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國，或許再沒有哪一個城市基于現代性的發展嘗試，像西安這樣會被人不斷地用歷史性的眼光來審視，甚至是審判。 這是一座古都現代化進程中的“宿命”。尤其是在北京、南京等歷史文化名城此前進行現代化改造中，傳統建筑和歷史街區遭遇大面積破壞，以至于面目全非的背景下，人們對包括西安在內的古都城市所進行的任何一次建筑創新，都已經習慣抱以苛刻的態度。 在此背景下，作為西安世園會最具標志性的建筑，立于西安灞河岸邊、小終南山上的天人長安塔，從一亮相就引來廣泛關注。 這座出自著名建筑師張錦秋之手的長安塔，設計上借鑒了隋唐木塔的外形，但完全是用現代的技術和材料建成，是張錦秋用現代技術和材料對中國傳統建筑進行詮釋的又一次嘗試。 這次，與張錦秋的另一作品大唐芙蓉園一度引發很大爭議不同，長安塔作為“不一樣的西安”新形象的典型代表，不但贏得了西安官方的認可，而且也贏得了建筑學界以及參觀世園會的國內外公眾的廣泛認可。 長安塔成功了。這也成為中國傳統建筑風格與現代建筑技術和材料成功結合的典范，并再次燃起了始自于梁思成先生的中國建筑(601668,股吧)師對傳統建筑如何現代化的命題的思考熱情。 背后，對于西安這座城市而言，除了城市傳統建筑的傳承與創新之外，還要深入思考的是，一個古都將怎樣找回當年的盛唐氣象，并完成新的歷史時期城市發展的現代城市精神的重塑，進而實現城市的復興。盡管這個城市或許將永遠不可能成為中國的都城了。 而正在經歷新崛起的中國需要思考的是，在與西方文明和文化進行對話的過程中，作為重要對話場所的古都西安的角色扮演是什么？今天的中國應該從其最輝煌的盛唐時期吸納怎樣的國家治理情懷和現代文明發展的基因？ 一個現代性西安城的誕生，不僅是一個古都現代化的問題，也是新的歷史時期中國如何與世界相處的問題。 1. 從大雁塔到長安塔 當記者站在世園會13層99米的長安塔頂層的時，忍不住將目光投向了東南老城方向，試圖在蒙蒙霧氣中，尋找到那座始建于公元652年的大雁塔。這座佛塔外形敦實、簡樸，它屹立于城南大慈恩寺內一千多年，見證長安城自唐以后由勝而衰的全部歷史。 據記載，玄奘法師為供奉從印度取經帶來的佛像、舍利和梵文經典，在大慈恩寺親自設計修建了5層的磚塔，后在武則天時期整修為現在的7層磚塔。就塔的形狀而言，明顯是借鑒了印度佛大的樣式。 張錦秋在其《天人長安塔創作札記》稱，長安塔的結構造型來源自隋唐木塔，方形塔體，穩健的逐層收分以及深遠的出檐。 這使得塔體有深深的“長安”烙印，讓人一下子就聯想到大雁塔和小雁塔。然而它又不是大、小雁塔，它是由唐代方形木塔演繹而來，塔的外觀造型具有唐代木塔的結構特點。 在建筑技術上，長安塔充分運用了斗拱這一中國傳統建筑中的承重和藝術構件，使塔各層挑檐之下形成一個外圍走廊，便于人們憑欄遠眺，觀賞風光。不過，這個斗拱又不是傳統木結構建筑的斗拱，而是將弧形斗拱直接取直，且材質上采用金屬構件，顯得簡捷、輕盈、美觀，從而使長安塔既有唐風唐韻，又具現代美感。 西安市規劃委員會總規劃師韓驥說，塔是長安城的圖騰，大小雁塔和長安塔是祖孫的關系，就好比老祖宗是達官貴人，而長安塔也是哈佛畢業的，但他是個中國人。 長安城發展的歷史顯示，自從大雁塔產生以后，這座城市的發展總是被這座塔若隱若現的影響著：從城市空間格局來看，盡管現在的朱雀大街被認為是西安老城區的中軸線，但這個城市的心理軸線卻是穿越含元殿和大雁塔的這條南北軸線，而后者被多位權威的研究者認為，這才是隋唐長安城真正的中軸線，并自此深刻的影響著這座城市的空間布局。 直到今天，西安市的城市規劃都依然將大雁塔城市當作景觀規劃中的那個“錨”，是西安城市空間格局規劃的天然坐標之一。 韓驥告訴記者，在西安的城市規劃中，一度主要是圍繞大雁塔做文章。 