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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地、樹蔭、河流、湖泊，這本應是一座城市的“留白”，為城市存留降溫的生態空間。然而，三十年造城大躍進，很多“留白”已成故紙堆上的記憶。民間學者的鼓與呼，也難擋蠶食步伐。
2011年春，南京“移植法桐”引起爭議。如今，冬裝換夏衣，
中國人正開始熟悉一種并不常見的疾病：熱射病。 “體內熱量過度積蓄”。這種因高溫引起的罕見疾病，在過去的一個月里，已奪走了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十多條人命。 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從鄉村懷揣著夢想進城的環衛工人。這些習慣了鄉野陰涼的逝者不曾料到，一個城市的溫度，竟能奪去他們的生命。 功能失調、器官受損的，并不只是這些猝死的生命。在中國，快速發展的城市，正被質疑患上同樣的疾病。 “某種意義上，他們死于城市的‘熱射病’。”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規劃系教授周復多說。昔日教科書上的學術名詞“熱島效應”，正恰如其分地描述了中國經歷三十年快速城市化后的尷尬現狀——在夏天，中國的城市正變成一座座炎熱的孤島，令人焦躁難安。 人為的城市熱島“城市規模越大，熱島的強度越強。”周復多說。1970年代起，他就曾撰文研究過杭州的城市熱島問題。“當時熱島的強度，也就是城區與郊區的溫差，不過兩三攝氏度。今天的溫差，已經到七八攝氏度了。” 時移世易，這其中，除卻氣象學因素，擴大后的城市人口、建筑總量、能耗、交通方式的改變，無疑都是增強熱島強度的砝碼。 “城市高溫跟規劃有很大的關系。”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設計學院院長俞孔堅說，風道的堵塞、濕地的消失、綠地的減少、城市的擴大、玻璃幕墻的大量使用……都對城市的熱島效應起著越來越負面的作用。 “我們的城市發展太急躁了。”周復多說，城鄉規劃本身是科學、理智的決策。然而，“現在的發展，都是東一榔頭、西一榔頭式的無序開發。” 周復多抱怨說，按照城市的規劃，城市的組團之間，本應預留足夠的空間，作為“永久性的非建設用地”以供緩沖。這些緩沖地帶的農田、濕地、綠地，對緩解熱島效應本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而今，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非建設用地變成了一個又一個的CBD、金融城和住宅區，本該分割開的組團，最后竟連成了一片。 四川省氣象局退休高級工程師但尚銘的研究部分證明了此點。二十多年來，他一直從事對成都熱島效應的研究。“我們有研究證明，城市綠地、濕地、水域對熱島效應有緩解作用。”但尚銘說，在過去的二十年里，成都的熱島效應曾一度不斷上升，到2003年前后，達到最大。但在成都大幅度增加綠地和濕地面積之后，最近熱島效應已有了輕微的緩解。“不過，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熱島效應已向外擴展至原先處于郊區的二三環。” “我們太強調傳統的基礎設施建設了，但對自然的水、自然的風道、棲息地、綠地、山地，這些生態的基礎設施建設，卻一直投入不足。”俞孔堅說。而今的持續性高溫，正是對反科學的城市規劃姍姍來遲的警告。 綠化的誤區用公共綠地逐步形成的“冷島效應”來應對“熱島效應”，早已是規劃學研究的熱點。據衛星遙感資料顯示，上海陸家嘴的中心綠地建成后，陸家嘴地區原有的4個熱島全部消失。研究數據顯示，一個區域綠化覆蓋率達到30%時，熱島強度開始明顯減弱，達到50%時，熱島現象緩解極其明顯。 “中國城市的綠化面積太少了。”周復多說。在國外，人均綠化面積三四十平方米的城市才叫“先進”，而在中國，國家級園林城市評比，要求只不過十幾平方米。 近年來，綠化逐漸為城市主政者重視，但這種重視，卻陷入了“草坪加花卉”的景觀綠化誤區。 “我們過分地強調景觀了。”周復多說，“實際上真正的綠化應該要多個層次，喬木、灌木、花卉、地被植物多層次一起來。” 在俞孔堅看來，對城市而言，綠化當然要解決景觀問題，但更重要的是生態意義。“只有大量的樹木才能夠對減緩熱島效應起到真正的作用，成片的草坪只能是形式大于功效。” 建筑之間的遮陰是綠化重要的目標之一，這時最需要的就是長成以后的高大喬木。然而，不少地方為了給基建讓路，頻頻爆出移樹、砍樹風波。