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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是由中央文史研究館牽頭組織的國家重點文化項目，是我國第一部按照行政區劃梳理地域文化脈絡和亮點的大型權威學術叢書，全書共34卷，1500多萬字，是集全國文史研究館之力的“文化地圖”。叢書《上海卷》由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組織10多位上海史專家歷時5年余撰寫而成（孫遜、吳孟慶、沈祖煒主編），充分展示了上海獨具魅力的地域文化，即將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本報特刊發由主編孫遜撰寫的緒論（有刪節）。 上海正朝著建設國際大都市的目標大踏步前進，并按照國家發展戰略，引領和帶動整個長江三角洲地區成為我國首個“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在這凝聚了上海、江南和中國幾代人夢想的歷史跨越式發展中，上海文化作為中國區域文化的重要部分，特別是近代以降作為中國都市文化的先行者和引領者，已經成為中外城市研究的一個熱點。因此，我們回顧上海文化的歷史演變和特點，不僅是全面了解和研究我國地域文化的題中之義，也是思考當代城市和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觀照點。 古代上海文化的歷史源流 上海地處吳越之間，上海古代文化即為吳越文化的一部分。吳越在地域上互為近鄰，在族屬上又同屬古越族即“百越”族群，在中國區域文化版圖上常以“吳越文化”并稱。 吳越文化的興盛發端于兩國都城的興建。大約公元前514年，伍子胥奉吳王闔閭之命筑“闔閭大城”。在此后不久，越王勾踐在吳國服役后回國，根據范蠡的建議，把都城從山區遷到平原，筑“山陰大城”。王國維先生講：“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征也。”吳越兩國都城的興建，使吳越文化有了載體和中心，進而影響周邊地區。 如果說春秋戰國時代的吳越文化是上海文化的始源，那么在此基礎上誕生的江南文化則是上海文化的近源。從魏晉時期特別是東晉時期開始，至明清時期，是江南文化的重要發展期。兩次重大歷史事件和人口遷徙對江南文化的發展影響甚巨：一是晉室南遷，二是宋王朝南渡。晉室南遷第一次把漢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遷至南方。此后的兩百多年，建康始終是南朝統治的中心。更為重要的是，隨著這次南遷，大量北方士族大家遷至江南，他們后來對江南文化的影響不言而喻。公元1127年的宋王朝南渡對江南文化影響更大。本來，經過隋唐和北宋的發展，中國的經濟重心已逐步南移。南宋建都臨安，則完成了政治、經濟重心的全面南移。此后一直到明清兩代，經濟的繁榮，城市的興盛，為江南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小說、戲曲等俗文學的發展在這一時期達到高峰，作為傳統雅文學的詩文也發生一系列新變；繪畫領域流派紛呈，江南音樂特色鮮明，地方戲曲百花爭艷；商品經濟下快速的生活節奏和對生活品質的講究，養成了江南人勤快的生活習性和對精致生活的追求；江南園林和民居的粉墻黛瓦和小橋流水，則構成了視覺上最典型的江南意象……古代上海及其今天所轄的松江、嘉定等地，本身就是江南的重要府縣，其文化自然表現出與江南文化高度的一致。 通常認為，吳越地區的先民比較強悍，所謂“好劍”、“輕死”、“文身斷發”。但到明清時代，江南文化已以柔軟、柔慧、柔美和柔和為主要特征。這和晉室南遷與宋王朝南渡不無關系：前者帶來了北方士族好清談、喜文學的風氣；后者把從尚文傳統植入江南，宋以后江南地區繁榮安定，為尚文傳統扎根于江南提供了土壤，吳越先民的“好劍”“輕死”，至此變成了江南民風的“尚文”“競奢”。這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這個過程進入到近代，又從中破繭而出既植有母體基因、又帶有多種異質的新文化，即近代上海文化。 上海在1843年開埠以后，迅速崛起為江南乃至全國的中心城市。1881年，上海《申報》的一篇文章首次用“東方的巴黎”來指代上海，所謂“人之稱譽上海者，以為海外各地惟數法國巴黎斯為第一，今上海之地不啻海外之巴黎斯”。1903年開始連載的晚清小說《負曝閑談》中的一段人物對話更進一步指稱：“天下四大碼頭：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美國紐約，中國上海，這是確鑿不移的。”可見在時人心中，上海已與巴黎、倫敦和紐約比肩。 上海的崛起使上海文化迅速上升為輻射和引領整個江南文化乃至全國文化的核心源，不僅表現在“海派繪畫”和“海派京劇”等的崛起，也不僅表現為上海作為“文化大碼頭”，為京劇和全國地方戲曲的自身革新和走向全國提供了最恢弘的舞臺，更表現為上海作為一座國際大都市，它的嶄新的文化品格為江南和全國提供了一種與傳統迥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人們經常稱上海文化為“海派文化”，其實“海派”作為具有特定歷史內涵的概念，是一個多少帶有貶義的稱謂，我們今天以“上海文化”指稱更為恰當。 