事實上，中國的城市與塔之間的關系，并非從長安城的大雁塔開始。隋唐之后，塔就是城市最重要的一個建筑類型，除原來的鐘鼓樓、城墻、城樓之外，高大建筑就是塔。由于塔的出現使得中國城市景觀更美麗了，塔從一出現就具有標志性意義，“可以說是一座城市的圖騰”。 長安城與塔之間的關系，無疑是更加密切的。除了大小雁塔之外，歷史上，長安城西南還有兩座高塔，就是專為平衡擴建后的長安城東西地勢不平衡所建。 上世紀80年代，在西安的市徽評選中，中間帶有大雁塔的標志最終勝出，足見大雁塔在西安民眾當中獨特的地位。所以，作為本次世園會建筑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建筑，張錦秋用“塔”這一建筑樣式作為表征現代西安城市精神的符號，除了在城市風水上的“寶塔鎮河妖”的說法外，也充分表達了對長安城市歷史和建筑傳統的尊重。 “長安塔是個現代的東西，一點都不古老不陳舊，但是確實又是中國的東西，這就是我們在西安多年來一直追求的一種韻味。”韓驥說，“一個城市因為現代化的進程，不可能要求每一座建筑都有傳統，這是不現實的，但城市的標志性建筑如果能做到既現代又傳統，那這個城市的風格就能確立了。” 2. 建筑之外的城市傳統繼承 當然，張錦秋在西安的建筑作品，并非每一件都像長安塔這樣贏得社會普遍的認可，更多的時候，帶來是爭議，包括目前已經成為現代西安標志性城市建筑之一的大唐芙蓉園。 位于大雁塔之側的大唐芙蓉園，占地1000畝，其中水面300畝，園內唐式古建筑在建筑規模上全國第一，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集中了唐時期的所有建筑形式，被譽為是一本完整的唐代建筑教科書。 總設計師張錦秋曾師從梁思成學習中國古建筑，大唐芙蓉園是按照她研究的唐代建筑，建造出的現代人“想象”中的唐城。在設計原則上，大唐芙蓉園遵循古建筑應是延年益壽，不是返老還童的原則。建筑材料設計均采用磚瓦混凝結構與木材結構相結合，既保存了唐代建筑的原貌，又能使古建筑長久不受損害。 縱然是這樣，對于通過如此形式來實現對古代建筑的追憶，還是被很多包括建筑界的學者認為是在建設“假古董”，刻意追求形式上的仿唐，并非是中國傳統建筑求新的成功典范。 此外，張錦秋的另外兩個作品陜西省歷史博物館和陜西省圖書館，亦被列為新唐風的代表作品。但是，因為古典建筑就是單層或兩層，體量很小，為了體現威嚴必須用高臺和廣場，而現代城市中很難采用，這就使得陜西歷史博物館雖然通過設計一個院落，用院落圍起一個可控的空間，“感覺是找回來了，但依然無法完全展現古典建筑的神韻”。 是不是所有對傳統建筑的嘗試都是徒勞了呢？ 從世界的建筑發展來看，這個世界太多樣了，歐洲文藝復興之后的建筑都經過提煉、改造了，比如現在看到的巴黎不是古代的，150年前經過大的改建，保留了很多古代巴黎的建筑符號，但是建筑都是現代的，像香榭麗舍大街兩邊建筑六七層的，不是古代的。 “中國沒有經過文藝復興的階段，所以要用就得用古代的，其實中國應該經過這樣一個階段，出現五六層的、有大屋頂的、民族形式的建筑，再過二三百年，這樣也許中國就有比較成熟的中國民族建筑形式。”韓驥說。 而考慮到真正在一個現代的城市建筑中簡單用古典的方法是很難的，韓驥曾經的一個預測是，中國的風水學很多很好的理念，如果能和中國現代的建筑結合起來，就叫風水建筑，建筑從形象、材料、結構上看非常現代，但是在空間感覺上是中國式的，該有對景、背景的地方都有，左鄰右舍都有照應”。 這或許可以成為更隱蔽的對中國傳統城市建筑規劃的繼承模式。而且，日本曾經有一些建筑師想搞這樣的建筑，只是由于他們在風水上素養不夠，而未能有所成就。 此外，秦代開始，中國城市規劃就有大視野的特色，其宏觀把握完全超越我們日常的一些習俗。