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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剛落馬的廣州前市委書記，中山大學博士生導師袁奇峰意外地在網絡上“火”了一把。 萬慶良被中紀委帶走的第二天，他在微博上寫道，新加坡的“規劃之父”劉太格來廣州做項目，遭遇了“規劃之神”——當地一些官員，“不尊重科學，不知道常識。在山頂開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瘋狂又狂妄！” 這番話看著如此新鮮，以至于幾天后，全國有好幾家報刊開始討論“專家的反對何以成 馬后炮 ”。 如果他們以往關注過袁教授，也許就不會這么大喇喇地發表此論了。袁氏“炮轟”城市規劃的問題已經10多年了。他寫微博稱，2010年以后廣州的城市發展就是“瞎折騰”，當地海珠區的環島輕軌項目“沒有科學論證，沒有客流支持”，寫到興起時，這位廣州城市規劃院的前總規劃師會問：“這種稀里糊涂的決策竟然在廣州市如此通行無阻……廣州的專業部門難道都被閹割了嗎？” “一了解我這人，就發現我沒停過 開炮 是吧？哈哈！”見到記者時，他略帶得意地問道。 說是教授，袁奇峰身上卻沒多少書卷氣，他不戴眼鏡，是個國字臉、褐色臉膛的中年壯漢；與記者第一次聊天的近兩個小時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煙，時不時就“哈哈哈哈”地大笑。 他對眼下發生的爭論多少有些習以為常。還在廣州市規劃院的時候，袁先生就在《羊城晚報》上開專欄，專門點評廣州城市建設。原本的計劃是寫上100篇。 “結果寫到24篇就再也沒寫下去了，哈哈哈哈哈！”這一串笑聲，每一個“哈”字都響亮飽滿。 他寫文章抨擊廣州市中心一處高爾夫球場規劃不合理，占用原本應向市民開放的綠地，結果領導找他談話：“球場是為了改善廣州招商引資環境特意提議建造的，你咋能這么說呢？” “城市規劃本來就是一個 挑刺兒 的專業。”袁奇峰解釋說，“每一個項目都是要解決未來可能影響生活的一系列空間問題。”城市規劃的定義是“人類各種專業知識的集成”，他覺得，這種事兒，得用專業來說話。 因為“一根筋地直抒胸臆”，袁奇峰先生告別了自己的專欄，這是1999年的事兒。幾年后，他還告別了廣州的規劃委員會，乃至被逐出這城市的規劃界。 廣州市在2007年要給6000多戶“雙特困戶”興建一個大型社區。“問題是，為什么要把這么多貧困人口集中，大規模地放在一個小區里？” 袁奇峰很清楚這么做的弊端——事實上二戰后的西方城市已經有過不止一次類似的嘗試，結果大同小異：因為社區被打上了“貧民”的標簽，不論其設施如何完善，人們一有出路就會急著離開。最后歷經篩選而留下的，是越來越絕望的居民，最終集結成為嚴重的社區問題。 廣州的這片社區范圍大得可以建不止一所小學，他能想到的是，這兒的孩子長大以后，別人一看檔案，就知道：哦，貧民區出來的。 國外的類似貧民區后來多被拆除，一些國家已要求房地產項目搭配建造1/10左右的公共住宅，以求窮人與其他社會階層享用無差別的公共設施與服務。為什么國內卻無視這些經驗，轉而去走別人失敗的老路呢？ 另一件事是廣州市政府當初計劃花上10億元人民幣，在市中心建15萬個停車位。聽著也是雄心勃勃的計劃，袁規劃師覺得忍無可忍：光建停車場，路還是原來的路，就好比“肚子很大，腸子細”，“不還是個死結嗎？” 對這兩個問題的思考，他都在廣東省委宣傳部主辦的“嶺南大講堂”中一股腦兒說了出來。“過癮！”袁老師回憶時仍覺得暢快，“下面的市民都叫好。” 可有時，他也“招罵”。 “廣州去番禺有三座橋，有一回，人大代表建議其中一座橋要免費了，記者來問我怎么看，我說，要不三座橋都免費，要不就還是全收費。因為收費除了還貸，還有調節交通流量的功能。只有一座橋免費，那不得交通大擁堵？” 這番話發表出去，“祖宗八代都被人罵了一遍”。 要是時光倒轉，他說，他還這么說。 “嶺南大講堂”講完后，“領導都快被氣壞啦”，廣州的規劃項目便不再找袁奇峰了，開會也不再邀請他，“廣州的規劃界就沒我這個人了。” 好在他已經在中山大學重新開始了自己的學者生涯。研究之外，接點自己喜歡的外地項目做做，養家糊口總還不用擔心。 袁奇峰甚至可以負擔學生的交通費，讓他們去外地，深入調研一個城市的情況，以真實存在的規劃項目作為專業課的作業。 因為開銷頗大，合作伙伴一度反對這種做法，但他的主意打定了：我當年在同濟大學就是這么被培養的，現在該用這種方式去教下一代。 