2011年，南京地鐵三號線逼走民國時期栽下的法國梧桐樹，引起市民抗議，最終市委書記出面，承諾全面停止移樹工作。 縱是栽樹，中國的綠地系統建設也并不樂觀。“（綠化面積）規劃學上都有上下限，我們取的都是下限。”周復多說，以錢塘江兩岸的綠化為例，1000米寬的錢塘江，按規定兩岸建設的綠色走廊至少應有100到150米寬，而今卻只留約30米，“幾乎起不了什么作用”。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李樹華等人對北京河道陸地的一項研究證實了周復多的擔心，他們發現，“只有大于45米的綠帶，才能穩定吸收和積累周圍的熱量，對周圍環境的增濕降溫作出貢獻”。 中國的雨水收集系統也欠缺相應的規定。俞孔堅說，在國外，雨水收集已經成為規劃的趨勢，“美國很多州都開始有強制性的規定”。 “雨水收集系統和綠色植物等設施的建設，對減少太陽輻射，減輕熱島效應有明顯的作用。”俞孔堅說。 在他自家的屋頂上，他設計的生態系統，已經成了鄰居、學生以及環保人士爭相探訪的“景點”。它包括一套每年可收集多達50噸水的雨水收集系統和一堵用上水石和植物構成的生態墻。屋頂上收集的雨水，從生態墻上緩緩滴下，滋養著生長在上面的植物。在夏天，石墻上的水分蒸發后，成為一臺天然的空調。 “整個夏天，我都沒有開過空調。”俞孔堅說。 被吞噬的河道被吞噬的河道，是加劇城市熱島效應的另一個禍首。“中國建設的前三十年，最主要的就是填河運動。”劉波說。他是湖南省常德市政府歐盟亞洲環境支持項目聯絡辦公室中方協調員，曾向全國八十多個城市的市長發出過呼吁信，一直提倡“反城市硬化”的理念。 周復多攤開的1970年代的杭州老地圖，畫滿的是一個連著一個的不規則濕地水系，“古蕩灣”、“李家潭”……這些舊稱，見證著過去這里發達的水系。而如今，昔日可以四通八達的河網、湖潭早已被填平，取而代之的，除了馬路，是一幢又一幢的高樓。 “游西溪，本來是以松木場下船，帶了酒盒行廚，慢慢兒地向西搖去為正宗……回環曲折，一路向西向北，只在蘆花淺水里打圈圈；圓橋茅舍，桑樹蓼花，是本地的風光……”在《西溪的晴雨》中，郁達夫如此懷念。但這些閑情逸致，對于今天的杭州人來說早已成為故紙堆上的記憶。 不惟杭州，城市水系被人為消亡，已在不少城市上演。在菏澤，昔日曾有的72個坑潭，大部分也已被填平。而在成都，2009年西郊河被“活埋”，當地NGO掀起了河流保衛戰。 傳統格局中密布河湖水系和濕地的城市，早已變成了一塊塊不透水的水泥路面。“一些城市硬化率達到80%以上，雨水自然滲透率不足20%。”劉波說，“我們應該建造的是海綿體城市，將城市排水系統建設與城市河流、湖泊、地下水系統的污染防治、生態修復緊密結合起來。” “這很不正常。”周復多說，“一個水潭可能影響不大，但多個水潭，就會形成系統性的影響。”他認為，如果把所有的水潭保留下來，內澇就不會這么嚴重，熱島也會減緩許多。 北京市氣候中心工程師軒春宜曾經研究過城市水體的作用，他證實了這一點。“無論是分散型布局還是集中型布局，隨著城市水體面積的增加，城市熱島強度均相應減小。比較而言，集中型水體布局的熱島強度要大于分散型水體布局。” 即使是一條狹窄的河道，作用也明顯。“至少對河道200米內的建筑有明顯的降溫作用。”這是中山大學遙感與地理信息工程系教授黎夏對東莞水系減緩熱島效應的研究發現。 “美國的濕地保護法要求，任何一塊濕地的消失，都必須要制造出相應的人工濕地來替代。”俞孔堅說。 “內澇時排澇不暢，高溫時無水降溫，城市內澇與熱島效應早已成為城市病的兩面。”劉波說，“反城市硬化應當成為主流的聲音。” 不過，周復多對此表示并不樂觀。“我們討論緩解熱島，就是看城市是不是有強烈的生態規劃指導思想。”他表示遺憾，“我們的政府，太像生意人的思維了。它只關注城市怎么大一點、快一點、更漂亮一點。” 周復多舉例說，為了優化環境，城市規劃學中本有宜建區、限建區、禁建區之分。而禁建和限建的區域，往往是生態最好的地方，“它們也最吸引地產商的眼光”。 以三面環山的杭州為例，在夏天，過去主要靠從錢塘江方向吹來的東南風帶動城市空氣對流。也因此，它一直被作為城市規劃的通風走廊。但由于錢塘江兩岸杭州“沿江開發，跨江發展”的城市發展戰略，錢塘江沿岸早已布滿了高樓大廈。 “這等于在錢塘江兩岸建了兩座擋風墻，把杭州的東南風擋在了外面。”周復多說，如今的杭州，就像一個大蒸籠：高溫悶熱，令人窒息。
這也正是目前中國諸多城市的寫照。俞孔堅說，城市規劃中“局部的單一的小決策”，已帶來了整體的系統的生態環境破壞。“我們太多地依賴水泥森林的灰色基礎設施，排澇、防洪、交通都是獨立的、割裂的關系，卻不知，最初的自然，本就是個相互關聯的大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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