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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救援人員在哈爾濱坍塌事故現場解救被困人員。
有說法稱，一座城市地下空間開發的程度，已成為該城市能否成為國際一流城市的重要標準。 發展和利用地下空間也是解決土地緊缺和節約能源的辦法之一。隨著城市化進程提速和都市人口膨脹，地下空間開發已成為城市發展的必然要求。 在現實城市生活中，暴雨來臨時地下排水管不暢、地陷屢屢導致“走路死”“開車死”、街面因施工反復被“開膛”等現象，最終都指向一個問題：城市地下空間的開發利用還存在缺陷。本刊記者近日走訪北京、廣州、武漢等地，對地下空間開發現狀進行了調查。 地鐵建設掀起地下空間開發熱潮 近年來，我國主要城市均加快了地鐵建設的步伐。8月2日，吉林長春地鐵1號線解放大路車站全面開工，這是我國東北高寒地區正在建設的最大規模地鐵暗挖換乘車站。據了解，車站分上下兩層，深入地下31米，總建筑面積達3.29萬平方米。 數據顯示，1995年至2008年間，我國建有軌道交通的城市從2個增加到10個，運營里程達到835.5公里。截至2011年，又有22個城市獲準建設地鐵工程，規劃總投資達8000多億元。 伴隨地鐵建設升溫的是新一輪城市地下空間開發熱潮。地鐵所經之處帶來的大量客流，加上較為便宜的土地價格，讓眾多商家將目光投向地下商業開發。 在天津，眾多大型百貨商店針對地鐵人群數量大、流動快、年輕人多的特點，推出眾多快速便捷的餐飲服務。在武漢，隨著地鐵的通車，地下商業也呈井噴式發展。由于現階段武漢地下商業項目不多，地下地塊進入土地掛拍流程，價格也較低，開發商看準其中利潤，對地下商業開發躍躍欲試。 據武漢城市規劃設計院提供的資料，武漢規劃在主城區684平方公里范圍內，到2020年建成2000萬平方米地下空間。這部分空間除了地下商業開發外，過江隧道、各種管網系統入地、市內軌道交通體系等城市地下工程建設、發展也占據了重要位置。 目前，我國正進入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的高速發展階段。在北京，每年計劃增加約300萬平方米地下空間，到2020年將開發9000萬平方米的地下空間，人均5平方米。在廣州，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廣州地下空間開發總量約為1900萬平方米，地下空間開發利用規模總體偏小，未來5年，廣州在建或待建地下空間項目將超過100萬平方米。 目前，廣州地下空間開發利用以地下交通為主流，包括城市軌道交通、地下快速道路和地下物流系統等，在此基礎上展開地下商場、停車場等功能綜合、系統完整的地下綜合體項目，逐步形成了軌道交通、地下停車、地下商業等綜合利用的城市地下空間利用格局。 對城市而言，在新一輪地下空間開發熱潮中，如何合理利用自身地下空間，既保證商業開發有序進行，又確保城市基礎設施的正常建設，無疑考量著相關部門的規劃能力。 “九龍治水”凸顯地下開發空間困境 在地下空間高速開發時期，包括商業開發在內，城市地下空間的利用遇到了很多問題。 入夏以來的幾場暴雨，讓很多城市的排水系統飽受詬病。而公眾對排水系統的追問，牽扯出現階段我國地下空間開發存在的最主要問題：多部門管理。在我國，地下空間分屬國土資源、城市規劃、建設、電信、電力、公用、民防、公安消防、抗震、水利防洪、綠化、環保、水電、國防、文物保護等多個領域，沒有統一機構進行協調、開發、規劃，加上相關領域立法存在缺失，地下空間開發缺乏統一管理，如果排水系統需要升級，必然會牽扯多部門利益和項目布局。 多頭管理也導致近年來許多城市在建設中頻頻遭遇尷尬：計劃埋設管道的線路，已有其他造好的地下工程，使得管道線路不得不改道，因此成本大增。