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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時期，上海在“創新驅動、轉型發展”過程中面臨著日益突出的瓶頸制約。我們需要進一步優化選擇、強化動能，壯大城市承載力，加快金融創新步伐，優化創業經營環境，破解經濟社會發展難題。 降低長三角區域間交易成本 作為我國的特大型中心城市，上海城市承載力在新的發展階段遭遇到兩大制約因素：一是可供開發和使用的土地面積及城市空間越來越少，許多郊縣已同主城區連成一片；二是公共基礎設施的負荷越來越重。 要壯大城市承載力，當務之急在于拓展經濟和生活活動的空間，即全面推進上海融入長三角。首先，將不具備區域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出去，而把重點放在積極吸納新的產業包括生產性服務業上。其次，將本地大型骨干企業的一些配套流程遷往長三角，充分利用本區域制造業的集群實力。最后，建立統一的區域勞動力流動平臺，鼓勵人才自由選擇。 此外，上海與長三角的經濟互動還存在一個關鍵性問題，那就是由于區域間交易成本居高難下，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產業轉移和跨區域的企業關聯，進而影響到跨區域勞動力流動平臺的廣度和厚度。具體來說，這些交易成本大致包括：在某些時段、特定路段經常堵車造成時間損耗；區域間存在各類行政性、制度性堡壘造成協商成本偏高；區域間物品運輸成本和運輸損耗，即所謂“冰山”成本。 由于區域間交易成本較高，使得大量低端、耗能企業寧愿支付更高的租金和勞動力工資而留在上海。同時，區域間上下游企業的經濟關聯與人才充分流動也受到影響。就此而言，要拓展上海的發展空間，必須深化改革，加強長三角一體化力度，創新區域融合，淡化行政隔閡，切實降低區域間交易成本，使本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在更高層面上實現融合。 實施證券交易所公司化改制 上海不是金融機構總部最多的城市，在金融政策信息和經濟信息方面并不擁有太多的優勢，許多寶貴的上市公司資源也無法獨占。“十二五”時期，上海必須加倍努力，借助于制度創新推動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壯大。 國際金融中心是金融機構的集聚地。上海應進一步優化制度環境、交易環境，以吸引更多的金融機構尤其是金融機構總部入駐。同時，下大力氣培育扶植一批有影響力的本地金融機構。金融機構集聚有助于形成金融信息和經濟信息的空間集聚，提高信息質量。信息的集聚、結合還會產生互補效應，形成和生產新的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有必要打造符合市場規律和語境、有全球影響力的財經信息發布平臺和機制。 國際金融中心的核心是部分金融產品交易的定價中心。目前，上海的金融市場交易規模較大，但定價能力很弱，這與參與主體的類型和能力有關。下一步，上海金融市場應該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提高國際化水平，進一步引進具有全球視野的投資者和交易主體。 證券市場建設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證券交易所從傳統的會員制改為現代公司制是國際證券界一個令人注目的發展趨勢，包括紐約、納斯達克、倫敦、新加坡、香港等在內的許多證券交易所都已先后改為公司制并掛牌上市。證券交易所公司操作性較強，其最大好處就是可以優化交易所的治理結構，改善證券管理體制。公司化的證券交易所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獨立法人，會對證券市場的產品創新需求、交易服務需求等及時作出響應，會有更大的動力去開拓新市場、開發新產品，從而為金融創新提供較大的動能。 發展服務業并不排斥“傳統工業” 上海曾經擁有龐大的頗具影響力的輕工業產品，但后來大多隕落、凋謝。有的品牌雖然得以保留，市場號召力卻大為下降。企業沉寂與產品和產業的特性有關，品牌隕落卻需要我們從深層次來尋找原因。 有觀點認為，輕工業產品品牌隕落是產業轉型的必然結果，發展現代服務業勢必對“傳統工業”有所舍棄。這一看法很值得商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并不意味著要排斥所有的“傳統工業”。以上海家電業為例，它的萎縮當初并不是產業轉型過程中的主動放棄，而是產品和企業缺乏市場競爭力后的無奈被動舍棄。不對類似現象作深刻反思，我們就很難在優化生產經營環境、提高本地企業競爭力方面有長足進展。 首先，要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地優化創業、投資和生產經營環境，以“放水養魚”的心態和思路培育、扶持企業成長，以一視同仁的態度對待各類民營企業。在國有資產的管理上，要放棄對企業的“父愛主義”呵護。 其次，要注重對經營管理人才的培養、愛護和引進。一方面，造就優秀的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必須建立真正的企業家市場和職業經理人市場。市場競爭機制和優勝劣汰機制給經營管理人員不斷提高能力帶來壓力和動力。另一方面，切實改變那種偏好將經營管理人才放進政府行政體系中加以提拔的“重政輕商”做法。 最后，要降低上海的生活成本。隨著以房價上漲為核心內容的生活成本上升，各個層次、各種類型的人才在滬工作生活、創業創新面臨繁重挑戰。全力降低上海的生活成本，不僅是提高市民福利水平和幸福度的需要，也是持續性吸引人才、不斷優化城市環境的需要。（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商學院副院長、教授）中國規劃網上海5月2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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