開學第一課，他命學生買把標尺，把宿舍里的桌椅床凳、宿舍外的花壇走道都量一遍，令這些學規劃的新人一下對數字有具體的概念；他的學生每學期都要精讀一本著作，寫下“看著頭大”的讀書報告，因為規劃師在領會數字之外，必須要有人文素養；最后，他還會讓學生以自己的家鄉為對象寫一份規劃現狀的報告。 2010和2013年，他兩次被畢業生評為“我心目中的良師”。 “他算不上是這行最博學的人，但個性一定是最棱角分明的。”老友楊保軍說。生活中，袁奇峰個性隨和，大多數事兒都不計較；就是在與人爭論的時候，對自己認定的事理，一步都不肯退。于是同行聚會時常見的場面是，袁奇峰一個人就某件事說得滔滔不絕，其他人很少能插得上話。 哪怕只和他見過一次面的人，也會對他印象深刻。“他會說，某某某是個傻子，他干的這就是個傻事兒！”其他中年人多少會說得委婉些，袁奇峰不這樣。 他對這次自己的名字與萬慶良聯系起來“感到很不滿意”：自己的批評，都是就事論事，從來不對著某個人窮追猛打；說事兒，不是為了泄憤，不是光抱怨，總會提出改進的方式，希望能讓城市變得更好。 讓他忍不住要發聲的規劃，往往是實在“太突破底線了”。 盡管被廣州的城市規劃界屏蔽，老袁也沒閑著，現在他有了“微博”這件新式大炮。從前要批評一件事，還得先說上一堆好話，離開規劃局以后，他的“開炮”就更直接了。2011年，廣州亞運會結束快一年時，他在微博上問：亞運會開幕式主會場不是臨時建筑嗎？還打不打算拆了？難不成要留一個廣州最顯著的違章建筑？ 廣東媒體一片嘩然，好多人這才第一次知道主會場規劃的用途本該是公共綠地。 他都數不清自己是第幾次被推上風口浪尖了。 袁太太這么評價自己的老公：“這樣的脾氣還能在國內混下去，簡直就像在做夢啊！”但袁奇峰很得意：“你看，這就是廣州的可愛之處。它有足夠的包容性。” 一位大學同學曾對袁奇峰說：“你要是在我們這兒，想說這些話，除非你這一輩子都別打麻將、斗地主或者是唱卡拉OK，你得當一個圣人才行。”這位同學在另一個省會城市擔任規劃局的局長。 “廣州是我的家啊，我說它是為了讓它更好。其他地方我去說它干啥。”袁奇峰說。 亞運會開幕式主場館所在地海心沙，是廣州CBD珠江新城的一處小島。當年袁奇峰在做珠江新城的規劃時，把這一片設計成了一處公園。 海心沙上的會場最終還是成了永久建筑，并且被用于商業用途。但袁教授并不沮喪。他說：“我主要想把這些問題放到公共平臺上去討論，向大眾傳達理性、專業的分析，讓學術的東西變成一種社會上的常識，最后形成對這城市公共性的捍衛。” 他希望自己的努力能留下一個又一個的足以成為后人捍衛城市公共性的案例，譬如“即便是政府，也不能隨意侵占綠地公園”；譬如后來，廣州再也沒有建過大型的針對貧困人口的社區，轉而將小型的保障房社區與其他房地產項目“混搭”在一起。袁先生盡管再也沒有動筆畫出城市的權力，但他知道，以后這城市里，不會再多出一群孩子僅僅因為小學的名字就被區分開來。 最近袁奇峰與中山大學的同事組織學術會議，發給嘉賓的禮品，是一本書，書名是《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我們這代人與之前那代人不同，他們被修理得非常非常乖。但是我們1980年代上大學的這一代人，經歷過公民意識的覺醒，我們身在其中，有責任推動進步，讓這個城市變得更好。” 6月，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的畢業大會上，袁奇峰特別對學生們提到一件事情：“在規劃院工作時，有領導提點他說，你注重學習，善于思考，很好！但是你知道你說出這個理論，誰會因此受益，誰會因此受損嗎？” 他的回答是：“我只能從學理、理性和邏輯去衡量，至于動了誰誰誰的奶酪，對不起，這是領導的責任！” 在這場人生中難得拿著講稿發表的演講中，他希望他的后來者們“盡可能不要陷入利益糾葛……雖然社會是很復雜的，但是我們仍然可以保持內心的純凈和簡單。雖然我們去到社會上不得不經常要說一些違心的話，不得不辦一些違心的事——但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線。” 在講話的最后，他祝福學生，希望當他們像自己一樣老的時候，在飽經滄桑后，仍然能有一顆“樂觀、純凈和充滿激情”的心。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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