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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新型城鎮化必然伴隨著大量征地拆遷，如果對其中的諸多問題不能達成社會共識，并實現和諧征地拆遷，我國方興未艾的新型城鎮化戰略目標的實現，必然要遭遇挫折，同時還會影響社會穩定。 鑒于此，作為“宜黃事件”事發地的一名公務員，筆者曾寫過幾篇為地方政府辯護的文章并引起了社會廣泛爭議，但總覺得意猶未盡，討論的嚴肅性和深度尚不足，有些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所以在宜黃事件三周年之際，再提筆寫宜黃事件，試圖厘清征地拆遷工作中的是是非非，也算是為“沉默的大多數”代言。 媒體選擇性報道造成惡劣的負面影響 在一個開放性的社會，接受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是政府題中應有之義，但這種新聞輿論監督的前提是客觀公正。反思宜黃事件報道，一些媒體在報道的客觀公正方面顯然存在瑕疵。事實上，正是由于記者在選擇性報道，加之一些所謂意見領袖、大V信口雌黃的評論，網上各種聲討謾罵之聲一時間鋪天蓋地，宜黃事件迅速發酵并成為海內外關注的公共事件。 筆者曾不止一次向記者發問：為什么不去探尋一下宜黃縣在過去五六年間幾十戶被拆遷戶為什么沒有“自焚”？為什么不去探尋一下事件發生后宜黃當地民眾對事件的看法與網絡民意大相徑庭？記者對這兩個問題不感興趣，因為他們其實對“真問題”并不感興趣，他們只不過是在按“腳本”進行演戲。 其實，宜黃縣政府對鐘家房屋實施拆遷在程序合法、行為規范方面沒有問題。這一點無論是記者還是律師，只要不是白癡或者另有用心，都能清楚明了，但他們就是不說，反而倒打一耙說宜黃縣政府強拆徹頭徹尾違法。面對媒體的圍攻，宜黃官方選擇了鴕鳥式沉默，或者說束手就擒，任憑幾個記者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如入無人之境。 當記者們為他們的成功報道而歡呼雀躍、額手相慶的時候，當大學新聞專業教授把宜黃事件作為新興媒體介入的成功典范向學生傳授時，他們是否想過，事件產生的負面影響有多大？當然，參與報道的記者們、大發議論的學者們自然不會為負面影響的后果承擔責任，再壞的后果也只能由當地政府、民眾和社會來承擔。 宜黃事件所引發的輿論潮、上訪潮、違建潮一波接一波沖擊著所在地的政府，使當地的社會管理陷入相當程度的無序和混亂，而且事件所造成的影響可能遠不止于宜黃縣，而是擴散到更廣泛領域。 第一波是輿論潮。宜黃事件發生后，各路媒體記者紛至沓來，報道見諸媒體后，在海內外引發軒然大波，緊接著便是潮水般的評論，顯然這種評論以批評居多，甚至是“一邊倒”。宜黃縣政府面臨來自各方面的巨大壓力，應對事件引發的危機自然成為政府壓倒一切的工作，所有與拆遷有關的工作全部停止，但最終迫于輿論的壓力，上級政府對宜黃縣進行在當時看來最嚴厲的問責，宜黃縣8人受到處分，書記、縣長雙雙免職。 第二波是上訪潮。政府挨批了、官員撤職了、干部怕事了，于是老百姓抓住政府這個軟肋，出了事不管與政府有沒有關系，有些甚至和政府八竿子打不著的事，也要到政府大吵大鬧，游泳溺亡、車禍死人、醫院病故等都要到政府鬧，要政府賠錢，不少人還學著拿汽油自焚相威脅。還有過去多年沒有解決的問題也翻出來上訪。一些政府官員為了維穩，保烏紗帽，不得不屈服這種壓力，違心滿足他們的不合理要求。 第三波是違建潮。事件發生后，老百姓知道政府不敢再強拆房子了，于是大量違章建筑蜂擁而起，我了解的情況是，某村聽說政府要征村里的一塊地，一夜之間竟建成30多個廁所。這種違建潮不只發生在宜黃，在撫州、江西乃至全國都不同程度存在。在江西撫州國道、省道、縣道兩側，大量當地最好的良田被占用建房或搞其他非農建設，其情其景令人觸目驚心。 