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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不求經濟指標長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顯；不求高樓大廈蓋得最多，但求老百姓過得最幸福。” “共產黨人說話是說話算數，一定要說到做到。” 2008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赴重慶任市委書記半年后，提出了建設“五大重慶”的目標。2009年9月，他又在全市紀念新中國成立60周年大會上作出上述堅定表態。 薄熙來說，“‘五個重慶’就是科學發展觀的本地化。”他不止一次談到，對待中央強調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能當成套話、口號，要以改革創新的思維將其變成具體的推進措施。 五個重慶：搭建經濟與民生協調并進的發展轉型模式 建設宜居重慶、暢通重慶、平安重慶、森林重慶、健康重慶的戰略，在2008年7月重慶市委三屆三次全委會上獲得通過。 經濟建設與民生建設，從全國來看還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而在待發達地區則是一條腿短、一條腿更短。在這種情況下，類似重慶這樣的待發達地區，究竟如何落實科學發展觀，能否實現經濟社會跨越式的轉軌發展？重慶在嚴肅的思考后走出解題的第一步。 這是一個突出科學發展主線的多維度契合轉軌的“戰略措施包”。薄熙來認為，“五個重慶”是全面推進重慶科學發展的重要載體，既是經濟建設，也是重要的民生建設，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接近20個月的實踐，這個“戰略措施包”帶給重慶怎樣的變化？或是重慶人對能預見的未來有了怎樣的希望？ 重慶相關部門告訴本刊記者，去年全市在“五個重慶”上的投資額是2050億元，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40%，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7個百分點。這讓重慶在全球金融危機撞擊之下、全國為“保八”艱難努力之時，實現了GDP增長15%左右的增速。單是“森林重慶”建設就用工5000萬個，有20多億投資直接轉化為群眾的收入。 按薄熙來的直白的說法，“宜居重慶就是讓百姓住得舒服，而且買得起房。”重慶計劃到2010年，完成主城區剩余的400萬平方米危舊房拆遷改造，建成廉租房220萬平方米。今年還啟動了龐大的公租房計劃，未來10年，將建設4000萬平方米公租房，以一攬子解決30%左右的低收入群體住房問題。這讓生活在重慶的低收入群體，看到了實現“住有所居”的希望。 “暢通重慶就要讓主城不塞車、鄉村有油路。”道路建設在不斷推進，到2010年底，可新增通車里程288公里。2012年，再建1000公里高速公路，建成大運力的高速鐵路網和完善的市內輕軌網，實現“半小時主城”、“4小時重慶”、“6小時周邊”、“8小時出海”目標。 “平安重慶就是增強老百姓的安全感。”公檢法部門提供的統計數字是，截至今年1月底，共抓獲涉黑涉惡人員3330人，凍結、扣押、查封涉案資產21.8億元。各類安全死亡事故和死亡人數同比分別下降0.1%、2.7%，其中較大事故和死亡人數分別下降36.7%、38.8%。 “森林重慶就是讓老百姓多吸氧。”一年多來，重慶造林798萬畝，比前10年的總和還多出129萬畝，森林覆蓋率達35%。重慶市委副書記張軒對這一成績還不滿足，“作為一個大山區，這遠遠不夠。按熙來書記的話，各個山頭都要毛茸茸的，給老百姓提供一個好的環境。”建設森林重慶，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保護三峽水庫的水環境，打造長江上游綠色屏障。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說，當前中國需要從黑色發展向綠色發展轉型，從生態赤字經濟向生態盈余經濟轉型，“森林重慶”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的一個具體體現，其綠色發展經濟可以為各地區所分享。 “健康重慶就是讓孩子長得壯、老人長壽、全民活得健康。”去年全年投入106.8億元，其中醫療衛生方面85.4億元，體育方面21.4億元。完成734個基層醫療設施改擴建項目，農村初級衛生保健提前2年實現國家規劃目標。 胡鞍鋼說，“五個重慶”建設，可稱之為特大型城市科學發展理念的嬗變。他認為，“森林重慶”側重環境，“暢通重慶”側重效率，“宜居重慶”側重舒適，“平安重慶”側重百姓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健康重慶”就是講人本身。“這些目標，都是現代化大都市發展的理想境界，既突出了發展是第一要務，又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全面協調可持續的要求。” 跟蹤觀察重慶社會發展變革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說，“五個重慶”一個個都實實在在，結合起來就是科學發展，而且豐富多彩，全部實現以后，會給重慶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五個重慶’將社會建設和經濟建設有機結合起來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副主任貢森的評估是，“‘五個重慶’既為經濟增長創造良好環境，又有強烈的關注民生，是待發達地區的好經驗。” 