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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運河，申遺的糾結
在人類發展史中，開鑿最早、里程最長、工程最大的中國大運河有著無與倫比的地位，它一路馳騁，翻山越嶺，縱穿五大水系，將中國南北貫通，為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寫下注腳；它是人類進入工業文明之前在水利運輸工程上取得的最高成就，體現了中華先人適應自然、改造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杰出智慧；它保持著強大活力，迄今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動脈，其沿線城市群在經濟總量已高居世界第二的中國，舉足輕重。 已被中國政府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的中國大運河，因上述特性，其申報工作更具世界意義。大運河是巨大的文化遺產，又是不斷適應人類社會發展變化的工程杰作，因而能夠跨越2000多年時空生生不息。它的靈魂是活的，包含著中華先人高超的創造能力；它的肌體是活的，能夠不斷通過自身的發展演變，繼續為人類造福。這兩方面的意義，使大運河在人類諸多偉大遺產中獨樹一幟，其申報世界遺產的活動也考驗著人類的認知能力與思維體系——現有的世界文化遺產評定標準能否與這個仍然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史無前例的浩大工程相適應？ 2009年，大運河被列入中國2014年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項目。此后，相關工作積極推進，包括制訂規劃、加強協調、遴選預備名單、編制申報文本、實施保護和整治項目。今年4月下旬至6月，全國政協調研組奔赴大運河沿線的8個省、直轄市，共實地考察了22個省轄市(直轄市轄區)29個縣(縣級市)的35處運河遺產點和16段河道，聽取了各省、直轄市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情況介紹，并召開座談會交換對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全國政協調研組強調：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大運河文化遺產是當代中國人的歷史責任；要從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和推進區域經濟科學發展的高度認識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工作的意義。 大運河是仍在使用的活態線性文化遺產，對這類項目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在中國尚屬首次，這也是人類的新鮮經驗。這也注定了大運河的申遺工作會面臨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困難。而大運河的歷史告訴我們：在人類的智慧與創造力面前，沒有任何困難是不可以逾越的。這也正是關注大運河——這一世界級申遺項目的意義所在。□(文/王軍) “活態遺產”的申遺現實 “大運河是跨多個省市的巨型文化遺產，如果一些重要的工程點段不進入申遺名單，量不上去，申遺就不可能成功。在協調各方面關系時，底線必須保住！”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軍 在人類燦若繁星的文明古國中，為什么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磨難不曾中斷，并在今天保持著強大活力？近代以來眾多中外史家對此作出各種闡釋。眼下，隨著中國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腳步加快，這一命題再次橫亙在世人面前。 “這就是永濟渠，看到了！”在河南滑縣道口古鎮，隋唐大運河永濟渠岸邊，看到當地政府剛剛整治好的環境、河道里涌動的水流，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劉慶柱露出欣慰的笑容，他對本刊記者說，“中國之所以成為一個多民族統一的國家，大運河的作用不可替代，而且，它在今天仍保持著活力，是世界文明史上獨一無二的遺產。” 中國大運河申遺河段包括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和浙東運河，總長3200公里。“我們要有信心，不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不批準，它就是世界文化遺產！”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前院長張廷皓說，“是不是大運河未被列入世界遺產名單，它的價值就不高？不是的。大運河的價值一直是存在著的，它的歷史、文化、技術、科學等價值是客觀存在的，是全世界獨有的，只不過至今尚未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而已。對此我們有足夠的自信。” 今年4月至6月，劉慶柱、張廷皓參加了全國政協大運河保護與申遺跟蹤調研，這是2006年至2008年全國政協先后三次組織大運河保護與申遺調研活動之后的又一次大型活動，時值大運河申遺的關鍵時刻。按照2014年大運河申遺成功的時間表，今年9月底之前，申報文本初稿將報送世界遺產中心預審；明年1月底前將把正式申報文本報送世界遺產中心；明年6月底前必須全部完成各項申報準備工作，為迎接7、8月間國際專家考察做好準備。 隨著一系列工作節點的臨近，如何認識和保護大運河這一仍在使用和發展變化著的活態文化遺產，在學術界以及不同部門之間的討論趨于熱烈。大運河是活態線性文化遺產，開展這類項目的申遺工作，在中國尚屬首次，國際上也屬罕見。“這極可能既對現有的世界文化遺產評定體系形成挑戰，也可能是對這套體系的新貢獻。”張廷皓說。 分歧與疑慮 大運河從春秋時期吳王夫差開鑿邗溝開始，到隋代的通濟渠、永濟渠，再到元代裁彎取直，至今2000余年，其開鑿和維護工作從未間斷。 主持完成《京杭大運河國家遺產與生態廊道》研究的北京大學教授俞孔堅介紹，大運河主體成型工程主要集中在三個時期：一是春秋時期，各諸侯國出于戰爭和運輸的需要競相開鑿運河，但各自為政，規模都不大，時興時廢，沒有形成統一體系。其中最著名的是邗溝的開挖，它溝通了淮河與長江，是京杭大運河河道成型最早的一段；二是隋朝，從584年到610年先后開鑿了通濟渠、永濟渠，重修了江南運河，形成了以國都洛陽為中心，北抵涿郡、南達余杭(今杭州)的大運河體系，是運河開鑿的鼎盛時期，形成了現今運河系統的基本骨架；三是元明清時期，其中元世祖忽必烈時期開鑿了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等河道，奠定了京杭大運河的基本走向與規模。明清兩朝對京杭大運河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維護與修繕，對局部河道進行了改建。 進入工業文明之前，大運河是中國最重要的國家級基礎設施。中國地勢西高東低，江河多呈東西流向，大運河卻是利用黃河、淮河、長江等河流的部分河段，再修鑿新渠連接而成，使中國南北貫通。