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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委省政府日前批準了《東莞市人民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方案》，該方案中，東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將不再保留原有建制，僅以市城管局內設的綜合執法支隊形式存在，原本承擔的執法事項重新移交給衛計局、食藥監局等職能部門。 對于東莞這次機構調整，有媒體評論說：這意味著該市近年來行政執法權相對集中的探索終止，重回“誰審批誰監管”的老路。 在全國其他城市仍在積極推進“大城管”模式的背景下，東莞的反其道而行引起了業界的關注。有支持者認為，“大城管”模式確實應該叫停，因為這種模式體現了政府包攬一切的思維方向，與現代行政理論所倡導的“有限政府”、“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格格不入。 據了解，東莞是國內較早開展城管綜合執法探索的城市，早在2002年，國務院就確定在廣東省和重慶市開展城市管理綜合執法試點工作， 2007年11月，東莞市綜合執法局正式掛牌成立，包括規劃、環保、市衛生、工商、食品藥品監督在內多個局的執法職能全部或者部分移交給了綜合執法局，高峰時，該局擁有多達110多項執法事權。 在外來人口劇增，城市管理壓力日益增加的當時，東莞成立綜合執法局之舉顯然具有積極意義：既整合了行政資源，節約了行政成本，同時也解決了執法主體過多、重復執法、交叉執法的弊端。正如該局一位負責人所說：“職能部門既要管理又要執法，相當于集運動員和裁判員的身份于一身，不利于依法行政，成立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就是將運動員與裁判員分離。” 東莞市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此次被“摘牌”，無疑使該市在城市管理模式上的探索重新回到了改革前的“原點”——職能部門又審批又管理，運動員和裁判員都是自己。 雖然東莞廢止綜合執法模式的真正原因并未透露，但各地在探索“大城管”模式上遇到的困惑已是不爭的事實。 秉持同樣的管理思路，深圳更早開始了行政執法權集中的探索，早在2001年，深圳就開始試點行政處罰權集中，2007年，深圳又開始推行街道綜合執法模式。 運行一段時間后，這種“大城管”模式的弊端開始顯現出來，雖然多頭執法、重復執法、執法擾民等問題得到了緩解，但城管部門同時陷入了執法事項太多的困局，據本報記者了解，最多時，深圳市街道綜合執法隊承擔的執法事項多達二十幾大項，涉及的法律、法規、規章有200多部。 “很多其他部門不愿意管、難以管理的事項實際上都推到城管這里。由于缺乏相應的執法條件和技術手段，這些事城管根本管不了，也管不好。”深圳市城管局的一位負責人曾向本報記者抱怨道。 為遏制城管綜合執法權限無限膨脹的趨勢，2009年，借助大部制改革契機，深圳逐漸開始為城管“減負”，將原規劃、土地、工商、衛生、食品衛生、藥品、醫療器械、保健食品、化妝品、勞動、人才市場、文化市場管理等多項職責逐步調整出綜合執法范圍，并以立法形式明確了11項執法職能。 “從深圳的探索來看，城市管理集中、高效執法的方向是正確的，現在需要的是進一步理順和完善綜合執法與相關職能部門的關系，使城管的職責范圍趨向合理，從而回歸到城市管理本身的領域”，在談及東莞市取消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時，深圳市城市管理研究所一位專家認為，這顯然是一種“倒退”，無疑會回到各自為政、推諉扯皮甚至執法擾民的老路上去。 這位專家表示，在現代城市轉型期的當下，城市管理的重心已經下移到街道和社區，但很多職能部門仍然高高在上，過度依賴綜合執法力量，致使街道、社區普遍陷入執法力量薄弱、負擔過重且執法手段欠缺的困境。
因此，與撤銷城市管理綜合執法模式相比，如何推動這些職能部門轉變傳統的管理思路，推動管理力量有效下沉到街道和社區，更加考驗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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