宜黃事件過后，各地都大幅提高了征地拆遷補償標準，但并不能滿足許多被拆遷戶一夜暴富的夢想，也不能讓大城市里的公知、意見領袖們滿意。一些公知、意見領袖們拿著“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這句名言借口，公開叫嚷拆遷戶要一個億政府就得給一個億，否則鐵路就得拐彎。在這樣的輿論導向下，許多本來誠實本分的人也被“培養”成釘子戶，于是政府征地拆遷工作舉步維艱，和諧拆遷變得越來越難了。 宜黃事件的發生以及事件發生產生的影響與當前我國的輿論環境密切相關。現在，網絡對基層官員工作的批判乃至否定整個官方的工作的輿論氛圍已然固化。在網絡里不能批民眾落后思想、不能提公共利益，否則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與民爭利，在網上立即會引來一片拍磚。現實世界里，“文革”過去已久遠了，但在虛擬網絡世界里，打棍子扣帽子等的“文革遺風”仍在，一些大V們屢屢發動群眾性的圍攻、批斗和謾罵，利用一些網民的迷信、愚昧、素質低，煽動他們的狂熱情緒，并美其曰為“人民群眾”的聲音。 “漲價歸公”觀念亟待普及 因為媒體記者過度渲染和夸張報道，使人們感覺凡拆遷都強拆、凡強拆都違法、凡強拆被拆遷戶都受害。其實對 “釘子戶”的遷就是對多數人不公平；對拆遷戶的高補償就是對非拆遷戶的不公平，因為拆遷就可以不勞而獲、就可以吃上幾輩子不符合經濟倫理。圓了某些人一夜暴富的“拆遷夢”，就不會有大多數人的“中國夢”。 當然，依法強制拆遷還是越少越好，如何在矛盾沖突中構建協商機制以及救濟途徑？社會各方都難以給出一個答案。這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一直沒有厘清，這就是政府應不應當從征地拆遷中獲利？能夠獲多大的利？換句話說就是政府從征地拆遷中獲利有無正當性？ 其實，土地漲價歸公古已有之。孫中山先生早年的土地制度有三句話：“平均地權、耕者有其田、漲價要歸公。”蔣介石在他的《土地公有要義》也認為：不通過“平均地權”、土地的增值收益不實施“漲價歸公”，就不可能建立起一個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會。在臺灣的非農地交易制度中，對增值收益分配有嚴格的規定—“漲價歸公”。具體說來，臺灣農地轉為建設用地的增值收益政府得到75%左右，原地主只得到25%左右。 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總地租、公共物品支出和最優城市規模》一文中有條件地證明了“土地漲價歸公”定理的成立性。另外，無論是從經濟倫理上（房屋因拆遷帶來的增值跟房屋持有者的個人付出和主觀努力無關），還是從鼓勵房產持有者創新、創業和進行生產性投資活動上來考察，將房產所有者在房產保有和交易環節所獲取的部分增值收益收歸國家所有，都是理所當然的。 還有，從現實情況看，政府必須進行大量的基礎設施，實現“七通一平”，才使土地升值，而“土地所有者”并沒有因此支付對價。因此，按市場價補償已經是把漲價部分給了被拆遷戶，而一些所謂“釘子戶”漫天要價，要求原價值三倍、五倍甚至十倍補償完全沒有道理，政府完全有理由拒絕這樣的無理要求，并通過合法手段實施強制拆遷。 如此看來，在征地拆遷中政府拿大頭是天經地義的，因此，立法機構和政府應修改現行法律和政策，將“漲價歸公”的原則和精神納入其中，同時媒體要加強宣傳，“漲價歸公”的觀念逐漸為社會大眾所接受，進而改變試圖通過政府征地拆遷實現一夜暴富的預期。 當然，“漲價歸公”不等于以“犧牲百姓利益”來搞城市建設，被拆遷戶合法正當權益還是必須維護的。 作者系宜黃公務員 網名宜黃慧昌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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