“這對中國的統一，特別是長江沒有把中國分隔開，起的作用太大了。”張廷皓對本刊記者說。 與大運河交匯的黃河多沙多變，每每對大運河的通航構成巨大威脅，可一次又一次，中國古代水利專家運用高超的水工技術克服了這一困難，使大運河長期保持全線通航。清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從淮河一帶北徙，將大運河北方段沖斷，致其斷航。新中國成立后，大運河北方段部分恢復航運，山東濟寧以南的河段一直保持暢通。目前，大運河在運力上僅次于長江、珠江，仍然是中國經濟的“黃金水道”。 2006年，大運河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9年，在全國政協委員的呼吁下，經中央領導批示，大運河被列入中國2014年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項目。文化部、國家文物局牽頭，組織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土資源部、環境保護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交通運輸部、水利部、國務院法制辦、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教科文全委會、國務院南水北調辦等有關部委和大運河沿線的北京、天津、河北、江蘇、浙江、安徽、山東、河南8個省、直轄市人民政府共同成立了大運河保護和申遺省部際會商小組。 “大運河作為仍然在用的活態遺產，其保護管理具有不同于其他古建筑、古遺址的鮮明特點，維護其水利、航運等現實功能，本身也是遺產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今年4月全國政協召開的大運河保護與申遺跟蹤調研情況通報會上，國家文物局有關人士介紹，在2006年大運河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后，國家文物局并未將《文物保護法》關于文物古跡保護的一般規定簡單套用于大運河遺產的保護管理，而是積極推動制定《大運河遺產保護條例》和保護管理總體規劃，希望通過條例和總體規劃的相關規定，充分照顧到大運河作為在用遺產的特性，妥善處理遺產保護與水利、航運、南水北調等重大工程的關系。但有關部委對于大運河保護和申遺可能影響相關建設項目始終疑慮重重，雖然經過多次協商，在大運河總體規劃、保護條例、預備名單等問題上仍與國家文物局存在較大分歧，希望盡可能縮小申報范圍，擔心申遺影響大運河在用相關建設。條例草案在會商小組會議上未能獲得通過。 “這對協調大運河遺產的保護管理極為不利。”國家文物局有關人士表示，“鑒于大運河保護和申遺工作的復雜性，由部委牽頭的會商小組協調機制相當吃力。建議在現有會商小組的工作框架下，適當提升工作層級。” 會不會影響在用功能 交通運輸部有關人士在今年4月全國政協的情況通報會上提出，《大運河遺產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應與交通規劃相銜接、《大運河遺產保護條例》應充分考慮大運河現代水運發展的需要。總體規劃應盡量減少大運河遺產保護與現行的航運建設、運行、管理工作相沖突，充分體現保護和利用的相互協調的原則。建議慎重確定運河保護范圍及禁止在保護范圍內進行工程建設的大運河區域，并研究制定符合京杭運河發展實際的保護管理規劃意見。明確建設控制地帶、保護范圍的規劃以已批復的航運規劃作為規劃基準，并為沿線的港口等航運設施留出發展空間。《大運河遺產保護條例》及其有關運河管理制度設計，應充分與現行的《港口法》《航道管理條例》《水路運輸管理條例》《內河航道安全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相協調，盡量避免增加審批程序，避免對航道建設、運行、管理、養護和水運發展產生不必要的影響。 情況通報會上，水利部提出六條意見：一是要正確處理好大運河申遺與河道整治的關系，統籌申遺與治理工作；二是大運河申遺應不影響大運河在用功能的延續和拓展，保護與申遺工作應為今后的治理工作留有空間；三是大運河是在用水利工程，也是寶貴的文化遺產，但不同于文物，應區別管理，要既有利于工程正常運用，也有利于遺產保護；四是大運河申遺和保護工作應不影響現有河道管理部門的管理職責；五是大運河申遺點、段在現有水管單位管理范圍內的，要按照河道管理和文物保護相關法律法規進行管理；六是文物保護與防洪安全發生沖突時，堅持安全第一。 南水北調東線工程從長江下游引水，基本沿京杭大運河逐級提水北上，向黃淮海平原東部供水，如何處理調水工程與大運河保護和申遺的關系，也是一大問題。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在全國政協的通報會上提出，《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已于2002年經國務院批準，應作為大運河保護規劃的編制依據。南水北調東線一期工程已經開工建設，并將于2013年建成通水，希望大運河保護不要影響一期工程的正常運行和維護。建議大運河遺產保護和管理規劃與南水北調東線工程規劃相協調，對已規劃為南水北調東線二、三期工程建設范圍的河段建議不納入申遺預備名單，以給南水北調工程建設留有空間。在大運河保護限制性建設的內容中不包含南水北調工程等。 國家文物局有關人士表示，將繼續加強與有關部委的溝通協調，盡力爭取理解與支持，以有利于申遺成功為前提，盡快就大運河遺產保護總體規劃達成共識，早日報國務院批準實施，確保大運河保護和申遺工作順利實施。 底線何在 “大運河是跨多個省市的巨型文化遺產，如果一些重要的工程點段不進入申遺名單，量不上去，申遺就不可能成功。”一位知情人士對本刊記者說，“在協調各方面關系時，底線必須保住！值此申遺的關鍵時刻，各個部門應該多做些補臺的事。” 上級部門不相一致的意見，對地方的申遺工作造成影響。江蘇省被列入大運河申遺的河段長度和遺產點數量均位居全國第一，在全國總共入選的65個遺產點和28條河段中，江蘇省就分別占了25個和14條。“大運河保護和申遺已進入關鍵期，但曾多次提及的《大運河保護條例》以及國家層面關于大運河保護與利用的法律法規至今尚未出臺。”江蘇省文物局局長龔良在向全國政協調研組作出的匯報中陳述，“雖然我省有關部門以及部分城市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指導大運河保護或發展的規劃、規章或要求，但更多的只是條線管理，從宏觀管理層面，這些文件難以對運河整體保護和統一保護形成有效指導和約束。” 龔良介紹：“南水北調工程與航道提升工程都是國家戰略工程，且保護規劃和實施方案均早于大運河遺產保護規劃，很多在實施或擬實施項目與運河本體保護存在沖突。在部門協商時，省市層面水利廳、交通廳和文物局往往容易達成一致，但國家部委卻相對比較強硬。建議大運河省部際會商小組多加強溝通，難點問題多在上層予以解決。” 京杭運河江蘇段是國家水運主通道，也是江蘇省“兩縱四橫”干線航道網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常年有十多個省、市的船舶運輸航行，擔負著江蘇省長三角地區經濟重地大宗物資及時中轉集散及北煤南運戰略任務。其中，蘇北運河是國家北煤南運的“黃金水道”，承擔了江蘇蘇北四市絕大部分經濟發展所需原材料的運輸，2011年貨運量達2.2億噸；蘇南運河則是大宗建材、生產資料等物資的主要運輸通道，2011年貨運量達2.4億噸。 