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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真造假現象的重要原因，是地方決策者缺乏文物和遺產保護的理念對老城大拆大建的背后，有一個巨大的“利”字在舞動原住民全部搬走之后，古城就喪失了原有的傳統，最終成為“死城” 自1982年我國建立古城保護體制以來，國務院已批準了119處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我國在古城保護方面也取得了明顯成效：法律法規體系不斷健全、規劃的編制與實施日益完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大大提升。 然而，古城在得到保護的前提下也需要發展。這是時代的需求，也是百姓的意愿。特別是在國家大力推進城鎮化和文 化產業大繁榮過程中，古城的保護與發展已成為熱點問題。在古城保護與發展的進程中，既有平遙古城、麗江古城、臺兒莊古城這樣經濟和社會效益取得雙贏的典型；也不乏“拆真建假、人去城空”等損害古城歷史文化傳統、罔顧民生的反面事例，嘆息之余令人痛心。 決策理念走偏 拆真造假頻發 今年年初，住建部與國家文物局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檢查中發現，湖南岳陽、山東聊城等8個城市因保護不力，致歷史文化遺存遭到破壞，歷史文化名城價值受到嚴重影響，這其中有不少地方是拆真造假的典型案例。 在2012年6月召開的“紀念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設立三十周年論壇”上，住建部副部長仇保興就曾痛批“拆真名城、建假古董”的行為，并直接點名批評了聊城市“成片歷史街區被拆掉，統一建仿古建筑”的做法。 2009年，聊城市啟動古城重建計劃，但沒有遵照同濟大學專家組編制的整體規劃，而是將大片老街區拆除，同時大量建起仿古宅院。對此，同濟大學教授阮儀三說：“聊城古代街巷基本格局雖然還在，但是里面的建筑基本都變掉了。” 而今，站在聊城市中心——— 有著“天下第二樓”之稱的光岳樓樓頂四顧，這座面積約一平方公里的運河古城四面的主干道兩側，新建的仿古建筑比比皆是，而原本的古建舊屋基本被夷為平地，讓位于那些新建的城墻、角樓、府衙和考院。隨著那些古建舊屋及其周邊道路的拆除，古城歷史文化街區的原貌化作一地瓦礫。 湖南岳陽的情況與此類似。岳陽歷史文化名城是由翰林街、樓前街、塔前街三條歷史文化街區支撐起來的。目前翰林街已經消失，樓前街陷入癱瘓，塔前街則命運未卜。翰林街是晚清風格的老街區，原址在一地產項目開發范圍內，于是街道內的老建筑被拆除殆盡。 現在慕名到岳陽的游客，只能到洞庭湖邊、岳陽樓旁新建的汴河街去遙想岳陽的歷史和文化。在不少土生土長的岳陽人和文物保護專家眼里，這條號稱全國面積最大的“仿宋一條街”毫無歷史感和文化味，是典型的假古董。 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謝辰生說，出現這種拆真造假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些地方的決策者嚴重缺乏文物和遺產保護的理念，不明白什么是有價值的，什么是沒有價值的。我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走過30多年，雖然取得了一些進步，但地方決策者對文物保護意識和理念的培養還亟待加強。 雖有規劃難落實 文化遺產遭破壞 截至目前，我國119處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中，絕大多數都編制了古城保護規劃，這些保護規劃協調了古城文物保護與一般性改造和建設之間的關系，在保護古城文化遺產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 不過，記者在采訪中發現，一些地方存在有規劃不執行，甚至擅自變更規劃的現象。這其中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些是因為財力不足、無力實施，有些則是為了眼前蠅頭小利，故意不按照規劃執行，這種或被動、或主動的行為，都使得古城遺產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 位于河南商丘的商丘古城，是國內唯一一座“內城、城湖、城郭”三位一體、保存完整的城池，同時也是全國罕有的4000年來不斷依托原址重建、形成六座城池“城摞城”格局的古城，其歷史文化價值與旅游開發價值堪與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麗江古城相媲美。 