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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變身國際化大都市的進程中，北京以攤大餅的形式不斷向外擴展，出行難、看病難、房價高等城市病灶不斷升級；放眼全國，為了給發展騰出空間，太多城市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做一次又一次的取舍——歷史不斷消失的速度并沒有減緩，衛星城的建立并沒有帶來根本的行政功能分化，“上下班堵車，回家睡覺”成為大城市的常態。我們在失去一座座古城的同時，也失去了一座座新城。困局中，有人未曾停止思考。近期，有兩本與城市規劃有關的文集問世，一為新華社高級記者王軍所著《歷史的峽口》，另一本是南京大學政治學教師姚遠所寫《城市的自覺》。兩位作者的共同點很多：他們因對一座城市的感情，呼吁合理的城市規劃；他們為古城拆遷按下慢進鍵，為古城風貌的保存翻過史料抄過檔案；他們雖然都不是城市規劃領域的科班出身，但歷經多年的積累都變成了“研究者”。
王軍：改變拆遷經濟，借鑒不動產稅制度 王軍供職于新華社《瞭望》周刊，早年被分配跑城建口，從此他的寫作就和城市建設緊密相連。在大量采訪和資料整理后，他作品不斷：記錄北京歷史與現狀的《城記》，探討城市規劃誤區的《采訪本上的城市》，聚焦新世紀北京規劃發展的《十年》，從老房子的消失到如何構建宜居城市，從微觀到宏觀，王軍的記錄與思考循序漸進。 他想借新書《歷史的峽口》探討更大的命題。不再像過去的作品以講故事為主，書中圍繞城市建設展開的9篇文章更富學術色彩：圓明園被焚毀時的歷史， 1950年代梁思成與陳占祥在北京西郊設立行政中心的規劃方案，城市化轉型中土地制度的思考，在京津冀一體化背景下對大北京未來的探討……王軍告訴青閱讀記者，他希望上升到公私關系的討論中，即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與土地使用者的財產權之間的討論。在他看來，這是城市化的關鍵問題，也是“中國社會能否順利轉型必須面對的話題”。相較于“土地財政”引發“拆遷經濟”的惡性循環，他認為有必要借鑒西方國家以不動產稅為核心的財產稅制度，進入“公共服務投入—不動產增值稅—不動產稅增加—政府進行更多公共服務”的良性循環。
誠然，上升到學術層面的文章，并不像講故事的書那么好讀，其中的部分觀點對于百姓而言，距離較遠。早前的一個周末，王軍在國家圖書館做講座，結合北京將建立“副行政中心”的規劃方向，與讀者分享了自己的觀點。一個從通州趕來的年輕人向王軍提問，知道了城市發展的困局后，宜人城市的愿景如何實現？年輕人應該怎樣做？王軍回應說，應保持建設性的態度，在公共事務中運用理性，而不是運用情緒。
姚遠：古城保護需要居民的自覺和參與 南京大學教師姚遠是一位古城保護的志愿者。2006年、2008年，南京老城兩度陷入拆遷危機時，他兩度撰文，呼吁社會各界關注南京舊城區。在他的努力之下，2010年后，《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先后施行，從制度上終結了對老城的大拆大建。 《城市的自覺》集結了姚遠在多家媒體上的文章。這個80后告訴青閱讀記者，他并不認為老城保護是向歷史開倒車，“我們這代年輕人走出去看到世界后，愈加感覺到，保護老城是一個全球化的問題，真正現代化的國家，無一不在保護自己的文化遺產。”在呼吁稅制改革的同時，他認為，要行之有效地保護文化遺產，就必須將舊城改造中舊的拆遷模式，轉變為以修繕為基礎的漸進模式，使之成為朝向住房改善、社區整治、老城復興的“都市再生”的過程。
“老城區的整治，完全可以在政府的指導和協助下，以居民為主體，通過社區互助的‘自我修繕’的方式來實施，將‘舊城改造’從拆遷模式下的行政關系，轉變為修繕模式下的民事關系。”姚遠認為，居民的自覺和參與是保護古城不可或缺的力量。“北京的煙袋斜街就是很好的例子，雖然它現在的商業氣氛濃了些，但政府沒有拆遷，投入了基礎設施建設后，百姓自己參與修繕與保護。對一個城市而言，政府應當做好公眾服務；對于歷史街區，政府做好規劃保護的引導，剩下的應當交由以居民為主體的社區來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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