江蘇省水利廳在向全國政協調研組作出的匯報中坦言：“文物部門與水利行業有諸多認識上的不一致。如：洪澤湖大堤保護與申遺工作，水利部門認為，作為活態文化，它的首要功能是防洪御旱，護守國家、社會的安全；而文物部門認為是文化遺產，需要守舊如故地加大保護，這就形成了認識上的差異，也就形成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江蘇的運河至今還發揮著其活態的功能。對水利部門而言，它就有許多需要開挖、修復和整治的過程。而申遺則希望整個河段都列為遺產保護，如淮揚運河就碰到了這樣的矛盾”。 同樣的矛盾在浙江也有反映。內河航運在浙江省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和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浙北運河網經過“九五”時期以來的航道等級提升改造，貨運量從1995年的0.8億噸增長到2011年的2.6億噸。浙江省交通運輸廳在向全國政協調研組作出的匯報中提出：“根據文物保護的相關法規，一旦申遺成功，相應的保護主體和周邊環境將被‘凝固’，航運活動就可能受到限制，航運功能就有可能無法正常發揮。我們認為大運河保護和申遺活動應以不限制航運、不影響航運發展為前提，以保護和促進內河航運發展為重要目標。” “爭取國際話語權” 目前，已有一些運河及其相關的遺產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包括法國的米迪運河、比利時的中央運河的四條吊橋、加拿大的里多運河、英國的旁特斯沃泰水道橋運河和荷蘭的阿姆斯特丹17世紀運河區。 “外國的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運河項目，由于交通生產力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過去的功能多沒有了，多是標本性的。”張廷皓說，“但大運河在山東濟寧以南的初始功能是保留的，而且保留了2000多年，這就是它的核心價值，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的運河能夠這樣。大運河為什么今天依然生機勃勃？就是它還在變化，所以，我們不能像保護長城那樣去保護它，應該看到，大運河正是適應了歷史變化的因素，才活了下來。正是因為我們的大運河是發展了2000多年，變化了2000多年，并且今后還可能變化，所以不能參照其他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做法。我們要探索如何保護大運河，并使它更加有生命力。” 參加調研活動的全國政協委員、國家文物局前副局長張柏強調：“盡管在大運河的保護與管理規劃的制訂上還有不同意見，有兩條必須堅持，一是必須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六條標準，二是必須符合文物保護法，因為這畢竟是一個保護規劃，這是原則。” “處理水利水運與保護的關系，能否借鑒古城保護的模式，就是外面不動里面動？”劉慶柱說，“在遺產保護這個問題上，如果不給空間就談不上保護。比如這一段，你就必須讓，給誰讓？給歷史讓，但不是都讓。遺產不是文物局一家的，是國家的。不可再生的文化遺產是弱勢的，你稍微傾斜一下，心疼它一下，行不行？” “大運河作為在用活態文化遺產，有著一般文化遺產的共性，也有著不同于古建筑、古遺址等文化遺產的特性，在處理保護和申遺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上也出現了新的矛盾。”全國政協副主席羅富和在大運河保護與申遺跟蹤調研座談會上指出，“各部門在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的目標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處理文化遺產保護與水利、航運、南水北調等工程建設關系的認識上存在著分歧。仍在使用的活態線性文化遺產申遺在我國尚屬首次，目前更是沒有成功經驗可資借鑒。要解決好活態文化遺產申遺與發展的關系，首先，各部門之間要加強溝通，找尋矛盾的癥結。其次，組織各相關領域的專家進行研究、論證，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再次，運用創新思維，將世界遺產的基本理論與大運河實際相結合，創造活態文化遺產的保護、利用和發展的方式，并爭取國際話語權。”它是活態的文化遺產，這樣世界罕有的歷史文化遺產申遺，不僅對我們是第一次，對世界歷史文化遺產申遺工作也是第一次
文/郭濤 在隋唐運河基礎上，經過元、明、清三代持續不斷改進、完善，最后形成了今天可稱為世界奇觀的京杭大運河。它是中國運河工程發展2000多年的結晶，是歷代運河工程技術的集大成，是世界航運工程史上的杰作。 破解六大世界性難題 京杭大運河按其歷史上穿越的地形和水域特征，可分為閘河段、湖區段、天然河段、河運交匯段。這漫長的航道，開鑿固然十分艱難，維持它的長期正常通航更是不易。它必須解決六大難題：船隊如何翻山越嶺？如何解決航運水源？如何實現水量的合理z分配與調節？如何實現運河與黃河、淮河的三河交匯并安全穿越(包括如何穿越長江)？如何確保洪水期運道的航運安全？如何組織建設這一龐大的工程系統和如何管理這一系統？這在當時都是世界性的難題。中華民族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幾千年來在治水實踐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在京杭運河上創造性地建設了宏大工程系統和完善的管理系統，保證了近600年全河的暢通。 一是創建了梯級船閘工程系統。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船閘的國家，也是最早建造多級船閘的國家。船閘雛形是斗門，相當于單閘。斗門出現之前是靠堰埭助運。公元423年，揚州附近運河建造了兩座斗門，這是京杭運河工程上最早的閘門。公元984年，北宋創建了有名的真州閘，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復式船閘，比西方建造的荷蘭船閘要早約400年。據《夢溪筆談》記載，在復式船閘發明后的100年時間里，淮揚運河、江南運河上的堰埭幾乎全部改成船閘。元代把船閘技術用來解決船隊翻山問題，在會通河上臨清與濟寧之間建造了31座船閘，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梯級船閘。到明代，梯級船閘數量增至38座。就是靠著這38座船閘有序地不斷提升水位又不斷降低水位，浩蕩的運輸船隊得以平穩地翻山越嶺。京杭大運河上的梯級船閘工程系統要比西方同類建筑早350年。 二是創建了南旺分水工程。這一工程始于元代，完成于明代永樂年間。船隊要翻山越嶺必須找準分水嶺，才能在制高點有效控制分水嶺兩邊的河道合理分流用水，滿足船隊上行與下行的航運要求。京杭運河開通之初，分水嶺選在濟寧附近。運行結果，發現濟寧往北引水十分艱難。后來在當地有經驗的老人白英的建議下，最后才選在了濟寧以北的汶上縣南旺。經過周密規劃，以南旺為中心，構建了完善的分水樞紐工程，實現了“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合理分流，確保了漕運船隊順利翻山越嶺，體現了很高的航運樞紐規劃水平和工程技術水平。 三是創建了黃、淮、運交匯的清口水利樞紐工程。運河北上，淮河西來，黃河南下，三者交匯于今淮安的清口，形成世界上罕有的大江大河平交格局。