被按功能的角度所劃分。其中的居住和工作正逐漸互相融合——電腦和網絡將辦公的位置移到了住房中。教室和圖書館一步步被互聯網代替的同時，商場與家具城也擺脫不了同樣的命運。這一切對新千年的建筑意味著一個根本的變遷……。近期在西方工業改造后的舊廠房以其高達的空間和充裕的面積為正在形成的新型生活方式提供理想的場所（世界建筑，馮·格康專輯）。 最后一個影響的因素來自我從小生活環境的情結——我從小成長的社區是我父親所在的鐵路工廠。我本來也當過工人，也學過工。過去的的那種感情和經歷更容易激發起對這類問題的關注。 Bruin：對于您來說產業類建筑的研究是為了探索新的建筑形式和設計方法還是新的建筑理論？ 王建國：我的這些文章和實踐還談不上去探討一種新的建筑理論。“提出新的概念，引發共識”的說法比較中肯。理論應該指的是有一系列概念、規律和很多結構組成一個整體。我覺得更多的是責任心的驅使，引發的是對環境對人類文明進程在人文上的關懷。 以前有一個科普雜志《科學大眾》采訪過我，小讀者問：“你有沒有崇拜過什么明星？”我回答說，從沒有好像沒有這樣的經歷，但我對一切為人類進步事業做出貢獻的人都心存景仰之情。就好比我對工業文明的過程 “心存感激”——它為人類社會在20世紀的發展進步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我研究產業類歷史建筑的再生更多的是為了研究被人們所遺忘、忽視而又客觀存在的現象；發掘它們的潛在價值和文化意義；尋求它與當今社會共生的方式。在國際上很多發達國家對這個問題的共識已經基本上形成。像歐洲、德國、美國、日本的成功實施案例已經為數不少。 但在中國，對工業遺存一直認為是臟亂差的城市“后院”，通常比較多的還是大面積的拆除，如沈陽鐵西區。這當然要去算經濟帳，這塊地如果不去做房地產開發爭取更大的商業利益，怎樣來平衡地段拆遷、就業安置和環境整治的訴求。 魯爾區實施的IBA復興計劃，實際上是找到了這種平衡。政府投資，改善了生活環境，同樣也得到了回報。一方面是要找到有眼光的業主；另一方面，要去找在文化上、藝術上代表了某種發展方向又有較好的大眾基礎的內容（填塞進去），做到“適應性再利用”（Adaptive reuse），這樣才能支撐整個產業類歷史地段產業類歷史建筑的改造。 當然，由于這樣的一種思想涉及到具體的城市設計以及對景觀價值觀的重新認識，所以在設計方法上，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和一般建筑有所區別。如果認為它是一種新的設計觀念和方法或許是恰當的。 Bruin：您接觸到的產業類歷史建筑改造的項目主要是大型的城市設計，比如說上海的世博會規劃，廣州的傳統中軸線城市設計等，能不能結合案例，跟我們談談產業類歷史遺產在城市設計中的作用？ 王建國：好的，我們就以今年7月份結束的上海世博會場館規劃（競標）來說。2002年12月3日，中國上海贏得2010年世界博覽會的主辦權。2003年，上海世博局為博覽會選擇場址、遴選規劃方案等等開展了大量的工作。2004年5月，上海世博局重新組織了由10家著名設計公司（大學）參加的規劃設計國際競賽。我們有幸應邀參加了這次競賽，并獲得了第四名。在此過程中，我覺得除世博會本身的主題和功能要求外，最重要的是抓住這樣幾個關鍵詞：歷史地段保護和改造、一江兩岸的互動、水濱回歸城市。 上海——世界級的城市，世界級的城市和世博會加在一起，足以使這個地方變成一個非常杰出的場所。本次世博會基地位于南浦大橋和盧浦大橋之間，浦東的上鋼三廠污染原本已經十分嚴重，需要保留的建筑僅有在廠區的外圍的溶劑廠內的幾幢歷史建筑。浦西歷史建筑則相對比較集中，主要是江南造船廠和求新造船廠兩個船廠。尤其是江南造船廠，對中國（不僅是上海）的近代工業發展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我當時考慮的第一個問題：因為地段本身的歷史價值，使其擁有了無形的區位價值和資產，我們可以對浦西現狀江南造船廠現有的高品質歷史建筑進行適應性再利用，結合浦西已經成熟的城市社區，創造出類似于美國巴爾的摩內港和悉尼達令港那樣的城市濱水區。 