高層建筑的樁基給地下空間開發造成新的障礙，對地下鐵道、地下管線等有延續性的工程建設造成非常大的困難。 除了多頭管理造成的規劃協調統一性不足，地下開發還面對著不當施工造成的危害。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由于當前政府部門對地下空間的重要性認識不足，“重地上、輕地下”“重建設、輕維護”依然普遍存在。 一些施工單位的負責人甚至告訴記者，他們在開工前拿到的圖紙不能完全反映地下管線的真實情況，一般都是憑經驗施工，通過對地面情況的估計，判斷地下的情況，除非是風險特別大的地區，才有可能探測一番。 記者調查發現，地下不當施工類型多樣，例如，馬路“開膛”后回填土施工不規范；窨井周圍的回填土沒有壓實，沿蓋板四周出現裂紋，車輛反復碾壓可能形成越來越大的裂口；自來水、排水等管道年久失修或者施工不當出現破裂，滲水反復淘蝕土層；填筑材料使用不當導致路基不均勻沉降；濕軟地基處理不當；道路排水不完善，下滲水軟化地基；高地下水位路段的透水隔離層不過關；建筑工地基坑支護和地下建筑施工處理不當。 據參與珠江新城地下工程規劃建設的原廣州市規劃局副局長彭高峰介紹，地下空間一旦開發利用，地層結構不可能恢復原狀，一旦陷入混亂將導致巨大的安全隱患和經濟損失。而相比地面建筑，地下空間災情更重，受災面大、升溫快且溫度高，消防難題也始終是地下空間發展的羈絆之一。 把握地下空間開發機遇 專家預計，到21世紀末，全世界將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地下空間工作、生活。中國大城市正在進入地下空間高速開發的時期，但與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在規劃、技術、安全、法律等方面仍有不小差距。目前地下空間管理遭遇的首要問題是法律歸屬權的空白。 建設部曾于1997年頒布了《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管理規定》，這也是國內關于地下空間利用的基本大法，雖然使地下空間開發利用有章可循，但停留在行政管理范疇，并沒有明確對開發利用中涉及的民事權益如何確定和保護。現行國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規也沒有明確地下空間建設用地審批和權屬管理，因而在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的過程中暴露出很多問題。 專家建議，針對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建立科學的風險控制體系和有針對性的監管辦法，并開展區域性地質災害公益普查。“中國的地下工程施工技術，在全世界已經居于先進水平，僅僅是對于城市地面塌陷多發區的勘測和評估，就已掌握了多種手段。” 被住建部授予“中國工程勘察大師”的教授級高級工程師范士凱說，當務之急在于開展以城市為單位的“公益性地質勘探普查”，以摸清地質塌陷危險區等情況。 針對當前存在的地下空間開發多部門管理的問題，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水科院水資源所所長王浩建議，應該整合行政資源，對地下空間開發項目審批、設計審查、工程管理、安全監督檢查等建立起信息共享、協調互動、監管與查處聯動的機制，提高管理效率。 “拉鏈馬路”埋安全隱患 8月14日，哈爾濱市一處路面發生塌陷，造成4人墜坑，其中2人死亡。近期，包括北京在內的中國多個城市連發地面塌陷事件，地面之下埋藏的城市安全隱患再次引發關注。專家分析，城市建設不能光顧“面子”更要注重“里子”，而災害突發之后，城市的規劃管理和應急機制更需要反思完善。 