京杭運河南下北上的漕運船隊，要在這樣復雜的水系格局下，特別是汛期黃河洪水泥沙的威脅下，保持漕運的安全暢通，是極其困難和極具風險的挑戰。這一難題一直困擾了京杭運河500年。而歷代也為解決這一難題，千方百計，興筑不斷，形成了一套系統的工程措施，基本維持了運道的暢通。這主要是：通過開伽河、中河，使運河逐步脫離黃河的直接干擾；不斷加修高家堰大堤，攔截淮水盡出清口，并輔以引河等措施，約束淮水沖刷清口和三河交匯區域黃河淤沙，保持運口的暢通；不斷改建、完善交匯處的運口碼頭，避免黃河洪水的直接沖擊和泥沙的淤積，以至碼頭不斷前移、清口不斷后退，運閘十分復雜；在交匯地區黃河堤岸和高家堰大堤大量增建減水閘和滾水壩，確保不斷淤積的河床和洪澤湖在黃、淮汛期高水位下不致危及運道和里下地區河道的安全。不斷完善和維護這套工程體系，成了明代后期和清代治河和保證漕運措施的重點工程和中心任務，耗費巨大的國庫民力。這是在當時科技水平、經濟水平下，人與自然力持續500年的殊死較量。這在世界治河史和航運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四是發明創造了航運節水工程澳閘和調節水柜。公元984年創建復式船閘，這是航運工程技術的一大進步。但是，每開閘一次，總是要走泄一部分水量。這在嚴重缺水河段仍然十分可惜。為進一步解決航運節水問題，北宋時期在淮揚河段又創建了節水型船閘——澳閘，使部分水量可以重復使用。這是航運工程技術的又一發明創造，距今已900多年，完全符合現代船閘的節水設計理論與實踐。 京杭運河穿越長江的揚州與鎮江的渡口工程，也是解決運河與大江大河平交問題的創舉。為了保證京杭大運河中的船隊穿越長江的便捷和安全，歷朝歷代都在不斷創新思路，興筑工程，以適應江潮變化造成的影響。元明清時期，運河脫離黃河之前，運道在徐州茶城進入黃河和在山東臨清進入衛河都有這樣的交匯問題，也都因地制宜、因河制宜地創造了豐富多樣的河運交匯工程措施。這在世界航運工程史上是罕有的。 五是創建了航運安全工程系統。京杭大運河的河槽段(徐州至淮陰)和湖槽段(淮安至揚州)在很長一段時期都是“借河行運”或“借湖行運”。因此，在汛期都容易受到洪水的威脅。為了保證運道的安全，在堤岸適當位置建設了一系列的防洪安全工程——滾水壩和減水閘。當河、湖水勢過大或運河中水位過高，對運道或船隊安全造成威脅時，由滾水壩或減水閘將洪水排泄掉。中國水利工程中的泄洪建筑出現很早，秦時期就有記載。正式出現“滾水壩”的名稱并把它系統地運用到運河工程中作為航運的安全工程，這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明清時期在運道上建造了大量滾水壩、減水閘。明代對滾水壩、減水閘已有規范性設計建造要求，這距今已有400多年歷史。 六是創建了一整套工程建設管理系統。在漫長的運河建設與運河管理實踐中，我們的祖先不斷總結出一整套京杭大運河的工程建設指揮體系、運河管理指揮體系、漕運運輸指揮體系，并制定了一套完善、嚴密的章程規劃、制度措施。為保證京杭大運河歷代浩大工程的建設目標得以成功實現和保持運道長久通暢提供了重要保障。 活態文化遺產如何保護與利用 大運河工程歷時這樣久遠，規模這樣宏大，區域這樣廣泛，涉及這樣多的地區和部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活態的文化遺產。這樣世界罕有的歷史文化遺產申遺，不僅對我們是第一次，對世界歷史文化遺產申遺工作也是第一次。它必然會碰到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必然會與國內外現行的有關文化遺產及其申遺工作的一些概念、規則、工作發生碰撞。這些問題乃至矛盾，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在認真研究世界申遺的有關規定前提下，結合大運河和中國的實際，深入思考這些問題，著力解決這些問題，不僅會有力推動和加快大運河申遺工作，而且必將提升我們的認識境界，促進相關工作的改進。 大運河“申遺”工作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何謂“活態文化遺產”？第二，根據“活態文化遺產”的特點，對它的申遺標準應該如何全面理解？第三，也是要落實到位的根本問題，是“活態文化遺產”應如何保護和合理利用？第四，大運河申遺對政府部門的工作有何啟示？這些都是大運河申遺工作中不容回避的嚴肅問題。 認真研究推敲世界申遺組織制定的有關標準和工作規則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它集中了世界許多國家的經驗與智慧，是我們申遺要遵循的指南。但我們也發現，這些標準與規則，主要是針對靜態的文化遺產特別是文物、建筑遺址和其他重要考古發掘物，基本沒有涉及像大運河這類的“活態文化遺產”。迄今為止，已被批準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運河工程與中國大運河是不能相提并論的。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世界遺產委員會對申請項目的評審是委托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和世界保護聯盟(IUCN)組織專家進行的。相應的標準、規則也是由這些組織和專家制定的。前一個組織成立于1965年，后一個組織成立于1948年。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進行遺產評審工作，歷史還不長，所接觸的項目有限。專家們對世界各國自然歷史文化遺產的了解也有一個過程。因此，通過各個國家，特別是文化遺產豐富的國家的申遺工作來不斷充實、完善申遺標準和規則，應是題中之義。“活態文化遺產”不是靜態的“文物”，而是流動的文明史。它的“活態”說明它一直在為人類服務，不僅有傳承教育功能，而且有實際使用價值；它的“流動”，說明人類不斷在創造文明，適應自然社會的歷史變化，并使其在新的條件下持續為人類服務，更彰顯了這類文化遺產對人類智慧的凝聚，因而更具有價值。中國大運河變化發展的歷史就是一個生動的證明。所以，它當然是人類文明的成果，甚至是更重要的文明成果，而且具有普世價值。這從根本上是完全符合世界申遺組織的宗旨的。因此，不能簡單用過去判斷文物的標準來判斷大運河這類活態文化遺產，相關的概念和標準也應該拓展。 申遺組織提出的對歷史文化遺產重在保護的原則是完全正確的。但對還在使用中的活態文化遺產如何保護？這也是新課題。我們當然不能為了利用而毀掉我們的寶貴文化遺產，但也不能為了“保護”遺產而放棄、影響活態文化遺產為人類繼續發揮更大的作用。保護的目的是為了利用。對靜態的文物類遺產，對它的利用主要是發揮傳承文化、教育后人的功能，這比較好辦，保護起來，不準隨便動它，更不允許改變它。而對活態文化遺產，除了發揮傳承、教化功能外，還有繼續發揮其使用價值的功能。因為人類創造這些文明的初衷，是為了使用而不是為了展覽，在使用中發現其價值，所以才需要保護和傳承。因此，對活態文化遺產，特別是作為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生產力載體的活態文化遺產，對還有重要使用價值的活態文化遺產，應該在加強保護的同時，合理發揮它的使用功能，并在使用過程中加強保護。聯合國申遺規則應該允許這類遺產有合理的改變。因為這種“活態”如還要繼續下去，必然會因適應條件變化而改變。這恰恰是人類智慧和文明不斷凝聚的結果。而對其已經退出使用功能又具有標志性價值的部分，則應作為靜態文物認真加以保護。