比如漢長安城的中軸線南到漢中北到內蒙就是一條直線，而且為了保持這個直線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從實用主義很難解釋。 “這就是偉大民族和偉大國家的氣勢。如果很好地研究中國歷史城市的規劃手法和理念，就能真正感覺到漢唐時代真是氣勢宏偉。”韓驥說。 3. 恢復山川形勝的復興 如果說張錦秋和韓驥在努力通過對中國傳統建筑的創新或者是傳統城市規劃的堅持，來完成西安城市現代性的塑造的話。那么王軍則是選擇了通過治水進而實現山川形勝的恢復，來使西安重新找到盛世長安的氣象。 “祓禊祓禊，楊柳依依，沐之灞水，風乎東隅。坐看終南紫云起，詠而歸情自怡。 祓禊祓禊，流觴水曲，惠風和暢，把酒索句。走筆龍蛇醉煙絮，詠而歸樂而居。 祓禊祓禊，霓裳羽衣，春城飛花，踏歌青堤。長安水邊多佳麗，詠而歸長相憶。” 在世園會的開幕式上，時任西安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西安世園會執委會副主任王軍作詞的《祓禊謠》贏得了廣泛好評。這首短歌，很有畫面感的將灞水之濱的浪漫人文氣質展示了出來，而背后則是對浐灞地區歷史山川地貌在文化層面的還原和再現。 王軍告訴記者，浐灞的生態治理就是希望通過對山川地貌的恢復，實現對盛唐氣象的追憶，“山川形勝恢復了，這城市怎能不是唐代長安呢？” 2004年，西安市浐灞河綜合治理開發建設管理委員會掛牌成立。與其它城市新區不同的是，這個管委會在成立之初，唯一的工作就是治理浐河和灞河。一直參與浐灞區的規劃設計工作的上海同濟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工程師李毅說：“當初我們做規劃的唯一目標，就是生態。” 但經過7年的時間，西安世園會在浐灞正式開幕的時候，從長安塔俯瞰整個浐灞地區，這里除了大片的濕地公園以外，灞河的一側，商用和居住建筑已經完成很多，而在此之前，這一地區也被陜西省和西安市確定為承載打造區域性金融中心的重要功能區。 已經沒有人可以否認，這里已經是一個初具規模的浐灞新城了。 而浐灞地區通過生態治理啟動城市發展的模式，也被認為對西安其它城市板塊的發展具有示范意義。 截至目前，西安在新舊分治的大原則之下，經過多年開發區帶動發展戰略的實踐，老城周邊已經形成八個頗具規模各具特色的新區，環城而居。對這些相對獨立的區域，大致被分為三類：一類是老城區，一類是產業驅動的工業化城區，可以稱為準城區，另一類就是浐灞這樣通過生態治理來形成的新城。 “西安有很多新區，但忽視了整體的城市結構，雖然各個區建設得比較好，但會損失長久的競爭力。在這歷史的關頭，西安造了很多珍珠，現在要考慮怎么建成一個珍珠鏈，而浐灞已經在考慮怎么對接整個城市，融入到整個城市的結構中去。”浐灞生態區管委會副主任丁學俊說。 “浐灞對西安的意義，是下一步西安還有一些新城要建設，這些新城的起步，浐灞有示范作用。”韓驥告訴記者。 而事實上，圍繞西安市的水環境治理已經在多個區域紛紛展開。南部，擁有西安曲江水廠、西安南郊水廠等重要水源地的曲江新區開展了芙蓉湖、興慶湖、南湖和護城河的建設和治理，西部的西咸新區則由西安和咸陽兩市分別開始了涇河和灃河的治理，而在西安城北，聲勢浩大的渭河治理工程也已拉開了帷幕。 而王軍也向記者強調，浐灞通過生態治理回歸城市本位的發展模式，不僅具有城市發展的經濟理性，也具有西安復興的文化理性，“山川地貌的修葺必然讓這城市披上的歷史外衣更具備內在的氣質，而浸潤著歷史感覺的現代生活，也必然會逐漸生長出自己的新傳統來”。 4. 西安治水的歷史邏輯 對長安城而言，除了建筑之外，水是另一條最能體現這個城市歷史傳統的邏輯，甚至比建筑還要重要。