城市地面塌陷引關注 北京暴雨后連發塌陷事件 8月14日16時20分左右，哈爾濱市南崗區遼陽街90號附近路面發生塌陷，形成坑口10余平米的深坑，塌陷造成4人墜坑，其中2人死亡。事件發生之后，在中國城市中頻頻出現的地面塌陷事件再次引發輿論熱議。 以北京為例，從7月底至8月初，在北京的木樨地、扣鐘胡同、雙井、望京、崇文門、西單、三元橋、亞運村、百萬莊、聯想橋等地接連發生地面塌陷事件。其中，7月28日一天內，北京城區就出現三處地面塌陷，而且不少地區在短時間內反復出現塌陷。 那么，在城市的地下到底發生了什么？按照一些地質專家的分析，由于地質環境差異復雜，造成地面塌陷的原因眾多。就北京來說，近期北京的出現的暴雨天氣或是造成這些地坑的一大因素。 據氣象監測數據顯示，北京今年7月的平均降水量為近14年來同期降水最多的一年。7月21日至22日，北京更是遭遇有氣象記錄61年來最大降雨。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日前也通報，北京“7·21”特大自然災害致使城區道路出現近百處路面塌陷等突發事件，與去年同期相比，多出近三分之二。 7月31日，北京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微博發布消息稱：“今年汛期，京城雨大且密，城市道路、立交橋和過街天橋等患‘雨傷’的數量猛增”，并提醒市民發現地面出現緩慢沉降的跡象，就撥打搶修電話。 然而，不僅在北京，近年來“地陷”、“天坑”已經不僅僅常現于地質情況復雜的山區或工礦區，而是越來越多的在中國的大城市出現。近半年來，上海、合肥、南寧、長沙等地也接連出現地面塌陷事件。密集發生的“地陷”讓人們對城市安全產生憂慮。 各自為政的“拉鏈馬路”埋安全隱患 像北京這樣，極端的天氣現象或是促成短時期內地面塌陷頻現的原因，但是，在全國范圍內頻現的城市“地坑”也不能完全排除人為因素。 近期，多起地面塌陷事件在互聯網上引發熱議。有網友猜疑，這些頻發的地面塌陷與人類活動造成的地面沉降有關，但是一些地質專家稱，地面沉降主要由地下水超采引發，是一個緩慢、區域性的過程，并不呈點狀出現。 不少網友還認為，城市地面塌陷要歸因于“城市地下空間的過度開發”。 但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研究員單菁菁并不這么認為。 “相比于東京、巴黎、莫斯科等國際城市，包括北京在內的很多中國城市的地下空間遠沒有人家開發的多。”單菁菁表示，城市的地面塌陷是否跟地下空間開發有關，這需要嚴格的地質調研，但是在她看來，北京的很多地面塌陷，更多的涉及到城市建設的前期規劃和后期管理問題。 正如單菁菁分析，在目前媒體報道中可了解，北京近期發生的眾多地面塌陷事件多由管道破裂所致，而據媒體報道，14日發生在哈爾濱的這起地面塌陷事故也位于地下管線通過處。 針對北京近期頻現的地面塌陷，北京市國土局地質環境處處長張建國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表示，常見的原因是，在道路施工后，由于回填時夯實和碾壓的程度不夠，造成土壤不夠穩定。另一個原因可能是局部地區市政管線老化，滲漏水將周邊土壤稀釋，卻沒有及時發現并處理，造成塌陷事故。 “今天這個部門挖開修管道，明天那個部門挖開修管道，泥土回填沒有達到標準。這些可能平時大家看不出來，但是一旦被大雨侵泡后，出現空洞，就容易發生塌陷。”單菁菁表示，統籌規劃管理的缺乏讓很多中國城市存在“拉鏈馬路”，而這已成為地面塌陷事故的一個誘因。 單菁菁所說的“拉鏈馬路”是指道路被挖了填、填了挖的現象。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由于道路建設缺乏統一的規劃管理，相關部門各自為政，新建、改擴建道路工程反復開挖、長期施工的“拉鏈馬路”在中國的不少城市存在。 煤氣公司管煤氣管道鋪設，自來水公司管自來水管鋪設，電力部門管電纜鋪設……“你方唱罷我登場”。