香港《亞洲周刊》資深特派員紀碩鳴說：“如果說按照重慶的設想，‘五個重慶’能夠實現的話，那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和諧社會就看得到了。” 平安重慶：公共安全供給的制度平臺 對重慶的城鄉百姓來言，近兩年一個明顯的切身感受是：生活更加安全。 事實上，在“五個重慶”中，平安重慶是特別值得書寫的，“打黑除惡”也最為外界關注。薄熙來說，一個地方要實現科學發展，有大出息，必須走正道，維護公平正義，把“流氓經濟”、“無賴經濟”徹底清理掉，營造科學、民主、法制的發展環境，讓百姓安居樂業。 進入21世紀，全球公共安全保障受到了巨大挑戰。從美國的“9·11”到倫敦的地鐵爆炸，再到最近莫斯科的地鐵爆炸事件，都說明了全球公共安全形勢的嚴峻性。就我國來說，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各類經濟利益矛盾日趨復雜，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多，矛盾的危害及影響力也會借英特網急劇發酵增大。社會矛盾和官民矛盾、黑社會勢力和政治保護傘相互交織。要有效應對轉型給社會公共安全帶來的壓力、正確處理這個階段的各種矛盾，提供公共安全服務就顯得尤為重要。 重慶去年夏季以來震動全國的打黑除惡專項斗爭，抓獲了涉黑涉惡人員3330人，立案偵辦涉黑團伙62個1265人，破獲各類刑事案件3733起。尤其過去一直沒破的1000多起命案，一年之內破了560起，積累的眾多重傷害案件破了一大批。再加上一個“大下訪”，一年之內黨政配合，政府出錢，投入40多億元，把過去10年涉及上訪的85000件事情“一遭解決”，牽涉到的人口近200萬人，雙解職工就有幾十萬。這讓重慶人看到了貼近人心的平安重慶的希望。 平安重慶的意義已非以前運動式的“除黑除惡”所能概括，更有意義的是重慶在公共安全供給制度建設上的創新努力。 重慶市將公共安全保障納入了政府公共服務體系，優先安排高額預算內資金，保證公共安全作為基礎性公共產品向市民和外來投資者提供。他們將公共安全支出界定為公共預算財政預算安排的優先領域之一，共安排財政預算資金155.2億元，為平安重慶建設提供財政支持，用于信息化建設、裝備建設、人才隊伍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 “這樣的安排，實際上是利用預算的剛性，來保證公共安全這一公共產品能夠源源不斷、高質量地生產。”胡鞍鋼說：公共安全本身是一種公共服務，之所以成為人民群眾最關心的突出問題，就是人民除了他們的人均收入作為私人消費需求以外，一定需要公共安全服務作為保障。 為讓黨委和政府真正負起把公共安全供給理念落到實處的責任，重慶市政府與各區縣、市級部門簽訂平安建設責任書，建立領導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度。市委、市政府還出臺了平安重慶建設工作考核辦法。 平安重慶建設從部門工作升級到“黨政工程”的轉變，等于黨委政府自己給自己套上“緊箍咒”，而群眾就是唐僧，群眾不安全了，黨委政府就要頭疼，就要難受。重慶市委副書記張軒說，“平安重慶建設就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也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 結合國家“十一五”規劃中對公共安全的定義，重慶市將老百姓最關注的社會安全、生產安全、食品藥品安全、交通安全、居住安全“五大安全”和法制環境、執法隊伍“兩大建設”等包涵進了平安建設的指標體系，指標中還包括群眾安全感指數、民間糾紛調解成功率、億元GDP生產安全事故死亡率，等等，平安重慶的指標體系不斷充實完成起來，而且力求“可定量、可評估”。 沒有先進完備的基礎設施，公共安全就是紙上談兵。重慶適應這一趨勢，為平安重慶的建設創造硬件基礎。全市有了集報案受理、查詢監督于一體的城鎮街頭“陽光警務服務平臺”終端機3083臺，設立起了農村報警電話服務網點和開通手機短信報警服務平臺，群眾報警更加方便。公安部門告訴記者，目前重慶主城區接警后10分鐘內就能到達現場處置。重慶還在城鎮的每個社區、農村，按每5000人左右建立一個警務室，實現一區一警或一區多警，提高群眾見警率。 重慶市推出了交巡警合一改革，被重慶市長黃奇帆戲稱為“商鞅變法”。他們說，此舉借鑒了美國、香港等的警務模式，交巡警由過去的單一職能轉變為復合型職能警種，集刑事、治安、交通執法管理于一身，市區已經建立起150個交巡警平臺，該模式2010年2月7日正式啟動，截至3月20日，主城11區刑事案件同比下降41%，主城區21年來首次出現街頭“兩搶”案件“零發案”。 這讓專家有了這樣的期望：重慶在平安建設方面的探索，或可為建設平安中國提供有益的經驗。 統籌城鄉：西部待發達地區社會改革的試驗場 統籌城鄉發展是一個全國性的大難題、大課題，國家當然希望通過一個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地區進行定向的改革探索。2007年6月7日，國務院同意重慶作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先行先試。與中央在東部沿海地區已經設立的特區相比，重慶這個“試驗區”無疑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與特殊的歷史使命。薄熙來說，如果重慶主城越來越漂亮，城市人越來越富裕，但渝東南、渝東北地區幾十年山河依舊，就會形成巨大反差，就不是城鄉統籌。因此，他提出了要做好山的文章，通過貫徹中央林權改革，釋放貧困山區生產力，把荒山變成“秀山、寶山”，讓渝東南、渝東北老百姓致富。 