與其它城市一樣，西安與水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且，千年長安城的興衰與水之間的演繹，恐怕是任何一座其它城市所無法相比的。 西安地區豐富的水文條件一度是帝王在此建都的最重要的自然考量。該地區最早的城市水利建設，大致可上溯到西周豐鎬二京時期。二京隔灃河而望，豐京在西，鎬京在東。 此后秦都咸陽橫跨渭河兩岸，并在渭河上修建了橫橋以利交通，而且，后來的考古發現，在這一時期就已經開始掘井取水，并修建一系列排水管道，城市水利建設相當發達。 而到漢長安城時期，除了城市底線管網設施進一步發展外，城西南的人工水庫昆明池開始發揮城市供水的重要作用，池水經由三條渠道輸供長安城，對長安城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井渠共濟”的城市供水體系開始出現。 這對考察西安的城市發展歷史非常關鍵。西安城地下水苦咸由來已久，隋初放棄漢長安城基址，而與龍首渠一帶營造大興城，就是基于“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咸鹵，不甚宜人”之故。大約從唐天寶末年（755年）開始，唐長安城地下水也出現污染狀況，且延續下來， 直到今天，在西安城西門永定門的甕城內，有一口大井，這口開鑿于明清時期的大井一度解決了城內很多人的用水之需。如今已經成為重要旅游景點的這口大井，在記錄了那段城市供水危機的同時，誰能否認那是西安城與水之間的一段辛酸往事呢？ 而最近一次西安供水危機發生在1995年夏天，城區缺水80天，50萬市民斷水，這一年西安市的供水缺口達到了40萬立方。許多年紀稍微大一點的西安人都還記得，那一年，帶著水桶上下班的自行車大軍已然是街頭一景，至今歷歷在目。 這是西安近二十年內發生的最后一次水荒。此后，跨區域調水，成為西安解決引水困難的主要手段。目前發揮主要作用的，是黑河引水工程，該工程主要有三大水源：黑河水庫為主要水源，石頭河水庫為補充水源，石砭峪水庫作為備用水源。 而正是這次水荒，直到目前，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認為西安是個嚴重缺水的城市，而陜西著名作家賈平凹所描述的“八百里秦川塵土飛揚”的語句更是深入人心。 以至于，在西安市提出新的城市推廣語“華夏故都，山水之城”時，很多 人感到很吃驚。“不過，這次世園會舉辦以后，就不會有爭議了”。 對西安來說，本次世園會在向世界傳播一個“不一樣的西安”時，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告訴外界，西安不缺水，這里具備再次成為一個國家化大都市的水和資源的承載能力。西安今天的治水，絕不僅僅是對“八水繞城”的追憶。 5. 與西方的對話從未斷裂 黑河引水工程提上議事日程是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當時的背景之一是，西安由于多年過量開采地下水，著名的鐘樓、大雁塔均發生沉降，大雁塔甚至因此而傾斜。 于是，西安城市發展的邏輯再次回到了大雁塔。 而如果追尋著大雁塔的邏輯對長安城歷史進行講述的話，就會發現，這座高大建筑對這座城市的影響不僅表現為對城市空間格局的影響，從一開始就是作為東西方文明在這里交流的見證者而出現的。 盛唐時期的長安城，作為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城市，也是實際上最重要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場所，包括貨物、音樂、藝術，當然還有宗教。