有評論認為，經常遭遇“開腸破肚”的“拉鏈馬路”，既造成了資源浪費，又犧牲了市容美觀，更可怕的是這里還潛伏著對城市安全構成威脅的隱性危機。 多頭管理誰來負責？“應有常備應急指揮中心” 地下空間的多頭管理、各自為政，不僅為城市地面埋下安全隱患，在突發災害發生之后，部門之間責權不清，管理職能的交叉，還在搶修救援和責任承擔方面造成新的困難。 今年4月1日，一名女子北京北禮士路附近人行道上突遇路面坍塌，落入一個熱力管線泄漏所形成的熱水坑，在搶救了八天之后身亡。事故發生后，責任方的認定過程一波三折，熱力集團、物業公司和開發商一度爭執不休。 在中國，地下空間的建設和管理，會涉及到國土資源、城建、水電、電信、環保、水利防洪等十余個部門，相關的法律法規也有《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管理規定》、《城市規劃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礦產資源法》、《環境保護法》等等。地面塌陷發生之后，相關部門在責任承擔方面的扯皮時有發生。 “突發災害出現之后，就在考驗整個城市的管理體系，事件發生后，誰來管理？誰來負責？部門之間的推諉搪塞，各自為政，城市管理就會有很多‘斷裂帶’。” 單菁菁表示，政府方面需要有一個常備的應急指揮中心或綜合性機構來協調管理，這個機構應該由各個相關部門的領導組成，探索形成一個應急流程和體系，突發災害發生之后，第一時間協調行動，應對危機。 除了這些因地下管線老舊破損造成的地面塌陷事故，近段時間，在中國的很多城市中，大雨引起的城市內澇頻頻發生，城市地下基礎設施的脆弱就不斷遭到輿論的詬病。 “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不能只關注傳統的‘鐵公雞’（鐵路、公路、機場），更要多關注地下。”北京師范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李曉西認為，針對突然災害事件 ，政府部門要有應急機制，明確“誰來負責”，但是就長遠來看，城市建設不能光顧“面子”更要注重“里子”。
入夏以來，我國多個城市遭遇暴雨襲擊，7月21日北京出現61年來最強降雨，造成市區大面積積水、交通癱瘓和重大人員傷亡。震驚之余，人們不禁追問：城市應該如何應對極端天氣？專家表示，城市應進一步升級完善防洪設施、預警機制和應急管理能力，民眾也需提升災害防范意識和災后自救能力。 災害預警尚需完善 北京市氣象臺臺長喬林曾表示，北京氣象臺提前3天發布了7月21日的暴雨預報，并當天先后發布7次暴雨預警信號（藍色2次、黃色3次、橙色2次）。既然如此，為何還會有眾多市民不知情？ 事實上，北京氣象臺的預警信息只在交通廣播和網絡新聞中有所提及，并未通過覆蓋面更廣的手機短信來發布。同時，很多市民對新聞中提到的藍色、黃色、橙色暴雨預警信號背后所對應的具體災害和危險程度，一無所知。 相同情況在其他地方也有發生。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史安斌等專家認為，在專業氣象單位對氣象災害做出準確預報后，政府相關部門應盡可能動用多渠道信息傳播方式，如手機短信、社區通告、愛心提示等，明確告知市民災害危險程度，發布相關危險路段信息，及時疏散相關地區人群，提醒災害涉及范圍內的居民做好防御準備。 在這方面，香港的經驗值得借鑒。香港熱帶氣旋警告信號（俗稱“風球”）共分五個等級：“一號戒備信號”“三號強風信號”“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九號烈風或暴風增強信號”和“十號颶風信號”。 根據香港天文臺熱帶氣旋警告系統，當掛出八號風球時，全港所有學校和幼兒園停課，公立醫院普通科門診全部關閉，市民可根據情況選擇不去上班。