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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1歲的基層城管局局長孫秋軍向記者講述了他的愿望——“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能看到國家在城市管理工作上有一個說法。” 孫秋軍已經在吉林省洮南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局長的崗位上干了11年，是城市管理系統唯一的“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但他至今也不能完全確定自己的頭銜，“我們這個部門，對內叫‘局’，對外叫‘城管大隊’，有管我叫局長的，也有管我叫隊長的，市委文件上的說法也不統一。” 不僅僅是孫秋軍，整個城管系統都在遭遇“正名”尷尬。如今，提起城管，“暴力執法”、“打砸搶”等負面標簽都會如影隨形。盡管社會關注度極高、群眾爭議極大，城管部門卻始終沒有全國統一的管理體制，各地差異巨大。甚至城管到底該管什么，至今也沒有標準答案。在城市化迅速發展的今天，這些問題必須得到正面回答了。畢竟，城管面臨的問題，是所有中國城市都在面臨的問題。 中國青年報：您2000年開始組建洮南市城管局，當時的城管工作狀況如何？ 孫秋軍：剛開始干這項工作，我也有很多疑問，不懂就跟老同志學，不瞞你說，那時學的就是“打砸搶”。領著一幫人，趾高氣揚地去拿、去搶、去推。就跟現在一些百姓心中的城管形象是一樣的。 中國青年報：為什么學的都是“打砸搶”？ 孫秋軍：因為你沒有別的管理辦法。從1997年北京宣武區成立中國第一支城管隊伍，到現在14年時間，城市管理工作依然沒有真正的法律法規和主管部門，就是“沒爹沒娘土里蹦出來的”。沒有明確的體制，沒有規范統一的編制人員、開支渠道、服裝、裝備、通訊……這工作怎么做？有責任心的，還愿意好好做；沒有責任心的，就“橫踢馬槽”(不講理、胡攪蠻纏——編者注)，鉆空子，給國家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中國青年報：你們后來怎么就改變做法了？ 孫秋軍：我們那個時候自己也經常被打，可告到公安，沒法處理，告到法院，也沒法執行。理不在你這兒啊，老百姓上街掙錢維持生活，你把他攤兒給收了，秤桿給撅了，他不配合就打人，這做的就是錯事。 有一件事給我觸動很大。2003年，我們那兒有個叫王福山的老頭，攤子被我們沒收了，他就領著老伴和十來歲的孫女，大中午來找我。老兩口跟我說事兒時，我看到，那孩子就怒視著我。我叫她過來，她也不動。我就問她：“小姑娘，你恨我嗎？”(說到這，孫秋軍眼圈紅了，低頭沉默了幾秒鐘。)那孩子瞅著我不吭聲，眼淚唰地就下來了。 那孩子是真的恨我了。我問她：“你為啥恨我？”她說：“我咋不恨你呢？我爸進監獄了，我媽離婚走了。馬上要開學了，爺爺奶奶領著我，賣點裝水果的紙殼箱，就為了給我買書本。你們到那兒就給搶了。”說得我心里不是滋味啊�；貋砦揖桶讶值娜苏襾黹_會，分成兩個組，一組到學校，看看孩子的情況，另一組到王福山家看看狀況。我們又倡議全系統捐款，買了米、面、油、煤送到了他家。這個王福山，其實也算是那條街賣水果的“一霸”，他當時就跟我說：“你讓我怎么辦就怎么辦。”他后來還協助我們，給其他人做工作。通過這件事，我就感覺到，你不用去打砸搶，只要給點溫暖，他們就感動了。 打那以后，我們的工作真的變被動為主動。比如說，老百姓亂堆放東西，你不要只去通知他搬。他不搬，你幫他搬進去。過去城管都是往車上搬，現在給人家往屋里搬，多好。 中國青年報：這些做法挺有人情味兒的。現在大家都在講城管要“文明執法”，真正能做到的感覺還是少數。 孫秋軍：我這幾年摸索出來了，越小的地方城市管理工作做得越好，越大的地方做得越不好。原因就是小地方有人情味兒。一個小縣城就這么大，誰家老媽賣瓜子，誰家老姐攤煎餅、賣水果，我們都知道。你要把他們攤子推了，人家就會說，是張老三李老四的兒子干的。 而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流動人口多，小販基本都不認識，很多只能來硬的。就成了“老鷂子轟小雞”，老鷂子來了，小雞就跑了，老鷂子一走，小雞又出來吃食了。我們把這個叫做“近了怕，遠了罵”。凡是出現城管被打、被殺等負面新聞的，你看大多是省會、直轄市，小縣城很少。 如果把社會比作一個家庭，城管就像媽媽一樣。一個家沒有媽媽，會亂成一團。媽媽在家干什么？就是把家管好，知道東西該擺在哪兒，讓家人有秩序。大家都會尊敬媽媽，可為什么就沒人愿意尊敬城管呢？ 另一方面，我們是人民雇來的，這個身份定位又像保姆。哪有說保姆還要求主人這樣那樣的呢？你只能把聲調降低，把姿態放低。咱們是給老百姓干活的，要把這個城市歸攏好。 