第二個問題，上海進一步浦東開發之后，黃浦江應該從“邊緣”（edge）變成“脊梁”（spine）。我認為浦西和浦東有很大的不同。浦西是一個經歷了一個“三界四方”發展歷史的成熟社區，這里面的鄰里關系和空間使用方式都已經非常成型。浦西的世博會用地毗鄰的是上海的老城，上海的一條南北向干道――西藏南路終點就在江南造船廠，歷史上江南造船廠這個地域就是和上海市民日常的城市生活，緊緊聯系在一起的。浦東相對來說是一個新型社區。過去，黃浦江對于上海來講，是邊緣，浦東與浦西疏離分開。浦西密實而內聚，人氣很旺，而浦東相對邊緣化。但現在黃浦江將變為脊梁——兩邊共生共榮。 第三個是要把博覽會和城市濱水地區的改造策略緊密結合起來。濱水地帶，在世界范圍上講，它也是跟大量的貨運倉儲和相關工業有關系的——過去產業用地占據了大量的岸線，現在要搬遷到外圍去，濱水就變成了城市的生活岸線，城市設計相應的提出“水濱回歸城市”這么一個命題。而且上海目前并沒有創造出世界聞名的濱水環境。外灘雖然濱水，但由于修筑防洪堤造成堤岸和水面落差，缺乏親水的空間。另外，外灘受到交通條件的限制，并非是真正意義上可以開展大型活動的公共空間。第四個就是博覽會持續性影響問題，這里牽涉到場地規劃和空間形態的基本問題。世博會為期只有200多天，今后這里該如何發展，是我們考慮的問題。我們（東南大學）的方案希望讓世博會作為催化劑促進地方產業的升級改造或者是遷移，同時又能使產業歷史地段的精華建筑物得到更好的保護。由于保護性開發的地段和浦西的生活社區相關聯，我們希望開發成高檔次的休閑和富于文化品位的活動場所。像這樣的一種有船塢和內港的地段和空間，在世界范圍上來講比較多的會用于disco、酒吧、茶吧，小型觀演場等——懷舊而又前衛。同樣是近代建筑重新利用做娛樂性開發，相對于“新天地”的小資情調，這個地方要更加開闊和富有力量，它具有相對開敞的空間，又有濱水的優勢，這和城市角落里面的情調是不一樣的。人們對于城市文化娛樂的需求也趨向個性化和多樣化。 在歷史遺產保護方面，我們對江南造船廠現有的船塢，進行了一些分析，除了規定要保護的2號船塢之外，我們又保留了其他的一些船塢，圍合成人工挖掘出來的內港。內港邊保留的具有巨碩體量的船廠工業建筑在將來可以作為上海近代工業發展的博物館或者是船運史博物館。總的說我們這個方案關于歷史遺產保護的內容，得到評委的高度評價。第一、符合世界性遺產保護的趨勢；第二，上海世博會的主題就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里面包含了過去的歷史、今天和未來。 Bruin：目前，國內產業類歷史建筑改造的難點主要是什么？ 王建國：最近報紙上登了中國要有100個原先的資源型城市要向生活型城市轉型。過去中國的大慶、撫順、平頂山等就是因為要開采礦產，興建成為煤炭城市，石油城市……。資源型城市較少有城市歷史的積淀和文化的沿襲。它們由于產業結構單一，面臨的危機是資源枯竭、生態環境惡化、就業不足，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得不到改善。資源型城市要想做好后續的文章，就不能再是單一的產業結構，應該要考慮建設能夠改善生活環境的后續產業，能源再利用等等。 很容易讓我們再次想到魯爾。魯爾的建設始于19世紀中葉煤礦的發現，當時全歐招工，改變了場地原有的鄉村性質。這種由于突發性的催化因素而迅速地在沒有規劃沒有組織的情況下成長起來的城市從來沒有城市規劃、沒有交通和景觀規劃。 在魯爾集聚了大型或重工業企業，如煤礦、鋼廠等，曾經集中了成千上萬的產業工人。然而，隨著世界產業的結構性調整和來自中國和美國的廉價煤炭供應，魯爾面臨深重的經濟結構危機。1996年，相對于德國10.3%失業率，魯爾的失業率高達15-16%。這些廠區是這些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主要場所。這里工廠的倒閉和毀壞過程，對于生活在這里的人們來說，遠比一種物質性的損失或城市層面上的創傷要更嚴重。然而，就大多數人而言，在這些舊的工業設施不再具有經濟性用途不得不拆毀時，似乎可以看作是一種“自然”的發展。