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問北京城市規劃

    新的北京市總體規劃在制定之前，首先必須回答什么是這座城市的城市性，它的城市生活是什么樣的，以及作為中國的首都，它的模式效應是什么？

    車飛/文

    今天的北京，早已不再是那個充滿皇家氣息與市井文化的傳統北京了，甚至也不再是那些連北京人都還來不及仔細端詳的大院文化與街道文化的陽光燦爛的北京了。

    我們拆除老北京的城墻，并將其空間發展為二環路之后，僅僅幾十年的時間，現在已經開始建設長度超過900公里的七環路了。北京城的快速發展使其成為21世紀一大城市奇觀。

    今年北京市開始啟動制定新一輪的城市總體規劃，這必將對北京市在未來五年到十年甚至更久產生重大的影響，這當然也會對千千萬萬生活在這座城市中的人們產生深遠的影響。

    新的北京市總體規劃在制定之前，首先必須回答什么是這座城市的城市性，它的城市生活是什么樣的，以及作為中國的首都，它的模式效應是什么？

    同心圓困惑

    北京城的同心圓模式產生了一個困惑，因為根據同心圓理論，城市發展的動力應該通過放射式的道路最終匯聚到CBD圓心，而北京的圓心并不是開放的CBD，相反是封閉的紫禁城。作為城市年輪的環線是否可以無限地向外拓展，七環、八環、九環……

   “攤大餅”既是，也不是北京的模式。北京的城市空間模型是令人困惑甚至自相矛盾的。

    如果說二環至六環的環形道路是北京同心圓模式的主要特征，但是環形之外的北京又有另外一套方格網的交通系統，勻質的格網是否又否定了同心圓模式將高密度高強度的城市CBD放在圓心的做法？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為北京的中心位置是紫禁城，恰恰是人們不能隨便進入的地區。這樣，本應發揮集中效率的環線因為CBD等人口活動高強度空間分布不均勻，以及缺少放射性道路而擁堵不堪。而在模式上不提倡集中與分級的方格網道路，因為環線的存在，效率低下，無法發揮均勻分布交通壓力的作用。

    最終，這兩套模型都無法發揮自身的優勢，問題叢生，尤其是在兩套不同的模型重疊的位置。北京發展環線除了解決交通困境，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試圖起到空間隔離的作用。也就是通過環線隔離城鄉，控制城市的發展與擴張。這的確成為了北京發展的緊箍咒，原因在于，城市規劃的核心是控制，但是控制的核心應該是發展而非阻滯。城市發展如同治水，重在疏而非堵。

    未來北京的空間發展就策略可以分為上策、中策與下策。上策是大刀闊斧地改造城市空間規劃，從中發展出全新的城市性；中策是積極面對現實問題，因勢利導改變與疏通現有的空間規劃模型，放棄教條主義和平均主義思維；下策是消極面對發展問題，維持舊有格局，拆東墻補西墻。

    無空間則無靈魂

    老北京城的外部空間主要是街道與一些開敞的水面與溝渠構成，并沒有歐美城市中常見的市民廣場。今天北京的市民廣場與空間是否會發展出類似歐美的市民社會？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靈魂，而這個靈魂的特質很多來自于它獨特的城市生活與空間體驗。

    老北京的市民生活不是市民廣場與林蔭大道，而是舊時人家的街頭巷尾。今天的北京道路與空間的尺度巨大，城市空間規劃以機動車而非步行為主導，行人在城市空間中限權受制。

    在現實中，城市的開放空間被各種交通功能所規劃占據，那種容許人們自由聚集的開放城市生活空間越來越少。盡管越來越多的封閉式居住小區中擁有內部綠地與花園，但是這種共同屬地不同于城市開放空間中的公共空間。盡管小區內部的花園對于當地居民是十分重要的社區活動空間，但是這里更多的是內向的社區生活，而非外向的城市生活。

    可以這么說，城市的開放空間的數量與質量將決定未來北京市民的城市生活與公共道德的品質，市民的精神健康與物質健康同樣重要，在高密度的城市中，規劃一片沒有所謂功能的空地也許比疏散人群的交通空間，鍛煉身體的運動場地或改善環境的綠化空間更為重要，因為這片空地可以成為城市寄托靈魂的地方。

    規劃的悖論

    對于城市規劃者而言，798是一片雜亂無章的破敗空間，教條的規劃理論和城市理論，將798定義為一個急待改造的城市中骯臟而黑暗的角落。然而，現實中的798是一個充滿活力，蓬勃發展的城市空間。是規劃錯了，還是發展錯了？

    798藝術區原本是一片機能衰退的工廠區，隨時面臨拆遷的可能。在2000年后短短數年時間，伴隨著中國當代藝術的崛起，聚集了大量的藝術家工作室與藝術機構而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藝術區之一。