重慶作為西部唯一的直轄市，不僅具有西部的特性，也有很多的獨特性，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大山區、少數民族地區疊加。重慶市委、市政府意識到，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成敗在改革，而改革必須走自己的路。 像全國其他地方一樣，以前重慶的區域發展差距大，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公共產品的提供不均衡。重慶著力改變過去向城市傾斜的公共產品提供模式，力推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在城鄉之間的均等化。 比如在教育上，下狠心改善農村學校辦學條件，442.9萬平方米的中小學D級危房被全部消除；縣鎮、農村中小學教職工按同一標準編制，農村邊遠地區補充教師1萬多名，對19萬余名農村中小學教師進行全員培訓。 戶籍制度是城鄉統籌的核心問題。重慶已經確立了“架設城鄉戶籍通道，建立城鄉統籌一體化戶籍制度”的總目標。兩年來，全市凈增城鎮居民72萬余人；全市農村居民轉為城鎮居民總數64.9萬余人。今年再度明確戶籍改革分兩個階段推進，到2020年，將實現1000萬農村人群轉戶目標，力爭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 既有戶籍壁壘難破，源于綁架在其身上的不同利益，尤其是城鄉二元的社會保障制度。在推進戶改、加速農轉非的同時，重慶通過均衡的資源供給，拉平城鄉社保水平。2008年，重慶全面推行了農民工養老保險辦法，待遇水平與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大致接近，并從制度上解決了轉移接續問題。又如，整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逐步打破城鄉界限和戶籍界限。此外，還在國家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基礎上，于2009年探索建立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在15個區縣開展了試點。 胡鞍鋼認為，作為與京津滬不同的“大農村”直轄市，重慶要為巨量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開辟新的發展空間和就業機會，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這既是重慶巨大的發展挑戰，也是巨大的發展機遇。“重慶不僅要解決這一社會轉型的基本問題，還要為西部乃至全國提供發展示范經驗”。 民本社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制度創新 今年2月，在春節團拜會上，溫家寶總理第一次提出“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竹立家教授認為，建設一個以人為本的民本社會，是中國未來社會改革的方向，其核心就是追求公平正義，“讓人民更加幸福、更有尊嚴”。五個重慶也好，統籌發展也好，最根本的就是建設民本社會。 重慶財政對民生傾斜的程度，令許多觀察人士咋舌。2009年全市財政民生支出682億元，占一般預算支出比重達51.7%，創歷史最高紀錄。這已是連續第三年，民生支出占到總支出的半數以上。 重慶市財政局局長劉偉詳細解釋，受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去年初重慶財政一般預算收入同比大幅下降，增收壓力巨大，但全年仍然保障教育支出增長26.7%，社保支出增長33.5%，穩定就業支出增長23.3%，公共衛生支出增長48.8%，扶貧幫困支出增長36%。 鑒于渝東南、渝東北“兩翼”地區涵蓋全市50%農村人口、80%貧困人口，是城鄉統籌的重點和難點所在，今年初，重慶啟動“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預計未來三年，財政性總投入近100億元。同時，重慶將公共服務預算增量的70%投向農村，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協調發展。 薄熙來曾這樣要求全市各級黨委、政府：“要把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不求經濟指標長得最快，但求老百姓生活改善最明顯；不求高樓大廈蓋得最多，但求老百姓過得最幸福。” “在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上的舉措，彰顯的是重慶市委、市政府的政治意愿與堅強決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副主任貢森告訴本刊記者，對民生財政的傾力投入，以及體制機制保障，這一系列探索，貫穿了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理念，對全國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黃奇帆說，重慶之所以能做大“民生財政”，一方面得益于重慶國資每年上繳國資收益，為政府增加公共服務騰出了財力空間；另一方面還在于不斷創新財政資金籌措方式、拓寬籌措渠道，探索將基金和非稅收入等用于民生。 去年，重慶市著手解決近百萬征地農轉非人員的養老保險缺失問題。