當掛出九號風球和十號風球時，市民切勿外出；遠離當風門窗，以免被風中夾雜的碎片擊中；鎖緊屋內的門戶，并確保兒童安置在家中最不當風的地方；切勿觸摸被風吹松的電纜；窗門如被風吹毀，應待情況安全時才修補；如不在家中，應立即找一個安全地方暫避，直至臺風過后為止。 同時，為保證預警信息的覆蓋，除了利用傳統的大眾傳媒外，香港第一時間會在各個醒目位置掛出警告標志，住宅小區會有專人負責收集并更新天文臺信息，各種公共交通工具上也會發出提示。正是有這樣的制度保證，7月23日，當13年來最強的10號臺風來襲時，香港無一人死亡。 基礎設施、應急機制短板待補 近年來，每當暴雨等極端天氣侵襲，我國很多城市都會出現“逢雨必澇”“逢澇必癱”的現象，這暴露出城市基礎設施滯后、防洪排水能力不足的問題。 專家指出，我國很多城市排水系統嚴重滯后于城市發展，普遍存在規劃建設有缺陷、前瞻性不夠等歷史欠賬。以北京為例，北京市市政雨水管網大部分是按照一至三年一遇的標準建設的，即只能經受36毫米/小時至45毫米/小時的降雨量。90%的雨水泵站排水能力都達不到五年一遇的標準。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水科院水資源所所長王浩介紹，目前我國城市快速發展，使得地下空間不斷被占據，難以滿足供排水系統升級。且地下開發分屬市政、排水、環保、電力、通訊等不同部門，如果對排水系統進行升級，勢必牽涉諸多部門。屆時，如何制定全局的規劃、協調各部門間的利益，將會成為一大難題。他認為，當務之急是明確責任，整合力量，改建排水管網。 北京水利學會專家李裕宏表示，北京城區有90座下凹式立交橋，這些下凹式立交橋在設計和修建上就留下了積水隱患，但仍可改進。 “現在每個立交橋四角都有很多空地，如果將這部分空地下方改造成蓄水池，上面保留綠地，那么下雨時，蓄水池可以儲存積水，平時，這些水還可以抽上來澆馬路、澆花。”李裕宏說。 除硬件外，相關職能部門的預案執行能力和應急能力也需提高。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宏山表示，暴雨中，北京機場高速在積水很深的情況下，照常收費，不僅造成險情，也加劇了擁堵；許多市政救助熱線、急救電話打不通，失去應有作用；公交癱瘓、出租車坐地漲價等現象，無不戳中災害應急機制的軟肋，暴露了相關部門對預警信息判斷不準確、在緊急情況下不能根據形勢靈活應對的問題。 面對民眾的呼吁，一些地方政府也在采取措施，提高應急管理能力。7月21日后，北京交管部門對全市易積水的下凹式立交橋、公路、鐵路立交橋等施劃積水水位警示、警戒標線，為司機涉水行車提供參考。7月25日，北京氣象部門在發布暴雨藍色預警信號后，與電信運營商合作，向1170萬人次發送了預警短信。7月26日，天津最大雨量超過300毫米，天津市交管部門決定，所有因積水原因造成的交通違法攝錄一律不處罰。 公民防災意識和自救能力亟待提高 在遇到極端天氣時，個人的防范意識和災后自救能力也至關重要。北京暴雨造成多人遇難，也暴露了市民風險意識薄弱、自救知識欠缺、求生技能匱乏的問題。災害面前如何自救和互救，成為極端天氣過后留給民眾的反思內容。 相關急救專家表示，中國人的應急避險能力遠低于國際水平。據介紹，一個城市的急救普及率以掌握心肺復蘇術的成人比例為標志。目前，急救普及率最高的城市是美國西雅圖，平均每3個成人中就有1人掌握心肺復蘇術，香港的急救普及率為12：1。北京目前的急救普及率僅為60：1，而這一數字已屬于全國較高水平。 北京暴雨后，許多人產生恐慌情緒，一些人爭先恐后地在網上交流自救方法，這也反映出我們平時對安全教育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夠，太多人缺乏這方面的知識。