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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低碳城市發展現狀 在過去的一年里，“低碳城市”這4個字在中國遠比全球變暖升溫更快。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目前至少有100個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號，沒有一個省份缺席。最新的成員是拉薩，計劃成為以應用太陽能為主的“太陽城”。 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的研究員姜克雋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國并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低碳城市。”在11月29日開幕的坎昆聯合國年度氣候變化峰會上，他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有項明確的任務——積極參加以“低碳城市”為主題的邊會，與各國代表“學習并交流經驗”。 低碳城市不僅在數量上遍布了中國的版圖，發展路徑的選擇也頗為多樣。 在河北省保定市，覆蓋著太陽能光伏電池板的“電谷大廈”成為新地標；山東德州的“太陽城”名聲儼然有賽過“德州扒雞”之勢，太陽能路燈立于大街小巷；深圳市政府選擇與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進行共建，讓這座城市有了“低碳生態示范市”的底氣；在浙江省建德市，一場消滅空調外掛機的全城總動員正在轟轟烈烈地進行。在姜克雋看來，這些熱情值得鼓勵，但要“名副其實”很難。 目前業界公認的低碳城市標準是，將建筑、交通、工業這三大碳排放源的低碳規劃納入城市的整體運行規劃中，并能使整個城市的碳排放量有明顯下降。 這一概念發軔于倫敦市前市長利文斯頓2007年發表的減碳計劃書——《今天行動，守候將來》。在計劃書中，利文斯頓將倫敦二氧化碳的減排目標鎖定在2025年降至1990年水平的60%。丹麥的哥本哈根市堪稱“低碳城市”的典范。自1995年到2005年期間，這座擁有120萬人口的城市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了20%。 在我國，目前沒有一座城市有過可以量化的減排歷史，還出現了諸多建設低碳城市的怪現狀。有的是“舊瓶換新酒”，以低碳之名行地產開發之實；還有的是“低端不低碳”，一些打著低碳旗號的新能源產業園區，還停留在設備制造的低端加工環節；還有的“掛羊頭賣狗肉”，“燒著高碳的煤，生產低碳的節能燈”。 “就算是形象工程，也比沒有要強，起碼說明重視這個形象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秘書長莊貴陽認為。在他看來，低碳城市的理念能被廣泛接受，本身就很不容易。幾年前，他所在的研究機構曾就低碳城市發展項目的合作事宜，與多個省市的相關部門接觸，但大部分負責人都以“不知道國家在氣候談判上的態度”為由婉拒了合作邀請。 去年年底在哥本哈根召開的全球氣候大會成為分水嶺。莊貴陽說，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有超過100個中國城市明確表示愿與低碳“聯姻”。 “做好基礎性工作，能比‘神七’上天還難嗎？”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博士生王克認為：“低碳城市還停留在摸索階段。”據悉，碳排放指標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已經確定。執行方式可能是建立在省份級別的領導簽署“軍令狀”的基礎之上，即作為一種約束性的硬指標，分解到各地區。 據王克回憶，在今年6月舉行的研討會上，地方官員向國家發改委的研究人員頻頻提問，主要涉及三個方面：第一，城市基礎碳排放量的統計與檢測方法；第二，中央與地方如何分配財政投入；第三，是否存在可以學習的現實案例。 在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的顧朝林教授看來，這些都是低碳城市建設過程中最基礎性的工作，就像“做生意之前要摸清家底、算好賬”一樣。事實上，我國省市一級的碳排放清單長期處于空白狀態。試點中的五省八市，還未提交任何具體規劃。 “做好基礎性工作，能比‘神七’上天還難嗎？”顧朝林反問道。 低碳城市是一種責任 一些城市的規劃小組還將“低碳”簡單地理解為節能減排，甚至在方案上也部分照搬“十一五”中的節能規劃。 但類似于通過大批淘汰落后產能而減排的方式潛力并不大。僅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各省累計淘汰的小火電機組已超過1000萬千瓦，這一規模超過了英國全國的火電裝機容量。 “低碳建設應該進入統領性的整體城市規劃，而不僅僅是工業減排的附屬品。”王克說。 建設低碳城，絕對不是政治任務，而是一種責任 “大家都想建設低碳城市絕對是好事情，但不要把它當做是政治任務，而要視為一種責任。”作為中國最早研究低碳城市的學者之一，姜克雋曾不止一次地在公開場合宣揚低碳城市的意義，那就是創造宜居環境、保障能源安全、在新能源經濟領域實現我國技術上的后發優勢。 國家發改委曾舉行過一次研討會，聽取一些地方負責人預估的減排目標。在討論過程中，各省份代表均以其他省份代表的主流減排目標為參照，有的將目標從30%增加到了40%，也有的從50%減少到了45%。最終，幾乎所有代表的意見都趨同于45%，這也是我國承諾減排目標的上限。 “每個城市資源稟賦都不一樣，有些城市應該更激進，有些城市則太激進了，缺乏科學性！”一位專家評價道。中國規劃網北京12月12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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