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汛以來，多地出現強降雨，讓一座又一座城市陷入內澇之困。 是降水越來越嚴重嗎？專家們認為，除了城市發展“重地上輕地下的”發展觀念外，內澇還緣于城市快速發展對環境的破壞，這是來自自然的報復。 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曾說，武漢城市發展史就是一部填湖史。據統計，從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間，武漢市的湖泊由200余個縮減至了160多個；而與之相對應的，武漢市城市建設區總面積則逐年增加，從2006年的455.06平方公里到2011年的507.54平方公里，5年間面積增長了11.53%。 中南民族大學研究資源評價與區域開發的劉成武教授表示，湖泊的填埋以及城市規劃的不科學，都是造成內澇的重要原因。 7月17日中午，70歲的宋大爺坐在武漢岳家嘴徐東318號院子的大樹下納涼。 就在10天前，這個院子遭受了“水災”。指著附近的一大片區域，宋大爺感慨道：“這原本都是湖，(現在)湖填多了，下雨的積水都排不贏。” 在沙湖附近，因大雨，車子在汽修店內排隊10天等待維修；因大雨，50米內4輛車掉了車牌。7月7日這場并不罕見的大雨，讓這座“百湖之市”一夜間連成了“海”，全市有49處路段、75個社區嚴重漬水。 大雨過后的10天，南湖附近的北苑小區，在這里賣書賣日用品的小店門外，還堆積著被雨水浸泡的物品。 “這一片以前都是湖。”指著漢口妙墩的一片房子，周爵風說，父親常常跟他說起小時候的故事，父親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小時候這里的湖水清澈見底，父親將腳勾在樹上到水里撈魚，一不小心掉進湖里，所幸被人救起。 然而，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周爵風，有記憶的時候，這里已經變成了臭水塘，再過了一段時間，臭水塘也不見了，逐漸成了私房，而后變成了高樓大廈。 “我甚至連這個湖的名字都不知道。”周爵風說。 而曬湖附近的多個小區，也曾經飽受漬水之痛。 據統計，從2002年到2012的10年間，武漢市的湖泊由200余個縮減至了160多個。而與之相對應的，是城市的快速發展，這10年里，武漢市城市建設區總面積逐年增加，從2006年的455.06平方公里到2011年的507.54平方公里，5年間面積增長了11.53%。 “很長一段時間，武漢的城市發展史，就是一部填湖史。”在去年的武漢市經濟工作會議上，湖北省委常委、市委書記阮成發說。 隨著武漢三環線、二環線的建成，市民們發現每逢下雨，三環線二環線就會有路段積水，今年更是波及了長江隧道。 “感覺從2008年左右，武漢的內澇就愈發顯現出來。”市民張天磊說，2008年左右，武漢開始大拆大建，就在這個時期后，武漢的內澇幾乎年年上演。 2011年6月18日那場暴雨后，“春天到武漢大學看櫻花，夏天到武漢大學來看海”，一時成為網絡流行語。 一邊是許多湖泊被填埋，導致武漢的蓄水能力成數倍下降；另一邊，大拆大建之后的城市建設中，抗洪排水設施基礎建設卻沒有同步跟上。 武漢市水務局工作人員介紹，內澇的原因在于降雨量大幅超過全市現有排水設施承受能力，武漢市現有排水系統抵抗暴雨排水標準僅為“一年一遇”。 抗洪排水系統不達標的問題不僅僅發生在武漢。早在1995年，國家即要求重點防洪城市在次年底之前完成防洪規劃。 然而，據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的最新研究報告顯示，直到10年之后的2006年，全國642座有防洪任務的城市中尚有12個重要城市、33個中等城市和125座一般城市，共計170座城市還沒有編制出城市防洪規劃。 不僅如此。“目前全國仍有340座城市(占總數53%)沒有達到國家規定的防洪標準。特別是非農業人口150萬人以上的34座特大城市中僅有7座(占總數21%)達到規定的防洪標準。此外，一些新興的經濟開發區和新城市的防洪工程建設嚴重滯后。”該報告首次披露。 “內澇更多的問題還是城市規劃中的不可行性和不科學性所導致。要解決問題還要從城市建設和城市管理上下功夫。”劉成武說。 武漢城市排水條例》頒布實施已有將近10個年頭，而隨著武漢市的快速發展，條例中的很多條款已不能適應現有城市發展排水工作需要，排水系統亟待完善。 今年4月22日，武漢市政府表態，計劃用3年時間，投資129.85億元，完善17個排水系統，全面提高中心城區排漬能力，基本解決排水突出問題。 事實上，花再大的代價修建地下管網，只能緩解城市的積水問題。洪澇災害卻越來越頻繁，且小災害往往造成比以前更大的影響。 2006年，劉成武等人在發表的論文《湖北省近代洪澇災害的特點及其成因分析》中談到，湖北省是我國洪水災害特別嚴重的少數幾個省區之一，每年因洪澇災害造成的直接損失少則幾十億元，多則100多億元，特別嚴重的年份(如1998年)高達500億元以上。