    這里沒有任何政府主導開發的背景，沒有政府投入，沒有BT，沒有名校，沒有權力機構，沒有土地政策，沒有政府稅收優惠，沒有統一規劃，甚至連保安也可有可無。

    當全國的城市開發都在自上而下的規劃中高歌猛進時，798在一片城市的褐地，一個無人關注的城市角落中自下而上發展起來。自由、有機、開放與活力是這類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都市街區迥異于那些自上而下規劃而成的街區的特征。

    在798，所有的空間與土地都是混合功能的有機空間，商業與公共空間穿插其中。

    今天的中國城市規劃與土地管理系統，大多仍舊沿用流行于上世紀50年代的單一土地目標利用與剛性分區制，這樣的方式有利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城市經濟生產規劃，但是完全不適應今天城市土地市場，和商品經濟自我調節的能力與需要。

    在城市快速擴張階段，問題會被速度所掩蓋，一旦城市進入穩健的發展階段，這種缺乏彈性和長遠考慮的單一土地目標利用與剛性的分區制，就會與自下而上的城市發展形成越來越多的矛盾。巨大的北京城的規劃，既不可能完全地自上而下，也不可能完全地自下而上，在推動城市發展尋求抓手時，也要為城市自身擁有的本能留下足夠的平臺。

    千城一面

    經歷30年的改革，中國大多數城市人從“單位公房”中搬到了“鄰里社區”之中。共同體空間過去建立在彼此充分了解和平均主義之上的精神安全感，被現在建立在圍墻、門衛和門禁系統之上的物理安全感所取來。哪種安全感更好？

    隨著舊鄰里的逐步解體，與之相隨的是舊有鄰里生活的逐步消失。

    計劃經濟時代的人們，生活在一整套社會系統之中。每個人都被剛性的社會關系所界定。

    當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后，建立在計劃經濟之上的社會系統隨之轉型。人們開始有權利選擇自己的鄰里與鄰里生活。

    今天的居住區設計規范或相關法規，盡管如戶型、面積、配套設施等等指標比之計劃經濟時代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是作為整體的鄰里居住模型的規劃設計概念與思想卻沒有本質性的改變。仍然秉承著計劃經濟時代烏托邦模型，也就是堅持平均主義，將多樣性的生活簡化為年齡、家庭成員數量、社會身份等幾個簡單的分類。

    烏托邦模型將社會成員粗暴地理解為有共同需要的群體，而無視他們生活方式的多樣性。這樣的規劃標準與規范也直接促成了中國千城一面的現象。

    社區困擾

    許多中國的舊城改造形成了一個奇怪的邏輯—摧毀社區以建造社區。現在的鄰里社區已經越來越難以形成社區精神和社區文化。在較近的未來，冷漠與自閉是否將會困擾中國的鄰里社區？

    從上世紀80年代，居民委員會和街道辦事處作為居民的自治組織與市政府的基層管理機關，開始在城市的居住區中發揮重要作用。社區居民的自治組織—居委會與街道辦事處之間保持著微妙的關系，既協助政府管理社區，同時也將社區百姓的要求向上級機關有所表達。

    居委會的形成源于兩種不同的傳統或影響。一種是中國千年的保甲制度，另一種是源于蘇聯乃至西方的社區傳統。居委會將這兩種傳統巧妙地混合在一起，既發揮了保甲制度中對城市人口簡單有效的政府管理，如在“非典”期間的管控效率，也發揮了社區傳統中的社區居民自組織、自管理的作用，如在“迎奧運”時期的社區活動。

    居委會是公房向私房轉型之間非常重要的社區機制。隨著新式的封閉型的商品房小區越來越多，更多的業主委員會被建立起來。這樣一來，個體與市場的關系：業主委員會—物業公司，逐漸開始替代鄰里與政府的關系：居委會—街道辦事處。

    今天，完全的法治社會下的社會保障系統還未成型，舊有的計劃經濟時代的福利保障也已經衰頹，居委會面對市場難有作為，業主委員會面對政府管理無以對話。居住區成員越來越傾向于從社區空間和較為廣泛的鄰里生活中退入私人領域。缺乏有效的溝通，最終導致不信任、虛無甚至暴力。

    中國式住宅

    北京最為常見的高層住宅小區，在書中被稱為是萊特的內閉式“拉德本”花園小區與柯布西耶的“光輝城市”的開放城區的混合物。甚至被理解為“坐落在奢華園林中的經濟型住宅”。那么中國式住宅區是否形成？它的優勢與劣勢是什么？

    北京最早的商品房居住小區是方莊社區，這個社區的鄰里小區規劃模型對今天中國的居住區規劃產生了普遍的影響。甚至極端一點的看法是，其塑造了中國式造城的基本形象。

    方莊社區的規劃源自上世紀80年代的特殊狀況。當時的規劃師受到英國戰后的花園式衛星城建設的影響，同時又不希望對計劃經濟時代，源于蘇聯的鄰里居住區模型標準進行過多的突破，再加上受到當時經濟條件的制約，最終形成了這個混合有多種思想的規劃模型。