近代上海文化的主要特質 近代以降，特別是上海開埠以后，西風東漸，異質文化給上海文化注入了嶄新的活力：一是以歐風美雨為代表的外來文化，二是因商業都會而盛行的近代商業文化。這使近代上海文化具備了嶄新的品格，歸結起來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趨時求新。近代上海往往在很多方面成為全國開風氣之先者，大至社會思潮，小至日常生活。 以新思想傳播為例，自開埠以后，上海迅速成為我國近現代先進思想文化的發源地和集散地。其中對中國社會產生最深刻影響的，莫過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馬克思主義在上海的傳播可以追溯到清末。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編譯的《西國近事匯編》最早介紹過歐洲社會主義者的活動，《萬國公報》也曾把歐美流行的社會主義學說連同基督教教義一并介紹給中國讀者。光緒二十四年（1899年）2月至5月，《萬國公報》連載了李提摩太譯意、蔡爾康筆述的英國頡德著《社會進化論》（當時譯名為《大同學》），在談到歐洲社會矛盾時指出：“今世之爭，恐將有更甚于古者，此非憑空揣測之詞也。試稽近代學派，有講述安民新學之一家，為德國之馬客思（馬克思）”。這是馬克思的第一個中文譯名首次在該刊上出現。同年夏，上海廣學會出版的胡貽谷（一說胡頤谷）譯自英國柯卡普《社會主義史》的《泰西民法志》專辟《馬克思》一章，稱“馬克思是社會主義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勢力人物，他及他同心的朋友昂格斯（恩格斯）都被大家承認‘科學的和革命的’社會主義派的首領”。此后十年間，上海多家書局相繼出版中國留日學生翻譯的社會主義書籍。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12月），上海《翻譯世界》編譯了村井知至的《社會主義》，該書是中國第一部系統介紹馬克思生平和剩余價值學說的譯著。光緒三十年（1904年），趙必振譯福井準造的《近世社會主義》，介紹“加陸馬陸科斯（即卡爾·馬克思）及其主義”。在20世紀頭幾年，與日本隔海相望的上海，一度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熱土。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傳播，要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而新文化運動的發軔地最早也是在上海。 二是中西交融。近代上海是我國最早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西方文明的進入使上海文化成為中國地域文化中包容度最大的文化。 近代上海出版業典型地體現了這一特點。上海作為近代中國的出版印刷中心，匯集了全國最多的出版機構。它們專業方向雖有不同，但大多參與到譯介西學的潮流中，成為主角。同時，“西學東漸”潮流也激活了上海出版業。此外，近代上海出版還包括了西文出版一塊，英、法、德、俄文等都有，以英文為主；在載體上，有報紙、期刊和書籍等，也以英文著述最多。西文出版機構在引進西方文化的同時，也把中國文化介紹給西方，即“中學西傳”。其范圍之廣，涉及中國歷史、地理、政治、社會、哲學、文學、語言、藝術、宗教、習俗等諸多領域。這對消除西方對中國的偏見，構筑真實的“中國形象”，起了積極的作用。近代上海出版在“西學東漸”和“中學西傳”兩方面所作的努力，為中西文化的雙向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三是商業意識。上海是近代崛起的商業都會，近代商業意識浸染著文化的各個方面。早期海派繪畫所謂“以生計所迫，不得不稍投時好，以博潤資”，道破了其商業性特點。上海作為“文化碼頭”，舉凡文化的方方面面，無不作為商業來運作，這使上海文化深深烙上了商業印記。因此魯迅有京派“近官”、海派“近商”的論述。 以小說創作和出版發行為例：在古代，小說創作和刊刻大都是個人行為；明代中葉以后，書坊主的介入使小說創作和刊刻有了明確的商業動機。近代以降，以上海為大本營的報紙副刊和文藝期刊多以小說招徠讀者，它以稿酬為潤滑劑，在編輯——作者——出版者——讀者之間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商業運作機制：報刊和編輯根據讀者需求征稿或約稿，作者按照要求寫作，出版者依據承諾和約定付給稿酬，讀者通過購買和訂閱為報刊創造利潤。這套機制使小說帶有了商品的性質。其中兩個最重要的環節：向社會公開征求和承諾稿酬，都發生在上海。 