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訓練中心培訓部部長曹乃文認為，應將急救技能培訓納入教育體系，成為必修課。 “學校的安全教育課也應像語文、數學、英語一樣成為必修課，讓孩子們分年齡段掌握各種生存和急救技能。這樣，隨著年齡不斷增長，安全意識將伴隨孩子一生，并在關鍵時刻有助于自救和互救。”曹乃文建議。 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導師徐思勤也表示，急救常識的普及并非一勞永逸，需要長期堅持和復訓。“很多人接受過培訓，但由于不再復訓，一些動作會逐漸遺忘。” 另外，有關專家表示，參與相關災害逃生演習或體驗擬真的災害現場，也是訓練人們在危難時刻實施自救的行之有效的一種方式。 “這種經歷像刻錄機一樣，深深地刻在人的大腦皮層里，人可以牢記一輩子。因為你已經實際操作過一次。” 中國國家減災委專家高建國說。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孝正指出，中國是一個多自然災害的國家，在防災、救災的同時，政府應該讓每一位公民去掌握更多自救的方法，讓每個接受過基本教育的公民都能在危急時刻發揮自己的作用。與此同時，急救常識的普及也不能一勞永逸，需要常態化的安全教育，需要全體公民的參與。（《半月談》2012年第15期，記者 趙仁偉，實習生 蔣甜甜） 概念解析 雨島效應 人類活動對氣候的影響，在城市氣候中表現得最為突出。我國各大城市群的核心區近年來呈現超強降水增多的特點，這與城市“雨島效應”有關。“雨島效應”集中出現在汛期和暴雨之時，進一步加大城市排水系統的負荷，正在成為我國城市內澇的幫兇。 “雨島效應”是如何形成的呢？專家解釋稱，大城市高樓林立，空氣循環不暢；盛夏時節，建筑物空調、汽車尾氣更加重了熱量的超常排放，使城市上空形成熱氣流，熱氣流越積越厚，局部地區氣流的上升有利于對流性降水的發生。 同時，城區空氣中凝結核多，大核（如硝酸鹽）存在時具有“催化”作用，使城市上空更易成云致雨。同時城市的下墊面（與大氣下層直接接觸的地球表面）粗糙度大，使經過的降水雨系速度減慢，延長城區降水時間。 巨型建筑物甚至能使直接產生降水的云層靜止鋒停頓下來，延長下雨時間。以上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城市的雨量比郊區多，暴雨也多于郊區，形成城市“雨島效應”。 城市對降水的影響問題，以前國際上存在不少爭論。美國曾在密蘇里州的圣路易斯城及其附近郊區設置了稠密的雨量觀測網，運用先進技術進行持續5年的觀測研究，證實了城市及其下風方向確有“雨島效應”。 我國應用上海地區170多個雨量觀測站點的資料，結合天氣形勢，進行眾多個例分析和分類統計，發現上海城市對降水的影響以汛期（5至9月）暴雨比較明顯。 在上海近30年汛期降水分布圖上，城區的降水量明顯高于郊區，呈現出清晰的“城市雨島”，在非汛期（10月到次年4月）則無此現象。在今年7月21日的北京市特大暴雨中，全市平均降雨170毫米，而城區降雨量達215毫米，這一數據也印證了城市“雨島效應”的存在。 城市綠地具有緩解“雨島效應”的能力，增加城市綠地和水體是減少城市“雨島效應”的有效途徑。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人口增加，城市中的建筑、廣場和道路不斷增多，綠地、水體面積等卻相應減少。 要減少城市“雨島效應”的影響，就需要在城市規劃中對綠地面積做出明確的要求，保證綠地所占有的比例，對破壞綠地和城市水體的行為給予相應的法律制裁。同時，還需要對城市各種熱源的布局做出合理規劃，防止熱源過于集中。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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