這樣，就可以使活態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有機結合、相得益彰。 目前在大運河申遺工作推進過程中，各級政府和廣大申遺工作者針對活態文化遺產的特點、特別是大運河工程的特點，在如何做好保護與利用有機結合的方面，做了大量探索，積累了一定經驗。應當把這些經驗總結、提煉，形成一些規律性、規則性的認識，向聯合國申遺組織提出積極的建議，用以豐富和完善有關申遺的概念和規則，以更好地促進人類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 在制定大運河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規劃時，政府各相關部門都強調申遺的規劃應與政府各相關部門的行業規劃相銜接，要服從這些規劃。而政府各相關部門在制定自己的規劃過程中并沒有涉及到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問題，更沒有涉及到申遺工作。而且，過去政府部門的有關規章大多實質上是“部門立法”，缺少超越部門利益的機構組織和利益相關方進行充分的審議。論證大運河工程申遺這樣的項目，規模大、地域廣、涉及地區和行業、部門多，必然遭遇規章“打架”的尷尬。這次大運河申遺，正好促進我們改進部門立法立規的傳統。凡是涉及跨部門、跨行業、跨地區的法規，凡是過去法規中未涉及到的新出現的交叉問題，一定要做到利益相關方充分溝通，并建立科學的決策程序、決策機制，并由超越利益的機構來主持決策。(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教授、水利史專家) “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名文物工作者，我能夠把大運河作為今后唯一的研究對象，懷著對祖先的崇敬之情開展工作，心中特別光榮，也特別充實”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軍 2008年春節，時任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的張廷皓顧不上休息，他在海量的水利史文獻中上下翻檢，為確定大運河保護規劃的編制要求作前期準備。 “在我國所有的專業文獻中，水利史文獻數量之多、之豐富，是第一位的。”回憶起當年那一幕，張廷皓對本刊記者說，“我越來越覺得大量的文獻需要梳理，同時發現關于大運河，與其他學科相比，考古界、文物界說得較少，如果我們不下工夫做，大運河申遺就不好辦了。” 這之后，張廷皓的狀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跳了河”：“我把我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專業定在了大運河遺產保護上面，沒事兒就在電腦上通過衛星影像琢磨大運河，有空兒就跟司機往大運河上跑。大運河對中華民族關系重大，說不清楚不行啊，我們要有緊迫感！” 2011年8月，國家文物局印發《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修訂稿)》。其中，立即列入項目包括遺產點65項，河道28項共48段；后續列入項目包括遺產點68項，河道11項。在此前后，一系列考古發掘工作相繼展開。 被列入大運河申遺范圍的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浙東運河的現狀是：一部分已被埋入地下廢為遺址，不為人知；一部分則是充滿現代色彩的繁忙運輸通道，難為人識。 為解決大運河本體研究長期滯后的問題，近年來，大運河沿線省市根據保護規劃和世界文化遺產申報的相關要求，組織實施了山東濟寧南旺水利樞紐遺址、江蘇淮安清口水利樞紐遺址、商丘南關遺址等一批大運河遺產的考古發掘、調查、保護項目，張廷皓皆參與其中，并立下一志：“同攜黃河入海去，今生不回首。” 探察“運河之心” 南旺水利樞紐和清口水利樞紐是京杭大運河最具科技含量的樞紐工程，前者被譽為“運河之心”，后者被譽為“運河咽喉”。 南旺樞紐工程位于山東省濟寧市境內。明朝初年，因黃河決口，會通河淤塞，運河漕運中斷。工部尚書宋禮奉旨疏浚會通河，采納汶上民間水利專家白英的建議，修筑戴村壩遏汶水，開挖小汶河引汶水至南旺入大運河，在汶、運交匯處設分水口，使汶水北流以濟漳、衛，南下又濟黃、淮，它以漕運為中心，因勢造物，相繼興建了疏河濟運、挖泉集流、設柜蓄水、建湖泄漲、防河保運、建閘節流等一系列結構縝密的配套工程，有效保證了大運河連續500余年暢通無阻。南旺樞紐工程系統大而完整，代表了工業革命前世界水利工程技術的最高成就。 清口水利樞紐位于江蘇省淮安市境內，曾是京杭運河與黃河、淮河的交匯點，為防止黃河對運河的干擾，明清兩朝在此用力最多，修筑的水運水利工程設施亦最多，治黃、導淮、濟運、通漕、減災等一系列關鍵工程設施有機地構成了淮安地區運口復雜的樞紐工程。明嘉靖后，黃河下游河床的淤積抬升不僅使黃河自身的防洪問題日益嚴峻，而且又造成對淮河和運河的頂托和倒灌。面對如此錯綜復雜的局面，曾四次出任河道總督的明代水利專家潘季馴提出了“束水攻沙”、“蓄清刷黃”的全面治理黃、淮、運的規劃思想并成功實施，代表了當時人類水利規劃建設的最高水平。 清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北徙，致京杭大運河北方段斷航，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漕運停止。經歷演變，南旺樞紐、清口樞紐皆廢為遺址，長期隱匿在運河遺產調查與保護視野的盲區之中。 在大運河申遺的背景下，2010年10月，南旺樞紐考古遺址公園被列入國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立項名單；2011年3月至5月，有關部門對南旺樞紐的禹王殿、禪堂、螞蚱神廟等建筑進行了搶救性維修，對占壓南旺湖遺址和運河故道的居民住所進行了整體搬遷，對分水龍王廟建筑群古遺址和小汶河與大運河交匯處進行了考古發掘，面積達7000平方米，進行了古河道河型整理。 “我們院參與了南旺樞紐的保護工作，我去看了以后，覺得發掘不錯，但有一點不夠，就是對河道的發掘還不夠，這是一個重要的樞紐，應把造成分水的要素弄清楚。”張廷皓說。 經考古工作者努力，此次全國政協調研組在現場看到，古河道已得到清理，分水工程清晰呈現，明正德七年(1512年)修建的紀念宋禮的宋公祠端視著分水口，它們雖然經受了歷史磨難，終在今日得到悉心呵護。“發掘出來的堤岸要加大保護力度。”在現場考察的全國政協委員、國家文物局前副局長張柏強調，“方案要趕快制定實施，否則磚都要酥軟了！” 調研“運河咽喉” “南旺的考古發掘對當地人民的震動很大，他們絡繹不絕地到遺址觀看，為自己的故鄉擁有這樣的遺產特別驕傲！”張廷皓對本刊記者說，“許多老人家還向我們介紹這個地方過去是什么樣，一些寺廟等古建筑在‘文革’時怎么被毀的，后來搞的磚瓦廠又怎樣破壞了地貌，等等。一個文物點在縣里影響如此之大，使我們感到開展公共考古學的重要性，我們舉辦了展覽，介紹什么叫考古，它的方法是什么，南旺樞紐有多么偉大。來看展覽的人特別多，老百姓的心中與文化遺產有著天然的聯系啊。” 同樣的自豪感也被擁有清口樞紐的淮安人分享。2008年，張廷皓赴江蘇邳州考察一處考古工地，巧遇淮安市政協副主席荀德麟，兩人一見如故。“荀主席對大運河有非常深入的研究，說清口樞紐多么多么好，就約請我同去考察。后來他領著我一個點一個點地看，看了兩天，我越看越是一頭霧水，因為樞紐規模很大，許多已經湮沒了。”張廷皓回憶道，“他帶著我一邊看一邊畫，我帶著地圖，他說一個點我就在圖上貼一個標簽，都貼滿了。