多年以前，當地政府就聘請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嚴國泰等編制了古城保護規劃，然而，該規劃由于財力不足等原因遲遲得不到實施。如今，這座絕版古城正面臨著生產生活的雙重擠壓，文化遺產保護面臨巨大挑戰。 據睢陽區文化旅游局的調查，1.13平方公里的古城內城里，常住人口高達3萬人。此外，這里還云集著21個行政事業單位、10個商業金融單位、15家企業、14所學校、4家醫院、54個廁所以及93條道路。當地人形容說，“古城雖小，人滿為患；百業匯聚，五臟俱全”。 記者實地采訪發現，古城內除了歸德府文廟、侯方域故居等知名景點保存較好外，許多居民的房屋和商戶經營的場所均已十分破敗。學生下午放學時整個交通幾乎陷入癱瘓狀態；不少廁所因人滿為患來不及清掃，向街道散發著惡臭。擁擠的窩棚、破敗的建筑、橫流的污水，還有刺鼻的空氣，給古城的保護與發展蒙上了厚重的陰影。 據住建部相關負責人介紹，目前，全國仍有27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沒有編制保護規劃。記者采訪的一些專家認為，這些城市保護規劃編制滯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害怕規劃束縛地方大拆大建的手腳。而對老城大拆大建的背后，又有一個巨大的“利”字在舞動。這些沒有規劃亂建設、有了規劃不落實的行為，已經成為古城遺產保護面臨的現實威脅。 債務風險隱現 人去城空堪憂 伴隨著國人物質生活改善后對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提升，我們將逐步邁向“休閑時代”，而古城被認為是最適合發展休閑旅游之地。因此，古城保護與開發被不少地方作為推進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一大支柱產業。根據記者的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至少有20個城市正在進行或謀劃加入古城保護與開發的行列，試圖從紅紅火火開展的“古城休閑游”中分到一杯羹。這些項目投資少則數億到數十億元，有的甚至高達數百億元。 以山西省大同市為例，自2008年開始古城建設與修復，預計總投入將達到數百億元，其中僅銀行貸款就高達100億元；大同這個城市屬于“吃飯財政”，百億元的貸款將成為一筆巨大債務。此外，湖南擬55億元打造“煙雨鳳凰”，即在鳳凰古城邊再造一座“山寨古城”；武漢擬投入百億元恢復建設武昌首義古城……如此等等，屢見不鮮。 一些專家認為，當前不少古城的開發都是依靠政府財政投入和銀行貸款，決策者希望通過古城開發來實現土地升值，再通過土地運作、旅游開發等手段，以及經營改造后的古城來收回投資，這種古城建設模式存在很大的風險。 一方面，古城修復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牽涉到文物保護、建筑施工、融資擔保等諸多環節，稍有不慎就會讓地方政府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經營壓力，地方政府往往以經濟效益為主導來進行古城開發，從而突破文物保護紅線，對古城遺產造成開發性破壞。 此外，古城修復還容易造成政府財政的“分配不公”，政府有限的財力在古城修復上投入過大，就會導致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民生投入減少，從而引發群眾的怨言，導致在古城修復中失去民意支持。 除了債務風險之外，一些地方在古城開發中還大量遷出原住民，出現“人去城空”等罔顧民生的問題。專家質疑，古城原住民搬遷離開以后，古城內都是外來的商戶，這種“人去城空”的開發模式實不足取，一座空城何談文化？原住民全部搬走之后，古城就喪失了原有的傳統、民俗與特色，最終成為一座“死城”！ 謝辰生說，事實上，目前國內古城保護與利用真正做得較好的，也就是平遙、麗江、臺兒莊等少數古城，那些重建的古城，仿古的建筑到底能產生多大吸引力？地方決策者們對古城保護與開發所面臨的風險應及早審視、未雨綢繆。 (半月談)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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