對魯爾的工人來講急需的是改善生活條件，解決就業，也許建設一個新家園最為理想。當社會忽然改變看法，對這一段工業文明進程心存感激時，當地居民多少有點感到詫異和驚奇，因為他們并不認為這有什么價值，這也是產業類建筑和歷史地段保護和再生在取得人們共識方面的困難。 再有是經濟回報和保護的矛盾。有傳聞說。蘇州河沿岸那些由舊倉庫廠房改造成的藝術畫廊也面臨未來拆除的命運，通常，藝術家感興趣的多為建筑本身的利用，但是蘇州河濱水公共空間環境卻無人問津善。如果開發商承諾可以在開發的同時，也順帶著把環境也整治好，一定對政府非常具有誘惑力。 Bruin：并不是所有的產業類歷史地段都有保存的價值——關于保護和改造再生對象的范圍該如何界定呢？ 王建國：是的，如果有明確界定的范圍，有相關的法規和制度，我相信這樣就可以約束和引導一些業主的開發行為。最早我們研究了三個標準，目前我又發展了一個，等于說有四個標準。 首先是一些本身的風格、樣式、材料、結構或有特殊構造作法，具有建筑史或“工業考古”的研究價值產業類建筑。第二類，建筑及其所在地段本身具有歷史地標價值和意義, 曾經見證了一個城市乃至一個地區和國家的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第三類，建筑和地段兩者都具有重要的價值，甚至有些建筑可能還在繼續使用過程中，但其特殊的造型、色彩和龐大體量對于城市景觀和環境具有視覺等方面的標志性作用。最后，對于那有些當年建造品質較高的產業類建筑，其建筑空間、結構、使用壽命或其所處地段尚有繼續使用和改造再利用的潛力和價值。 2002年，我們在廣州市傳統中軸線的城市設計的咨詢中獲勝。其中，我們建議對海珠廣場旁五仙門發電廠（已停產）進行保護。因為我在老廣州的書上讀到：廣東和廣州第一條13.2千伏送電線路就是通過五仙門電廠送出的，而且是當年珠江邊重要的景觀。 但是，這塊用地在先前已經賣掉了，業主在這加入了安排了極高的開發強度，容積率達到了13，基本上全是高層。我們做的設想也是一個妥協方案，把整個廠都保留下來也不現實，沒有這個可能性。后來我們提出的方案是保護該工廠沿珠江的立面——使其和高層裙房結合起來，哪怕是保留一片墻，這是我們保護的底限。時隔三年該地也沒有開發起來，結果倒是廠房被先利用起來了，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蔭”。目前，五仙門發電廠（1920年建成）面向珠江的廠房首層――一條長長的過街騎樓，騎樓內的房屋已分隔成一間間商鋪，統一開發為一批歐式風格的酒吧、咖啡廳、小型西餐廳、茶藝館、工藝品商店。內部是一家重金屬搖滾音樂的主題酒吧（咆哮酒吧）。 這種案例在中國其他城市也會存在，后來我在南通也發現了這種案例。建筑本身不是那么比例精美，但是很有意義，是一個紡織工廠改造成的餐廳。上海的小南國餐廳也有好幾個是工廠改造的，南京獅子橋餐飲一條街也有一些建筑是南京微分電機廠改造的實例。 除了明確保護的范圍之外，還應該對保護的級別加以區別。從國外的經驗來看，不同的保護對象可以有不同的保護要求。有的要求原封不動的保護，有的在保護中予以適當的改造，使之能適當地再使用。有些工廠像我們講到的晨光機械廠和下關電廠（南京）。這樣的廠對城市來講，本身就是近代工業化過程的見證。有些廠房比方說是童寯先生設計的，或者說是其他著名設計師設計的，建筑藝術的價值就很高，它的外觀設計是有意義的。對于一般的廠房，外觀普通，如果能夠利用結構，結合用地的一些特殊區位的價值，能夠利用起來也很好。改造性利用在我接觸到國外的案例中也有很多類型。如關稅聯盟12號礦井和煉焦廠。原有的整個工廠的架構和結構形式都沒有改變，因為建筑本身的質量還很好，都是框架結構。甚至有些改造還是N·Foster完成的。相對來講，這些建筑本身在質量品質上，在藝術文化上都有一定價值。所以留下來。還有一種適度的改造，Herzog & de Meuron做的倫敦泰特藝術中心，大的結構保留下來，原先的高40米的煙囪里則安裝了電梯，登頂還有個觀光的地方，另外美術館的頂上插入了一個玻璃體，雖然還是有一些改造，但改造的成分相對比較少。在眾多的投標方案中，它作為干預較小的方案而入選。 