但是，這些點在淮安的樞紐里起什么作用，證據何在，還不清楚。” 說到這兒，張廷皓頗為激動：“在地圖上可以說清楚，但落到地上卻說不清楚，這怎么行？這里是黃河、淮河與運河交匯的地方，附近的洪澤湖我們全跑了，對這么重要的地方，必須做基礎性的研究啊！” 很快，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組織淮安大運河文化研究會、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院、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和淮安市博物館組成多學科陣容，對大運河淮安段遺產本體進行調查研究。2008年8月，作為課題組的學術顧問，張廷皓先期抵達淮安，在位于清口樞紐核心地段的碼頭鎮找到一家小旅館住下，借了一輛自行車，拿著考古探鏟，一一重訪荀德麟帶他看過的遺產點，想知道到底有無把握把樞紐的情況弄清楚。“兩天下來，我覺得大有希望，一是遺存太多了，二是說不清的也太多了，如果我們能夠把現有的遺存說清楚，那些說不清楚的也就逐漸清楚了。” 在張廷皓的建議下，課題組確定了三個原則：調查結果須取得遺址與文獻的一致性、輿圖與文獻的一致性、歷史地理信息和現代地理信息表達方法的一致性，并把被調研的對象確定在1855年黃河北徙之前的狀態，調研范圍鎖定在碼頭鎮周邊20多平方公里的范圍。 “我們跑了90多個點，其中60多個與文獻相合。”張廷皓說，“清口樞紐的三大閘在上世紀70年代被拆光了，但我們找到了照片。水下的調查怎么辦？這是考古界還沒遇到過的難題。我們找到村支書，商量了一個辦法，用長竹竿綁上鋼釬，往水下扎，遇到比較硬的東西，再扎，像是夯土，應是三合土的感覺，還遇到碎石、石條，扎下去是嘣嘣嘣的聲音。” 在當地老鄉的幫助下，課題組弄清了一系列古代水工項目的基本情況，包括康熙時期的新大墩、舊大墩與乾隆時期新大墩的關系；課題組還運用低空氣球，沿河拍攝，記錄了工程地貌情況，將遺產點落在了地形圖上；課題組從理論、方法和實踐三個層面取得重大突破，并在今年5月出版《大運河清口樞紐工程遺產調查與研究》一書，填補了大運河遺產本體研究的一項空白。“這部著作的成功，為運河遺產研究開拓了新路，為夯實運河遺產的保護打下了第一錘。”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張忠培撰文稱贊。 考古新發現 隨著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工作的展開，各地進行的考古發掘工作涌現出一大批成果。山東京杭大運河七級碼頭、土橋閘與南旺分水樞紐遺址的考古發掘，被評為201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位于安徽省淮北市的隋唐大運河柳孜遺址，1999年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自發現以來，其石構建筑性質一直不明，為解決這一問題，去年下半年，淮北市政府投入近500萬元用于發掘場地的村民搬遷，今年初，安徽省考古所安排前期考古勘探，二期考古經國家文物局批準開始發掘，目前已新發現一批石構建筑與河道剖面，進一步的研究與展示工作正在進行之中。 隋唐大運河因黃河多次改道，歷經沖刷淤積，大部分已埋于地下，為弄清其歷史狀況，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河南、安徽等地展開一系列考古活動。在全國政協調研組此行考察的隋唐大運河商丘段，考古工作者正在進行緊張發掘，清理出一段長約60米的河岸及大面積伸向河道內的突堤碼頭遺存面，距地表深4.2~5.2米，遺存面上車轍和行人的足跡清晰可見，已清理出的河岸高度約5米，均為夯土筑建，這為真實了解隋唐至北宋時期的通濟渠的使用時間、河道變遷、疏浚歷史，以及碼頭河岸的筑建方法、加固方式、加高過程、用料選擇等，提供了考古實物資料。 這些年來，張廷皓往返奔波于這些考古工地。“2009年我從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的崗位上退下來了，這之前，我就以普通成員的身份加入到大運河保護與申遺的課題之中，我能給課題組提供一點智慧、經驗，作一點貢獻，感到非常高興。”張廷皓說，“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名文物工作者，我能夠把大運河作為今后唯一的研究對象，懷著對祖先的崇敬之情開展工作，心中特別光榮，也特別充實。” 大運河：中國封建社會興衰的歷史見證 中國運河工程的發展，大體經歷了初創期、大發展期、完善期和維持期。這一進程正好緊扣著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的建立鞏固、發展興盛和逐漸衰落的全過程。 春秋戰國時期，是運河工程的初創期。這一時期的運河工程主要分布在大江大河的下游各諸侯國。由于封建生產關系的興起，各諸侯國勢力日益強大，紛紛與周天子分庭抗禮，相互間征戰殺伐，攻城略地。開鑿人工運河，發展水上交通，成為大江大河下游各諸侯國興圖霸業的戰略舉措。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主持開鑿今揚州至淮安的邗溝，連通了長江水系和淮河水系，這是世界上有文獻記載的最早的人工運河。夫差同時還開鑿了今江南運河中的無錫古運河段。公元前361年，魏國又在今開封附近開鑿了鴻溝，把黃河與淮河支流潁水相連，從而使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系可以通航。齊國為了溝通都城臨淄和中原水路聯系，也開鑿了連通淄水與濟水的濟淄運河。其他局部地方的人工運河還有很多。司馬遷在《史記·河渠書》中精練地概括了這一時期運河工程開鑿的盛況：“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云夢之野，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淄濟之間。”新興的封建諸侯各國推動了中國運河工程的初創熱潮。盡管如此，由于封建割據的限制，當時開鑿的人工運河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規模都不太大，而且多是盡可能充分利用現有河流水系進行疏浚、拓展、溝通連接而成。 秦漢時期，是運河工程的南北發展期，也正是大一統的封建中央集權帝國建立和鞏固時期。秦滅六國，為了征服嶺南，在公元前219年開鑿了廣西興安的靈渠工程，便于運兵運糧。這一工程把長江水系和珠江水系連系起來。秦同時還拓展了江南運河工程。西漢為了改善京都長安與中原的運輸，于公元前129年開鑿了關中漕渠長300里，使渭河與黃河之間運道更加通暢，年漕運糧達400萬石。又重整鴻溝水系，引黃河水東流分為兩支，一支入淮河支流潁水，一支入淮河支流渦水，入渦水一支后稱為汴渠。這樣就在黃淮間形成扇形漕運水系。東漢定都洛陽，為了更好地控制中原和東南，王景治河時，對汴渠工程進行了系統整治，為隋代開鑿通濟渠奠定了良好基礎。上述工程，較好地改善了京都與黃河南岸淮河水系的連系。到三國時期，從公元202年到213年的12年中，曹操為了擴大和鞏固對北方的統治，又連續在華北平原黃河以北開鑿了白溝、平虜渠、泉州渠、利漕渠、新河等5條人工運河，把黃河水系與海、灤河水系連成一體，同時又開鑿睢陽渠，進一步改善了汴河航道。中國的大江大河基本是東西流向。