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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廣東省編辦擬定的《關于加快推進綜合政務服務體制改革的意見（征求意見稿）》日前掛上官方網站，面向全社會征求意見。據悉，廣東此舉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動打造一個“離群眾最近的政府”。到2013年，省、市、縣三級行政審批事項總量分別再減少30%左右，全面建立管理規范的綜合政務服務體系，逐步推行行政許可、審批“零收費”制度，為建設幸福廣東提供優質政務服務環境和體制機制保障。（《南方日報》8月15日） 前不久，廣東省委、省政府出臺《關于加強社會建設的決定》；此番致力打造優質政務服務環境無疑是加強社會建設的一著實棋。而行政許可、審批“零收費”更是一個令人無限感懷的幸福硬件。 行政許可和審批上的收費，在財政概念上叫行政性收費，從國家預算的角度過去稱預算外收入，后來叫非稅收入，但其實質就是政府的一種收費行為。它產生于改革開放之初，其初衷意在彌補一些行政機關公用經費的不足。然而讓人始料不及的是，受部門利益的驅使，行政性收費如脫韁野馬般放縱不羈，它與事業性收費和罰沒收入一道，其規模甚至超過了國家正常的預算收入。在利益驅使下，幾乎所有的政府部門都依仗自己的勢力范圍，手執收據甚至白條收取費用，民眾幾乎辦任何事都要交錢，企業社會成本被大大增加。毫無疑問，在“服務就是收費、管理就是要錢”的語境狀態下，在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同時，政府的收費行為成為我國社會進步的一大梗阻。 不能說有政府收費的存在就一定不幸福，但是，政府行政性收費的高速增長、廣泛存在和無序分配，顯現出一種社會病態：它削弱了國家財力，使許多正常的社會稅收因為收費成本而抵消；它擾亂了國家“財綱”，使國家財政之外出現成千上萬的“小財政”或“私財政”，打著各自的小算盤經營權力；它扭曲了政府的行政行為，利益驅動下的行政行為與行政目標往往南轅北轍；它攪亂市場秩序，推助腐敗，制造出一個又一個社會亂象。《福布斯》雜志曾在其發布的“全球稅收痛苦指數排行榜”中把中國排在第二的位置，其實單純就稅收而言，我們的稅負并不高，問題在于與稅意義一致的“收費”形成了額外負擔，又并沒有發揮應有的財政績效。 這些年來，中央政府一直在努力改善“費環境”，許多地方也“大刀闊斧”地停止收取一些類型的行政性收費，廣州市甚至早年間就提出創建“無費城市”的目標。在我看來，政府的自我革命還需要更猛烈更徹底些，沒有利益陰影的行政行為才能真正做到透明、廉潔、高效。 記得有過這樣的一則報道，說的是我國一位企業家在澳大利亞開設了一家公司，開業那天，商賈云集，當地政府的工商、消防部門也派員前來，問主人是否需要幫助。當我們的企業家很為難地問他們是否收費，要收多少時，對方感到十分驚訝：你到我們這里辦企業就是我們的納稅人，作為公務人員，我們對納稅人只有服務的責任，沒有其他權利。在一個法治的社會里，只有稅收，才是國家的利益；只有繳稅，才是公民的義務。（汪朝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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