經測算，征地農轉非人員全部參保，需財政補貼124億元，按中央“每年可從土地出讓收益中提取6%”的政策，籌集這筆資金至少需要20年。因此，重慶市政府決定額外開征“征地統籌費”，預計5到8年就能夠把這部分資金籌集到位。 有了財政的強力支持，重慶目前已有90萬征地農轉非人員納入養老保險體系，33萬人已開始領取養老保險。 “唱讀講傳”、“三項制度”、“結窮親”：撿起為人民服務的創黨理念 有專家這樣說，“未來30年，中國要搞出一個讓人民幸福、尊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要有核心的價值觀支撐。” 2008年底，重慶市委宣傳部曾向全市干部群眾發放11萬份調查問卷。結果顯示，部分人理想信念缺失，價值觀錯位，有31.92%的人出現非馬克思主義傾向，13.67%的人對共產黨長期執政持不擁護和無所謂態度，有14.48%的人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持不擁護和無所謂態度，有20.13%的人推崇享樂主義，有14.13%的人推崇拜金主義。 重慶市委高層認為，如果沒有正確的價值觀，不僅發展沒有動力，而且會失去方向，“必須用健康向上的思想文化，構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2009年6月，重慶市委召開三屆五次全委會，薄熙來的講話題目是《唱響主旋律凝聚精氣神以社會主義文化促進重慶大發展》的講話，其中把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的“唱讀講傳”活動，作為要辦好的九件實事之首。 這一活動，被一些媒體簡化為“唱紅”，并引發了外界的議論。對此，薄熙來曾講過這樣一段話：“有些人說重慶的‘唱紅’是搞左的一套，不能這么認為。實際上，‘紅’講到底就是為人民服務，就是為老百姓服務，這是共產黨當時建黨的本意。共產黨成立就是要為老百姓服務。所以，‘唱紅’這個概念說到底就是為人民服務。今天中央倡導的以人為本，其實是一脈相承。一個社會不僅需要物質，而且需要精神，需要有精神追求。中華民族這么一個偉大的民族，總不能去追求、模仿哪一個民族，去COPY人家的精神追求。中國這么一個泱泱大國，總得有中國精神。唱讀講傳，就是想把中華民族的精神全整過來。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讓經濟實力大增，她的文化也應該是站得住腳的。所以，一個是中國歷史上的優秀文化，一個是共產黨的文化，這兩個文化我們要弘揚，這就叫唱紅。” 聯想到薄熙來多次談到的“一個社會要有精氣神”的說法，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原主任張國祚在重慶調研后說：“唱讀講傳實際上是增強軟實力的一個成功探索，是個創舉。” 與“唱讀講傳”同步的是，重慶在黨的建設上推出了“三項制度”。“三項制度”是指黨支部書記定期接訪、委員按期走訪和辦理并定期反饋。實施1年多來，接訪群眾368萬人，走訪群眾996萬戶，收到群眾反映問題275萬件，幫助解決209萬件群眾的煩心事、困難事，群眾滿意度為96.1%。薄熙來說，一個人，整天坐著不動，毛細血管就會栓塞，手腳麻木；我們也一樣，如果大家都浮在上邊，不跑農家地頭，遠離基層，脫離群眾，就要出“大毛病”。 與此同時，重慶在黨員干部中間推出的“大下訪”、“三進三同”、“結窮親”三項活動。兩年間，在中央統一部署的“大走訪”的基礎上，重慶組織20萬名干部“大下訪”，配套投入48.8億元用于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共解決各類信訪問題8.5萬余件，加上“大下訪”，一共解決了1.8萬個“積案”，其中80%是該解決而過去沒認真解決的群眾實際困難，直接受益群眾近200萬人。 “三進三同”則是黨員干部“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下去以后的同志，不管是來自城市的或者是原來從農村出來的，下去以后回來的感覺都不一樣。”重慶市委副書記張軒說，“政權機關對人民有了感情，有助于決策真正從實踐中來。” “結窮親”活動開展以來，20萬名干部職工與近50萬戶貧困戶結了“親”，幫扶的錢物2.2億元，送去脫貧致富項目16萬個，幫助群眾解決具體困難問題29萬個。 重慶工商大學校長王崇舉說：“‘大下訪’、‘三進三同’，本質上是針對人民群眾，尤其是經過30年改革開放以后，生活仍然比較貧困、話語權比較微弱、積累的矛盾在他們身上仍然比較尖銳的居民，實實在在地解決他們的問題。” “重慶撿起了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創黨理念。”紀碩鳴這樣評價。 經過30年多的改革開放，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向科學發展的轉型，不僅是經濟體制或發展模式的轉變，而且還是建立在經濟轉型基礎上的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這對下一個30年的發展來說是十分重大的課題。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正在進行時的重慶實踐，其意義在于他們用創新的理念開辟著轉型的路徑、建設著轉型的載體。（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劉亢 張桂林 湯耀國） (責任編輯：瑋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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