秦漢四百年間，以黃河為中軸，運河工程大規模向南、向北發展，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珠江五大水系完全溝通，連成一體。統一的中央集權封建大帝國的建立，推動了運河工程的大發展。而運河工程的大規模建設，全國水系的打通，又進一步促進了大一統中央帝國的形成和鞏固。 隋唐時期，是運河工程的東西向大發展期。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全盛階段，經濟高度發展，經濟重心已經轉移到南方。隋唐定都長安，經濟更加倚重南方。為了加強政治中心與經濟發達地區的聯系，加強封建朝廷對全國的控制，隋唐大力拓展、暢通以洛陽為中心的向東南、東北的東西方向水運交通。公元587年，隋在邗溝基礎上開通山陽瀆，使今淮安到揚州間水道更加便捷。公元605年，征發河南、淮北百余萬人在古汴渠基礎上，開鑿東南向的通濟渠，成為洛陽南下淮安、江南的主要水道，全長2200余里，并再次整治了淮揚各運道。公元608年，又征發河北諸郡百余萬人開鑿了東北向的永濟渠，在曹魏時期開鑿的白溝、平虜渠等河渠基礎上，打通了洛陽北上北京的水運通道，長約2000里。公元610年，又進一步整治了江南運河。這樣，從洛陽南下杭州，北上北京，全長近5000里的水運大通道就完全形成了。這一大通道，工程浩大，耗費甚巨，河道可通行大型龍舟，渠道兩旁修筑驛道并植柳樹，十分壯觀。洛陽則成為隋唐大運河的中心點。永濟渠和通濟渠則是隋唐帝國的兩條大動脈，一條伸向華北，一條伸向東南，牢牢連接著中央帝國的主要軀干。南方漕糧，北方用兵，須臾不可中斷。隋煬帝兩次發兵征高麗，后勤保障運輸完全依賴永濟渠與通濟渠。宋代定都開封，承襲了隋唐運河格局，重點建設以開封為中心的水運通道。南宋偏安杭州，江南運河進一步發展。宋金時期，由于戰爭原因，加上黃河水患，通濟渠、永濟渠部分河道被破壞，但總體維持了暢通。這一時期工程技術、管理有較大進步，使人工運河系統得以支持封建經濟持續發展和中央帝國對全國主要區域的控制。 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這一時期是運河工程的完善期。1194年黃河奪淮，破壞運道，黃、淮、運在清口交匯，河道水系十分復雜，給這一時期運河工程建設又增加了極大難度。元代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在1261年至1289年近30年間，連續開鑿會通河、通惠河、濟州河等重要工程，大幅度縮短了隋唐運河從北京到淮安的距離，初步解決了船隊翻越山嶺的難題，基本奠定了今日京杭大運河的格局。明代則進一步優化渠線和分水工程，并開始重點治理清口黃淮運交匯工程。清代則基本完全集中在清口及其附近河段治理。1855年，黃河在今河南蘭考縣銅瓦廂決口，改道北流，在臨清將京杭大運河攔腰沖斷。清政府無力治河恢復運道，持續運行600年的京杭大運河北方段被迫斷航。解放后，北方河段部分恢復航運，而南方淮揚段、江南運河段則一直在保持暢通。在京杭大運河被中斷56年之后，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經歷了2200年興衰起落的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帝國，壽終正寢。中國大運河工程的產生與發展，伴隨它走完了全過程，并記錄了中國封建文明的繁榮與衰落。□(文/郭濤) 大運河承載著悠久的歷史和厚重的文化，在我國古代乃至現代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大運河文化遺產是當代中國人的歷史責任
文/陳福今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曾于2006、2007、2008年連續三年進行了較大規模的大運河保護與申遺考察調研活動。今年是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的關鍵年份，我們再次組織調研，主要是了解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工作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提出對下一階段工作的建議，助推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工作的順利開展。 通過調研，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大運河承載著悠久的歷史和厚重的文化，在我國古代乃至現代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大運河文化遺產是當代中國人的歷史責任。自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工作啟動以來，在國務院的統一領導下，各相關部委和相關省市縣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大運河保護和整治工作進展順利。一些運河河道原生態面貌保持良好，有水河段水質明顯改善，通航河段船舶運輸繁忙，水工設施和古建筑如珍珠般散落在運河沿線，古遺址發掘重現運河昔日輝煌，特別是運河沿線人民群眾保護文化遺產的熱情和對申遺成功的企盼，使我們對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增強了信心。 保護與申遺工作成效顯著 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工作在國務院的領導和各省市、各部門的共同努力下，每年都有新的進展，現已取得了階段性成果，包括：建立了大運河保護申遺領導工作機制。運河沿線各省、直轄市先后成立了大運河保護申遺工作領導小組或市廳際會商小組，35個城市建立了運河申遺領導小組和工作機構，加強組織領導，協調相關部門，制定行動計劃，明確時間進度，任務分解細化到責任單位和責任人；結合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開展了大運河遺產資源調查，獲取了與運河相關水系及其文物的分布情況，將其登錄大運河遺產點段。隋唐運河沿線省市運用航拍與實地勘測相結合，取得了積極成果。 大運河保護規劃編制工作基本完成。大運河保護規劃分三階段進行，運河城市規劃已經所在市政府審議通過；8省、直轄市保護規劃經國家文物局批復同意，由所在省、直轄市政府頒布實施；《大運河遺產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經征求相關單位意見，將上報國務院批準。 大運河遺產點搶救保護工程啟動。各遺產點所在市、縣政府積極組織編制維修保護方案，落實專項保護經費，簽訂責任書，抓好搶救保護工程項目的實施。考古發掘取得新成果，其中三項獲得“201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展現了古代運河河道、堤岸、水工和倉儲等設施的歷史面貌和建筑技術。 大運河及周邊環境綜合治理實施。各城市對運河河道實施截污、清淤，并采取船舶污染控制、噪聲污染防治、自然生態保護等措施改善水質；搶救修繕運河沿岸歷史街區，搬遷不協調建筑，控制房地產和工業開發活動，在運河與新建筑之間留出綠化帶；逐步形成城區運河以水景觀、水文化、水旅游為主體的水系格局，航運功能則通過新構筑的水系繞城而過，從而提升了新的運河水系的綜合功能，有效改善了景觀環境和人居環境。 