洪澇災害已成為制約湖北省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1998年特大洪水為例，從降水量看，1998年夏季長江流域大部分地區降水量并不是幾個大水年中最大的；從流量和水位來看，長江干流部分水文測站流量也不如1954年大，但不少河段卻出現了超過1954年或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位；1954年長江特大洪水的超額洪水量比1998年大得多，但卻造成了繼1954年后又一次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災。據不完全統計，至1998年8月底，湖北省受災農作物面積是1954年受災面積的兩倍，造成直接經濟損失500億元。 劉成武說，湖北地處長江中游，境內西、北、東三面環山，中南部為平坦開闊的江漢平原，整個地貌輪廓大致為三面隆起，中間低平，向南敞開的“準盆地”結構。一遇暴雨，三面來水全部匯流到江漢平原，導致江河湖泊水位猛漲，而該地區的農田比河床低，每遇汛期，外江水位往往高出田地數米乃至十余米，造成外洪內澇，“準盆地”就成了“水袋子”。因此，臨江的低洼位置與獨特的地貌結構基本上孕育了湖北省洪澇災害發育的空間格局。 水袋子，再加上湖北多雨的氣候特點，注定湖北省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一個多洪澇災害的省區。但在地質、地貌與降水變化(增加或減少)并不顯著的情況下，洪澇災害卻越來越頻繁，這充分說明，近代以來湖北洪澇災害頻發與增加的原因不是由“天災”與“地災”引起，可能與近代人類社會活動的強度增加密切相關，是一種“人禍”所致。 再加上圍湖墾殖，使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區湖泊面積銳減，江漢湖群面積在0.5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建國初期有1066個，圍墾后減少至309個，面積由8300多平方公里減至2600多平方公里，湖群總面積縮小了68.7%。湖北省湖容由20世紀50年代的130.5億立方米銳減到80年代末期的56.9億立方米左右，湖容下降了一半。其有效調蓄容積僅30億立方米，僅及建國初期的26.6%。 劉成武表示，盲目圍墾造成湖泊調蓄能力不斷下降，從而造成湖北省洪水災害頻度越來越高、災情越來越重，湖北省特有的孕災環境孕育了“多災”的特點，人類不合理土地利用活動引起本區森林急劇減少、水土流失嚴重與江湖關系惡化，人地關系日益緊張則是導致湖北省近代以來洪澇災害“越來越頻”的根本原因，而脆弱的承災體承災能力差則是災情日益嚴重的真正根源。湖北省近代以來洪澇災害的新特征是在自然因素作用的基礎上，不合理的人類活動嚴重破壞了原有和諧的“人地關系”，是“人禍”強化了“天災”與“地災”的結果。 曾經連著長江的湖泊，因為填湖而隔斷了與長江的聯系。這些內湖逐漸成了一潭死水，沒有泄洪功能，也失去了自我凈化的功能。 為促進兩湖水體流動，形成動態水網，2010年4月，連接東湖和沙湖的“楚河”開始動工；2011年，在投資93.5億元后，一條2.2公里的明渠將分離百年的兩湖再次連通，這便是2008年3月，武漢市水務局宣布啟動的“大東湖江湖連通與湖泊生態修復工程”中的一項，而為實現污水截流開展的“六湖連通”，估算工程總投資達158.72億元，實施期為12年。 對于耗資近160億元、耗時10余年的“六湖連通”，卻有學者建議“取消”。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喬新生認為，武漢市提出這一方案的目的是為了解決湖水污染問題。對于防止出現內澇災害而需改進的城市規劃，喬新生表示，規劃部門應當改變自己的觀念，應當把湖泊看成是城市發展上的機遇。 “如果能夠借鑒江蘇蘇州和意大利威尼斯的做法，把武漢市建成水上城市，那么大江大河大湖都將成為武漢市發展的難得機遇。”喬新生說，武漢市應該充分利用優勢，把美麗的江海湖泊變成一個有機整體，并在此基礎上重新制定武漢市的長遠發展規劃，讓武漢市成為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水上景觀城市。 武漢大學資源環境與城鄉規劃系教授張萬順表認為，應該對武漢市大大小小的湖泊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使其容積和保護范圍不允許改變。這一說法也得到湖北省環境與資源學會副秘書長、中南民族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廖華的贊同，她說，造成“人禍”的局面，是因為“相關法律的不完善和執法的不嚴”。 (責任編輯：白雪松)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