    以柯布西耶的“光輝城市”為原型的高強度集體鄰里的建筑空間，與以萊特的 “拉德本”花園小區為原型的高強度集體鄰里的小區外部空間組合在一起，兩種歐美激進的烏托邦居住模型的強強組合，恰好適應了剛剛從計劃經濟的單位負責制中走出來的人們的需求。

    實際上，柯布西耶的“光輝城市”所倡導的高強度集體鄰里，是以獲得最大的外部個人自由空間為前提的，而萊特的“拉德本”花園小區所規劃的高強度集體鄰里的小區外部空間，是以保證絕對獨立的私人生活的獨宅為基礎之上的。

    在今天的北京，人們買一套房時，其房價中的建造成本所占可能只有價格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當經濟不再是高層集體住宅的重要規劃因素時，我們應該思考物理層面的高密度集體居住空間背后的集體性與集體生活的意義所在。

    單極化效應

    改革中的中國城市，在城市化的同時，有史以來一場最為激烈和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正在中國悄悄展開。城鎮化是否就是這個國家正在努力的試圖通過在空間中減少或消滅鄉村、擴大或增加城市，以此實現改革開放的現代化目標？

    當前中國的新型城鎮化規劃致力于在空間與質量上擴大并深化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未來六年的目標是：“提升城鎮化質量，優化城鎮化格局，提倡可持續發展，改善生活服務以及完善城市機制”。

    對于北京，則具體化為發展京津冀巨型城市群。不同于資源均衡的長三角巨型城市群和產業均衡的珠三角巨型城市群，北京作為首都擁有壓倒一切的集中資源與效應，因此北京城市圈的城鎮化問題，與長三角和珠三角有很大的不同。

    在復雜性、多樣性與競爭性中獲益的都市群模式，在擁有調控市場能力的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首都模型中，面臨巨大的挑戰。城市化在歐美國家是作為一種城市現象被認知，今天的中國面臨國家現代化的重要任務，城市化作為某種政治經濟學的工具成為實現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工具。

    在此背景下，北京面臨著選擇，京津冀一體化的巨型城市群發展，是單極化還是去單極化？是鄉村中的城市還是城市間的城中村？

    城鄉二元未來

    在新中國的第一個30年中建立的城鄉二元制，保障了計劃經濟體制的運行，在第二個30年中，城鄉二元制推動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在第三個30年中，城鄉二元制會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城鄉二元制是新中國時期的一個重要的發明。

    在計劃經濟時期，城鄉二元制保障了糧食生產等涉及國家安全的重要問題，在改革開放時期，城鄉二元制創造了農民工的中國制造業大軍。今天的新型城市化可能正在著手推動消化過去多年產能過剩和積壓的消費者大軍。

    農民工返鄉、家電下鄉、新型城鎮化等都在推動鄉村中的空間生產，這種生產不再僅僅是糧食和勞動力，而是消費和社會化。城鄉二元制下的鄉村中的消費和社會化與城市中的消費和社會化有何不同？與物流更為發達的中心城市相比，鄉村中的消費和社會化是否更具詩意抑或生態？

    誰來主導發展

    在金融危機之后的2009年，一個新的30年拉開了帷幕，面對金融危機，中國似乎更為急切地試圖尋找新的層面去繼續實現現代化的使命。而這個新的層面是否就是更多地去發展空間層面的現代化？

    從1919年的五四運動開始到1949年的30年間，中國試圖首先在文化層面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9年的30年間，中國試圖首先在社會層面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從1979年到2009的30年中，中國轉而尋求通過經濟層面的發展來實現現代化的目標。新的一個30年中，中國面臨著新的挑戰。

    深度的現代化發展，進而通過空間生產來實現，不僅生產空間產品如新城，同時也生產出消費關系和消費者以及整個消費社會。追求價值理性的消費社會，需要市場配置資源，需要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城市的職能劃分、土地利用、功能分區、開發強度中，市場手段與行政命令彼此博弈。

    政府主導型新城或新區開發模型是過去幾十年中的主要形式。今天中國各地的房地產危機和各種“鬼城”層出不窮，空間生產作為某種社會機制，本身也面臨現代化的挑戰。

    世界城市雄心

    當CCTV大樓、鳥巢體育場與首都新機場T3航站樓被建立起來后，元明清三朝帝都的北京試圖重返世界城市，北京是否能夠成為世界城市？

    北京奧運會和北京新十大建筑，使得北京人獲得了充分的自信以重返世界之都。

    2050年是北京成為世界城市的計劃時間，這項計劃的制定也意味著今天的北京還不是如同紐約、東京和倫敦一樣的世界城市。

    要想成為世界城市，意味著許多需要完成而未完成的工作。例如GDP提高與獲得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等硬條件。與此同時，也需要許多軟條件，如文化影響力、價值觀認同等。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北京的市民是否做好了自身成為世界城市市民的準備，不僅需要對多樣性與差異的開放，忍耐與包容，更重要的是認同并從中獲益。

    作者為城市社會空間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