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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華夏時報》記者采訪獲悉，明年城鎮化改革的綜合配套措施將會相繼出臺，主要包括戶籍制度、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及教育等方面。在12月18日召開的全國發改委工作會議上，發改委主任張平重點強調了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 本報記者還獲悉，由發改委主導的《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規劃(2011-2020年)》初稿已編制完成。該規劃稱“城鎮化將在未來十年拉動40萬億投資”。 “推進城市化進程，意味著要進行一系列變革。”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告訴《華夏時報》記者，城鎮化不是一個簡單的改革，而是利益關系分配的調整。他認為，如何將現有的城鎮化率從不足40%擴展至50%甚至60%，任重道遠。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目前正是中國加快推進城鎮化進程的黃金期，如果這一時期城鄉一體化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有重大突破，城鎮化率有可能達到60%至65%。 對城鎮化更樂觀的還有北京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徐建國。他認為，中國城鎮化至少還有20個百分點的上升空間。而今更迫切的，是如何探索一條獨特而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化道路。 關鍵是讓土地流轉 “城鎮化要讓農民享受紅利，而關鍵在于讓土地流轉起來。”日前在某財經峰會上，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彭森表示，新型城鎮化能不能為中國的發展提供紅利，關鍵在于能否走一條市場化的改革之路。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這其中，深化土地改革被各界認為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必由之路。 近年來，國土部等部委牽頭進行了諸如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征地改革、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等試點，廣東、成都、重慶等省市亦先后試水，但因部分政策存在爭議，結果不了了之。 上海經濟學會高級經濟師顧海波認為，在城市化進程中，土地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改革現行土地制度。 “如何破解征地、農村集體土地確權、城市發展模式與土地出讓金這幾個問題，是今后必須解決的。”李鐵表示。 改革新動力 “城鎮化是中國當前最大的結構調整，最大的內需源泉，也是最大的改革紅利。”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最近多次提到“新型城鎮化”。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認為，擴內需一條主線就是城鎮化。 具體而言，新型城鎮化最需要解決中國城鄉內部二元結構的問題，也就是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問題，政府應在醫療、養老、住房、教育等方面縮小待遇差別，實現更加均衡廣泛的公共服務。而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快改革戶籍制度，要改革征地制度。 “城鎮化將是中國經濟下一步發展的發動機”，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日前也這樣表示。陳錫文指出，城鎮化必須處理好“糧食安全、保護耕地、農民市民化”等問題。“在城鎮化過程，如果不解決這些涉及民生的問題，城鎮化有何意義？”他說。 “過去城鎮化的推進過于倚重房地產的發展，而今后的新型城鎮化將把重心從土地城鎮化轉移到人口城鎮化。”房地產學會副會長陳國強表示，在未來還有3億多人將告別農村進入城市。 反對冒進急躁 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主任陳耀認為，目前的城鎮化率被高估。一些研究機構發布的我國城鎮化率數據，主要是按照城市常住人口統計的，不是真正的城鎮化率。“去除這些因素，城鎮化率應降低10個百分點。”陳耀說。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守英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現在一些地方“不顧財力，不顧土地資源的承載力，盲目擴大城市規模”。據他介紹，一些城市曾經以加速城鎮化進程為幌子，以建設工業園區為名，以獲取土地出讓收入及相關稅費為目的，大搞擴城、造城運動。 一位接受采訪的專家表示，一旦城鎮化出現急躁、冒進的情況，其后果很難預料。今年在國家嚴厲的調控下，地方政府償債能力和財政狀況面臨嚴峻考驗。 “地方熱衷于造大城，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通過投資來帶動GDP的增長。”顧海波說，為了追求城鎮化快速發展，有個別大城市房地產投資已占固定資產投資一半以上，獲得的土地財政收入占比有的城市高達50%以上。 城鎮化不是簡單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積擴張。“如果說多造點房子、多修點路、多建幾座摩天大樓就算城鎮化，那么對城鎮化的理解就太膚淺了。”發改委投資所一研究員認為，特別是在當前穩增長的大背景下，要警惕片面追求基礎設施建設、做大GDP。(來源：華夏時報 記者：楊仕省)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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