而提到宗教，除了與大雁塔一起載入史冊的玄奘法師外，大約在同一時期，還有另一個頗覺代表性的事情，那就是大秦景教在中國的流傳。 今天，西安碑林的展示大廳里，一塊讓無數西方基督教徒神往的碑刻，安靜的屹立在那里，這就是《大秦景教流傳中國碑》。 該碑立于唐建中二年（781年），1625年在西安出土，遂成為了西方奉為基督教在中國合法傳播的重要文獻，也讓西安在盛唐以后，盡管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出現東遷和南移，因為這塊碑，再次使西安在西方世界備受關注，很多西方人更是對來到西安一睹這塊碑的真容而躍躍欲試。 期間甚至出現了這樣一個傳奇的故事，1907年，一個叫何樂模的丹麥探險家來到了中國，并通過自己的努力仿刻了一塊，并歷盡艱險運到美國，在美國展出8年，并用石膏仿制多塊送給西方國家的一些博物館，使得更多的人得以近距離參觀，而這更激發了西方人對西安的關注。 當然，更多的西方人來到西安，不僅僅是因為這塊碑。在陜西師范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員史紅帥看來，自唐以后，西安與西方世界的交流并沒有斷裂，而是一直在延續著，而且，在很多西方人看來，以西安為代表的內陸地區，依然是考察中國和認識中國最應該去的地方。所以，很多西方的探險家、記者、傳教士依然將自己東方之旅的重點放在西安。 “在他們的心目中，直到明清和更晚近的時期，西安都是一個繁榮的城市，其高大的城墻和巍峨的牌樓，可以與北京不相上下。”史紅帥說。 史紅帥向記者總結了唐以后西安與世界進行對話中幾個標志性事件： 首先是1900年義和團運動時期，與山西巡撫集中殺害一批在華傳教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時任陜西巡撫的端方，不但沒有殺害在西安和西北地區的外國傳教士，而是將這一地區的傳教士護送出了陜西，這為陜西和西安在世界上贏得了很好的聲譽。 但11年后的辛亥革命發生的時候，卻發生了當地哥老會攻擊并燒毀了位于西安南郊的北美瑞挪會學校事件，2名外國傳教士和6名外國學生被殺，史稱“南關教案”。后來該事件被一個叫貝克曼（beckman）的傳教士寫進了自己后來在美國出版的一本書中，并將此事件渲染為“西安大屠殺”，一時間引發了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恐懼，這甚至可以被看做比較早的中國威脅論的起源之一。 如果說這些事件在西安與西方建立的聯系中，西安還是作為中國的一個地區性城市而被人認知的話，那么，1936年西安事變的爆發，使得西方再次意識到，西安這個曾經的帝國政治和權力中心，在安靜了多年以后，這個地方再次上演了可以左右中國歷史進程的一幕，他們發現，對中國歷史演進的關注，依然無法忽略西安這個城市的存在。 再后來，就是秦始皇陵兵馬俑的發現，讓陜西和西安再次為世界矚目，并成為來中國考察和旅游的首選之地，更加強化了其認為這里是中國文化乃至東方文化根脈的印象。 1998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在開啟訪華行程的時候，將其第一站選擇在西安，并留下了那句著名的話“要了解一個民族，就要了解這個民族從哪里來”。此后還有德國總理默克爾，在西安度過了自己的56歲生日。 而這些西方政要的到訪，恐怕多少都帶有克林頓的心思，那就是，在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國的崛起時，他們都希望知道這到底是威脅呢，還是機遇，而最好的答案恐怕需要到西安這個中國歷史上最為強大的時期的政治和權力中心來找尋。 