在申遺點段和編制申遺文本方面，國家文物局提出《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修訂稿)》，經省部際會商小組會議討論后，會商小組辦公室會同交通運輸部、水利部、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等部門多次召開會議研究協調，以確定申遺名單。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文本編制團隊赴各地遺產點段考察，已完成申報文本核心內容的初稿。 主要困難和問題 大運河作為仍在使用的活態線性文化遺產，其申報世界遺產工作在我國尚屬首次，許多工作是在探索中推進，雖然取得了很大成績，仍然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包括：工作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大運河作為活態文化遺產，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處理好保護文化遺產與維護和發展其水利、航運功能的關系。一些地方反映，在水利、交通和文物部門之間協商時，省市層面往往容易達成一致，但國家層面在討論大運河遺產保護總體規劃、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條例、大運河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時則往往存在較大分歧，亟需加大協調力度。 此外，各地工作進展不平衡。大運河作為線性文化遺產，點多、線長、面廣、情況復雜。有的地方領導對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和艱巨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工作機制不完善，工作任務和職責不明確，業務人員和經費缺乏，導致工作未有實質性進展。 保護和整治任務艱巨。一些地方違法違章建設項目占壓運河遺址、影響運河景觀風貌的現象時有發生，生活垃圾污染較重，盜挖文物現象屢禁不止。一些遺產申報點不協調，建筑物搬遷任務重，遺址保護展示工程量大。一些河段環境整治不到位，環境景觀和遺產本體狀況與世界文化遺產要求還有明顯差距。 申遺經費與實際需求仍有差距。今年到明年6月，是申遺點段保護和整治任務最艱巨最關鍵的時期，也是經費使用最多最重要的階段，沿線市縣特別是欠發達地區面臨資金缺口大的實際困難。 推進保護與申遺工作的建議 當前，必須以十七屆六中全會精神為指導，深入推進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工作，要從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和推進區域經濟科學發展的高度認識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工作的意義。切實加強領導，強化工作協調機制，在現有大運河保護和申遺省部際會商小組的工作框架下，提升工作層級，由國務院主管領導出面主持相關會議，或委托國務院辦公廳對申遺必需的《大運河遺產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等重大事項進行協調，提高決策效率，推進部門協作，保障重點工作及時推進。各相關部門保護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目標是一致的，要從大運河申遺的大局出發，根據本部門的職責和特點，統籌考慮大運河遺產的保護、利用和發展，加強溝通與協調，真正建立緊密協作的工作機制。 要樹立科學政績觀，明確地方政府責任，將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工作納入運河沿線各級政府，包括省政府、市政府、縣政府、鄉政府的責任制和考核內容。抓緊制定保護條例，提供政策和法律支持。大運河是仍在使用和發展變化的活態文化遺產，其保護管理具有不同于古建筑、古遺址的鮮明特點，維護水利、航運等現實功能，本身也是遺產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條例》應充分照顧到大運河遺產的特性，妥善處理好各相關法律法規之間的關系，妥善處理遺產保護與水利、航運、南水北調等工程建設的關系，形成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的標準和依據。條例出臺前，各運河城市應抓緊簽署《大運河保護管理聯合規定》，按照制定的保護規劃和維修搶救實施方案，自覺做好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和環境整治工作。 申報世界遺產是一項非常嚴謹的科學工作，“一著不慎，滿盤皆輸”。要嚴格按照世界遺產公約和標準，科學做好大運河文化遺產的研究、評估、維護、環境整治、展示、監測、生態治理和申遺文本起草等基礎工作。當前，在時間緊迫、任務繁重的情況下，要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做好各申報點段大運河遺產的保護、展示和環境整治工作。要堅持真實性、完整性和延續性的原則，根據遺產的特點和實際需要開展保護展示工作，確保文物本體安全和歷史信息的準確表達，同時要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示。環境整治要堅持最小干預的原則，突出大運河自然、生態的環境風貌，并妥善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的關系。 大運河文化遺產的保護涉及多個領域、多個專業，各個層次的大運河保護與申遺領導機構都應設立專家委員會或專家組，吸收文化、文物、水利、交通、環保、城建等方面的專家參加。專家委員會或專家組要參與到保護規劃的編制、遺產點的遴選、維修方案的制定、申遺文本的起草等各個環節的工作。委托專家制定統一的技術規范，如大運河遺產標識、大運河遺產展示標準等，并定期到申遺城市進行技術指導和督察。工作中，專家既可發揮專業指導的作用，客觀上也可起到部門之間的溝通作用。 由于大運河文化遺產整體保護工作起步較晚，歷史欠賬較多，再加上活態文化遺產、線性文化遺產等因素，保護工作需要較大的投入。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應加大財政支持，設立長效的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專項資金。中央財政在今年和明年的文物保護專項經費和重大遺產的專項資金中，應對大運河申遺項目的遺產保護和環境整治工作予以重點支持，并適當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力度。 要運用各種媒體和各種形式，宣傳大運河的歷史和價值、大運河申遺的意義、大運河保護的原則和基本知識，增強運河文化的感染力、滲透力，爭取各有關方面特別是廣大公眾的理解和支持。發揮大運河聯合申遺辦公室信息平臺的作用，溝通信息，傳播經驗，普及知識。運河沿線各城市可利用文化遺產日、博物館日、文化節等開展“愛我運河、護我家園”等活動，為大運河保護與申遺創造良好的氛圍。(作者為全國政協常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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