中國青年報：有人提出，城管人員存在身份不明確的問題，目前處在執法第一線的大量都是臨時聘請的協管員。你們用協管員嗎？ 孫秋軍：我們完全不用。部門剛組建時，我就招了一批有公職的人。這些人才能真正做到說服教育，能不罰就不罰。要用臨時工，你就有負擔了，只能讓他們去罰、去收，才夠這些人的開支。 城市管理工作還是應該用正式人員。但現在很多地方都用協管員，這也是國家體制決定的。你這個區編制只有50人，城管隊員一看管不過來，就找一些臨時工，自己當“二當家”，把權力下放給他們。這些協管員也都沒有經過培訓，拿了錢就走人，很難有什么責任心，對待小販只會攆走了之。 中國青年報：現在網上一提到城管，負面評價就鋪天蓋地。為什么城管這么不招人待見？ 孫秋軍：城管的形象這么負面，是粗暴執法帶來的影響。作為城管，你無論如何也不應該把矛盾激化到這個程度。現在城管被貼上這么多負面標簽，都是城管自身的問題，不是老百姓的問題。弱勢群體就是需要你去理解他、幫助他、引導他。 中國青年報：有人說，工商稅務管富人，城管管窮人、弱勢群體，這可能也是城管“招人煩”的原因。 孫秋軍：確實是這樣。我們現在，該罰的90%都不罰，該收的80%都不收。一個小販一天才能賣多少錢，你都給罰了，肯定不行。還有農民，他蹬個三輪車進城，想在哪兒停就在哪兒停，他根本不懂。對這樣的人，你就教育教育，他有個基本認識，一般我們也就開綠燈了。 中國青年報：遇到說了也不聽的情況怎么辦？ 孫秋軍：只要他走了，就算罵罵咧咧走了，我們也就算了，不跟他理論。真要是蠻不講理不肯走的，我們就通知公安部門協助我們�，F在很多地方出現的暴力執法，其實都可以避免。他們就是沒明白自己的責任和職責。我跟我們同事說，你要是爭辯或動手了，有多大理也是錯的。你穿著制服，代表國家的形象，要跟人動手，還不得石可磣(難看——編者注)死了，你丟的是國家的臉。 中國青年報：現在很多時候是，“地方政府要秩序，失業游民要生存，社區居民要環境。”這也會讓城管執法左右為難吧？ 孫秋軍：我們就記住一點，把心放平。如果有傾向，就傾向大多數。現在確實普遍存在私心大、無公德的問題，各人對自己的利益都是寸土必爭。這是社會環境的問題，不是城管能改善的。城管就像“泔水缸”，苦辣酸甜都得裝。 中國青年報：城管工作現在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孫秋軍：我們的社會，包括當地政府都要思考一個問題：城管要怎么用？公安有公安部，水利有水利部，城管沒有，只在建設部門代管。每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我都關注。但那些代表除了提些熱鬧話題，最多涉及城市環境衛生問題，怎么去管理城市，一直沒人提出。十幾年了，不能再拖下去了，你看看，現在城管在社會上都是什么形象了？ 現在城管體制有問題。名稱上，有叫綜合執法局的，有叫城管大隊的，有叫行政執法局的，有叫城管委員會的，有叫聯防的，啥都有。服裝也不規范，有穿藍的，有穿黑的，有穿黃的，還有穿警服的。這就導致了人員亂、執法亂。上面沒有統一規定，各地就自己創造自己的模式。即使有好的做法，也很難推廣到其他地方。 我們上一級的白城市有5個縣市區，有兩個都把城管局砍掉了，就只在建設局下面設一個城管大隊。就因為我們不在市政府序列內，之前三次機構改革，都要取消我這個單位，都被我爭取保留了。 城管局也有牛的，納入到了市政府序列內。有的城管局局長還是公安局副局長兼的，這樣就權力很大，老百姓不敢不服管。但這樣雖說降低了工作難度，老百姓的逆反心理也會越大，以后就越不好管。你管他一次，他就記你一筆賬。我們2008年碰到一個人，在外面亂堆水泥袋，讓他收也不配合。后來才知道，他2002年被城管隊員打過，過了6年還在心里恨著。 條件艱苦也有艱苦的好處。我們城管局組建11年，沒有一輛車，隊員出去執法，都騎自己的自行車、摩托車。沒有執法車可能也是我們城管不搶不收的客觀原因。你收了往哪兒裝呢？給自己找麻煩，呵呵。 中國青年報：你們怎么另想辦法？ 孫秋軍：我們現在換了思路，講究“管而不死，活而不亂”。比如說小攤，這是城市需要的東西。我們就劃定幾個范圍，比如十字路口，遵守“瓜兒不落地”的原則，就是讓他們擱在車上，別擱地上擺一堆，這樣既方便群眾，也不影響市容，有需要可以馬上走。還有早市，允許你擺攤賣菜到7點半，早市一撤環衛工人馬上過來清掃干凈。 現在城市經濟都發展了，作為領導，經濟、項目要抓，更應該把城市搞好。不是說建多少高樓大廈，而是要考慮三點：第一，市容要搞好；第二，要干凈；第三，便利百姓的市政設施要有。我們現在很多城市搞了那么多項目和基礎建設，怎么都不考慮考慮，如何才能把一個城市管好？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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