1877年10月17日，《申報》首次刊登“有圖求說”廣告，為“精細畫圖十幅”征求編成一部“約五萬字”小說，并承諾“文理尤佳者”“送潤筆洋二十元”；1878年3月7日，《申報》刊《書》啟事：“愿出價購稿，代為排印；抑或俟裝訂好后，送書數十百部，以申酬謝之意”；1884年6月4日，《申報》為《點石齋畫報》征稿，承諾入選者“每幅酬筆資洋兩元”；1895年5月25日，《申報》刊登英國傳教士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說啟”，承諾按不同名次酬洋五十元至八元不等。其后，小說征文活動不斷。至此，稿酬制度從書稿開始，擴展到報刊來稿；報刊稿酬從繪畫開始，擴展到小說及其他報刊文字。商業意識對上海文化的浸淫，由此可見一斑。 四是市民趣味。近代上海作為一座人口超過百萬的特大城市，其市民階層構成了城市中數量最多的人口群體，而且這一群體的構成和傳統市民階層不同：其中以買辦和通事為代表的新式商人，從事金融、商業和實業投資的資本家，以產業工人為主體的城市勞動者，以及城市管理部門和公共機構的職員與知識分子，都是過去傳統市民階層所沒有過的，他們既是城市經濟和社會活動的主體，也是文化生產和消費的主體。 由于市民構成復雜，市民趣味很難用一桿標尺來衡量，一般理解它包括諸如鮮艷、明快、華麗、通俗、乃至低俗，以及雅俗共賞等特征。以海上畫派為例：以“三任”為代表的早期畫家，其繪畫題材多取自市民階層所喜聞樂見的歷史故實、神話傳說和民俗生活，大量使用諧音、暗喻等手法，以表現趨吉避兇、多子多福、加官晉爵、美色延年等主題，加上設色明麗，線條柔媚，造型生動，畫面絢爛，既賞心悅目，又能討口彩，從而滿足了廣大市民階層的審美需求，畫家也因此得以在經濟上自立。 近代上海文化特質的歷史成因 上海文化的上述特質，和其獨特的歷史條件與社會性質密切相關。具體來說，成因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商業都會是第一個成因。上海是近代最早開放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列強的進入迅速把這些地區卷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使這些城市成為中國近代化的先驅。經濟活動的大量聚集，對外貿易和商業活動的高度集中，產業經濟、金融經濟的蓬勃發展，使上海僅用十年時間就成為全國最大的對外通商口岸和經濟中心。新興社會階層不斷產生壯大，市民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心態結構、審美趣味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一切，共同構成了近代上海的商業都會性質。 移民城市是第二個成因。上海開埠以后，人口大量涌入。1843年上海開埠時，城市人口20多萬，1949年初達到546萬。短短一百年間，上海成為全國第一大都市。在上海人口爆炸式增長中，75%以上是移民。根據上海自1885年以來歷年的人口統計，公共租界非上海籍人口通常占80%以上，華界非上海籍人口通常占75%以上。根據解放后的1950年1月的統計，非上海籍人口占85%，上海籍人口僅占15%。上海的移民由國外和國內兩部分組成。國外移民數量雖少，但所代表的國家和地區很廣，且地位特殊，因而影響很大，不僅帶來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更直接影響了上海的市民階層。國內移民來自全國18個省區。在一個多世紀中，上海共有三次大的移民潮，即太平天國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分別使上海人口增加11萬、78萬和208萬。移民來到上海，自然把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也帶進了上海。 租界社會是又一個重要成因。上海租界是舊中國租界中最大的，其規模、形式與發展變化都最具典型意義。租界的影響是多元復雜的，所謂“從政治上觀之，則上海為外人侵占入手地；從物質上觀之，則上海又為全國文明發軔地”。更重要的是，租界作為“國中之國”，是中國封建政府和軍閥統治下的一個權力薄弱點，為各種政治力量包括進步力量提供了某種“保護”。戊戌變法以后保皇派和革命派在上海租界的活動，北洋軍閥時期新文化運動在上海的發軔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成立，國民黨時期中共中央機關在上海的設立和左翼文化中心在上海的形成，都與租界的存在有著密切關系。 上海文化的特質，從根本上說，是近代中國都市文化的集中反映和典型表現，而決定這些特質的，是1840年以后開啟的、以上海為主要代表的中國都市的現代化進程。上海文化不僅與傳統文化大相異趣，而且明顯有新的以現代大都市為背景的時代印記。人類文明史上每一次文化藝術的黃金時代，都有一個城市作為其背景和舞臺。在我國，如果要找一個代表近代文化藝術黃金時代的背景城市，這個城市無疑是上海。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