Bruin：您常常提到地圖可以傳達大量的信息——一直想讓您談談如何理解地圖和運用地圖？ 王建國：很多建筑師都有讀圖的習慣。讀圖，可能也是一種愛好，我從小喜歡地理。也收集不同城市不同時期的地圖，后來主要為了研究城市——地圖作為城市整體形態的載體，表達城市歷史的斷面，城市形態的格局和它的文化背景。 我們比較熟悉的可能有四種城市地圖—— 首先是城市的航片和看似平常的旅游交通圖，這種圖便于讓人把握城市的空間結構和基本的信息。可以借助地圖上道路、水體的格局發現城市在形態上的特征，像南京的城市形態都是和秦淮河水系有關系的，玄武湖、內秦淮、夫子廟、中山路、中華門……構成了“山水城林”的氣質，跟北京這樣的嚴整的禮制架構的都城是不一樣的。其次是以“諾利地圖”為原型的圖底關系地圖（有時一些城市也會出這樣的地圖），它可以輔助我們分析建筑和外部空間的關系。18世紀羅馬城市“諾利地圖”把街道、廣場等外部空間留白，而把城市建筑涂黑，一些公眾可達的教堂、神廟或者市場等建筑則表達出柱和墻體等細部。諾利地圖的商業價值和學術價值在日后都得到了充分發展。2002年柏林UIA大會發給代表的柏林地圖也采用諾利地圖——在圖底關系的示意圖上再標明建筑的名稱和相關信息。 日本著名的衛浴品牌TOTO公司資助出版了《東京建筑地圖》和《京都建筑地圖》。把城市的區域劃定象限，把象限逐步放大到清晰可看出建筑物的基本形狀，并且注明建筑師和建成年代，甚至標明乘什么公交可以到達。對應的是一張1:10000的地圖，說明其相對位置。這無疑是建筑師和旅游者的工具書。 再有就是我們中國古代方志中的一些地圖，比如山川形勢圖、城廂地圖。這些大多不是按比例繪制的。城門、廟宇、衙署等場所被著重強調出來。而密集的民居則往往被忽略不計，河流和道路也是象征性的用兩條細線來表示。這有些像城市認知的意向地圖。 Bruin：通過地圖可以把握和認知城市嗎? 王建國：了解城市和記錄城市需要對城市設計和研究的一些經驗。經驗告訴我們世界各地的城市都有些共性的地方，讀圖比行走于街頭巷尾更有可能從整體上去把握它。一個正常發展的城市，每個歷史時期發展的脈絡都會在城市地圖上反映出來。從發展脈絡的角度去理解城市是比較本質性的。城市的內核，不管是東方和西方的都有。城是一個很重要的脈絡，是城市發展的一個臺階——可以通過城墻的位置看出來。城墻經過多年發展有可能已經拆除或者不完整存在了。但城墻邊界通過認真解讀地圖應能依稀辨識出來。如果城墻發展成了一條路，必定是一條環路；如果不是道路，比方說維也納，非常有創意的把城墻的遺址作了一個環形的綠帶，形成了老城和新城之間的過渡空間。中世紀的歐洲城市，或者更早，比方說羅馬的城市，成長是有規律可循的。在地圖上表現出來的城有一個小小密實的核心（core）和軸向伸展的道路，這是城市歷史遺跡最悠久的所在。城市在城墻內發展到密集的極限之后，會穿過城門輻射出道路，在新的（輻射形）道路之間的區域又逐漸被填滿——形態學稱之為是星形城鎮。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和自由經濟發展，城市對外的貿易交換和市場的形成，首先是在城門周圍形成的小小的經濟交換的增長點，城市往往就沿著穿過城門的輻射道路向外擴張。依賴水運為主的城市（像很多中國的古城）沿著護城河帶形的發展成一系列貿易區。河道在經濟上發揮商品運輸、信息交換的功能；在軍事防御上又是屏障或者說是天然的邊界，比方說運河邊上的常州，就沿著運河發展成了橄欖形的城市。假定是標準狀況（有山水情況又有所不同），如果城市在發展過程中，沒有歷史的斷痕，每一個階段保留下來的建筑和道路格網，能夠作為每一個“臺階”劃分的依據。從手工時代、馬車時代、汽車時代，建筑技術和規模是不同的，街區大小都是不一樣的。當城市還建立在步行的基礎上，街區的劃分可以比較小，因為沒有基礎管線設施，城市的道路可能是曲折隨機的。到了馬車時代，交通工具對道路的寬度和拐彎半徑有了要求。汽車時代的建筑龐大到占據整個街區。相對來說，通過觀察城市形態的密度和形態的完整度能夠看出城市的歷史。讀圖之外，切身的體驗的時候也應該到有山或者觀光塔這樣的高處鳥瞰城市。另外一些重要的濱水視點非常重要，和地面上的觀察應該結合起來。 