今天，世園會在西安的舉辦，使得世園會第一次完全超越了一個簡單的園林展覽，不可避免的成為了一次文化事件，而在這次展會中，西安用自己城市發展實踐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詮釋，來告訴世界一個“不一樣的西安”，此外，更重要的是告訴世界中國文化的包容態度。 6. 再次成為文明對話的場所 公元7世紀到9世紀二三百年間，全世界的文明制高點在長安，那時的長安是一個文明輸出者的角色。但是，如今，西安已經回不到周秦漢唐的鼎盛時期，也不可能再次回到都城時代了。 李令福對記者分析，如果只是圍繞著“四關之中”、“八水繞長安”、“千水之國”去探討永遠解釋不了，“應該用中國歷史的大勢來研究”，政治中心是由軍事中心、經濟中心和戰略來決定的。首都北遷的原因，在其看來有兩個：其一，宋代以后是海洋文明時期；其二，中國軍事斗爭的中心從唐朝之后轉到東北地區。 “西安必須習慣于將自己看成一個普通的非都城來看待，而不能一味的沉浸在都城時期。”史紅帥說。 但是李令福也認為，在盛唐時期，應該是存在中國文化復興的基因的，只是，我們在新的經濟崛起的背景下，如何繼承好這個基因，并結合現代化和全球化發展的現實，升華出新的中華文化的精神，并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貢獻。 一千多年前盛唐時期，長安曾經是世界矚目的國際大都市，臺灣學者許倬云曾用8個字狀繪唐朝時中國（當然也包括長安）的社會形態：“容納之量，消化之功。”在這里，“容納之量”指的是面對八面來風敢于敞開胸懷的度量，而“消化之功”則指的是對外來文化能夠經由“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這么一個過程加以吸收的能力。 “無疑，這是一種讓人神往的文化姿態。”陜西省雜文學會會長商子雍說。 此外，本次世園會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西安再次代表中國與世界對話的目的，不過，其另一個不能忽視的價值是，提醒人們重新思考城市的發展。 西安能否再次成為中國新時期城市治理和發展模式輸出的代表？ 今天，全球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另外30億人或將在2050年之前加入城市居民的行列：城市化步伐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一直呈現進一步加劇的趨勢。任何一種可持續發展戰略都已經離不開城市，它們在我們所面臨的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環境、衛生或文化問題中居于核心地位。 不過，城市作為生活的主要載體，在創造財富和知識的同時，也滋生出一系列的發展問題，成為眾多社會沖突與環境惡化的根源。人類或許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迫切需要重新發現和認識自己所生活的城市，因為，這將直接與人類能否有一個美好的未來密切相關。為城市可持續發展尋找一條出路，是21世紀擺在所有政治、社會、經濟和環境學家們面前的難題。 本次西安世園會在其6個月的展覽，如果可以通過西安這個現代版的城市發展故事，將“天人長安，創意自然”、“城市與自然和諧共生”、“綠色引領時尚”等主題傳播給更多的城市決策者和在城市生活的人，無疑是對找到紓解全球城市治理和發展困局對策的巨大貢獻。 這，值得期待。 中國規劃網西安6月12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