我在瑞士的時候曾去首都伯爾尼造訪，這座世界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四周環以河流。古城里面有三四條貫穿的道路，人在里面走，可以感覺到中世紀城市不規律的道路系統、標志性的鐘樓、有軌電車——但并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認識。過了這條河之后，我爬上一座山，居高臨下就很清楚了——地圖的平面和鳥瞰的視野對應起來了。到了下一個層面才會注重一些大型和標志性的建筑物。 城市和建筑把握的難度不一樣的，我過去也寫過一篇文章專門研究城市的難點。因為一座房子或者是一組建筑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界定的，體現在三個方面——范圍容易界定；內容功能比較容易界定；調研的工作容易界定。建筑的內容和功能相對來說比較同質的，文物或者非文物。城市的復雜性在于不同時代的印痕都犬牙交錯在一起。建筑可以相對凝凍成為一個博物館來保護和研究；但城市是動態發展的，是生活的舞臺，始終面對新生和衰亡、發展與保護的巨大挑戰，一般是不可能當作“博物館”來留存保護的。正因如此，把握一個城市就更需要科學的方法和研究切入點。 歷年來招收研究生27人，其中美、日各1名，2001年招收研究生7人。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現代城市設計、生態理念與城市和建筑設計、建筑形態、城市濱水地區規劃設計。 主持和參加完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5項，多次獲省部級科技進步獎和建筑設計獎。主持完成20余項城市規劃設計和建筑設計工程項目并多次獲獎。 ■ "城鎮建筑環境的規劃設計理論與方法"， 1998年，教育部科技進步二等獎（齊康，王建國，吳明偉等）； ■ "發達地區城市化進程中建筑環境的保護與發展"， 2000年中國高校科技二等獎（吳良鏞、齊康、……王建國等）； ■ 1999年，福建長樂冰心文學館，省優秀工程一等獎（齊康，林衛寧，王建國）； ■ 《城市設計》，東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獲2001年江蘇省優秀圖書二等獎； ■ "基于生態準則的綠色城市設計研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59778004），1998~2001； ■ 江蘇國家稅務局大廈， 2000年江蘇省優秀工程二等獎（齊康，王建國，齊方）； ■ "社會轉型過程中綠色城市設計方法及其適用技術的研究"。江蘇省"333工程"培養對象科研項目，1999； ■ "江蘇省城市設計導則研究"（JS200012），江蘇省2000年科技發展項目，2000； ■ "現代城市設計與城鎮建筑環境"，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50125820），2001。 □ 主持浙江義烏市舊城改造暨市民廣場規劃設計競賽獲二等獎(總第二名，境內外共10家規劃設計部門競賽)，1999年3--5月； □ 主持徐州中心區城市設計、徐州市中山路城市設計并通過實施，1999年6～12月； □ 主持徐州彭城南路步行商業街規劃設計并通過，實施完成，1999年10～2000年4月； □ 主持徐州市市民廣場規劃設計獲國內方案咨詢第一名，2000年5～7月； □ 主持完成海南省海口市總體城市設計，2000年7～2001年8月； □ 主持廣州市傳統中軸線城市設計國內設計競賽，獲得第一名（王建國、韓冬青、董衛等）2000年10月～2001年2月； □ 主持常州市金馬步行街城市設計，2001年4～6月； □ 主持金壇市舊城改造暨市民廣場規劃設計投標，投標第一名，2001年9~11月。 已發表論文70篇，發表學術論著五部，主編兩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