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世駿在活動現場講話。 【原文編者按】 6月6日晚，三位著名哲學學者在復旦大學光華樓對話，討論“文化復興與中國話語體系的構建”，他們是童世駿、甘陽和吳曉明教授。 童世駿是華東師范大學黨委書記、哲學系教授；甘陽是中山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教授，博雅學院院長，通識教育總監；吳曉明是上海哲學學會會長、教育部長江學者，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這場對話是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建院（系）六十周年系列活動之一，復旦大學研工部關于“中國夢的價值引領”的系列活動之一。對話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復旦通識教育核心課程委員會主任孫向晨教授主持。 澎湃新聞特此刊發三位學者的主題發言和討論。記錄稿未經演講者本人審定。 童世駿：“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孫向晨老師講我有兩種話語體系，學者話語和書記話語。書記是正能量的，所以他希望我先講一些正能量，讓甘陽來批判。這樣我是正題，甘老師是反題，吳老師是合題。 我們今天最重要的主題是復旦哲學系建系六十周年。周年活動往往和我們對過去的意識有關，或者說明我們更加深切地體會到時間過得如此之快。因為準備這個對話的關系，我事先想到和復旦建系同一年還有一件事情，值得作為我們今天對話的由頭。60年前的1956年，毛澤東在兩次公開場合說，“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第一次是1956年9月，毛澤東在會見南斯拉夫代表時說：“中國是一個大國，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對人類的貢獻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將來這種狀況會改變的，可是這已不是我這一輩的事，也不是我兒子一輩的事。將來要變成什么樣子，是要看發展的。” 過了幾個月，11月份，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上又這么說：“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但是要謙虛。不但現在應當這樣，四十五年之后也應當這樣，永遠應當這樣。中國人在國際交往方面，應當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大國主義。” 在我看來，這兩段話特別重要。 中國近代以來的發展進程，可以用毛澤東三句話來表達：首先是“中國向何處去”——這是1940年《新民主義論》第一節的標題。其次是“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這是1949年說的。第三句就是1956年的這句話，“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這三句話可以看作是對中國近代以來三個發展階段的總結。 新中國的成立、改革開放的成功意味著前兩個階段的任務，分別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的領導下完成。“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從國際法的意義，從政治上來講，在1949年得到了驗證；而在經濟上，在綜合國力上，應該要到改革開放取得很大的成就，到2010年后，站立起來的目標才完全實現。現在，是我們可以談論中國怎么對人類有較大貢獻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時期。 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一些論述，特別是復旦哲學學院的研究生會在講座預告上引用的那些話，我覺得就可以從這樣的角度來加以理解：“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這種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必將給理論創造、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 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在我看來就是在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顯示了“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之后，我們真正開始要“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稍微展開一點來講，我們現在之所以要把“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這個主題，那是因為雖然我們現在的主要任務——用十八屆五中全會的話來講——還是“繼續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但與過去任何時候相比，中國向何處去，越來越意味著世界向何處去。中國現在有這樣的力量了。雖然我們現在仍要牢記孫中山的遺訓：“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今天，中國潮流對世界潮流本身的影響必將越來越大。 與1956年中共八大的判斷一樣，當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六十年后沒有變。但與六十年前根本不同的是，我們今天一再強調，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六十年前，商品是供不應求的，但我們現在結構性產能過剩比較嚴重。所以和六十年前相比，和毛澤東說出“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那個時候相比，我們所面臨的國情，所面對的使命，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際上有了一個“3+1”的使命，而“+1”的使命更重要。甘老師講過要“通三統”，其實這個“三統”很明白，就是“中國”、 “現代化”和“社會主義”。也就是說，中國從近代以來，一直在解答三個問題：民族復興的問題，現代化的問題，社會革命的問題。新中國的成立是在第一個階段上回答了這三個問題。改革開放以來，吸取建國后的教訓，強調社會主義與現代化的連接，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在第二個階段上回答了這三個問題。在我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目前進入了第三個周期。在第三個周期，雖然剛才講的三個主題已經有了很好的結合，但還不夠，還需要在更高水平上把它們結合起來。這樣，原先蘊含在這三個主題背后的第四個主題，就呈現出來了，那就是貢獻人類。也就是說，當我們的發展程度達到了一定水平以后，我們要把民族復興、現代化和社會革命在更高水平上的實現，同貢獻人類的主題，更自覺地連接起來。關于這四個主題的結合，其消極的方面和積極的方面，我再講幾句。 從消極方面講，說到底是要研究、實踐如何避免中國的發展加重全球的問題。這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問題。羅素在將近一百年前來到中國，回去后寫了一本書叫《中國問題》。羅素對中國文化、中華民族、中國人有非常多的贊揚。他說中國人的毛病比西方人的毛病要好。好在什么地方？中國人的毛病只會害自己，而西方人的毛病要害全世界。他講了中國人的三個毛病：貪婪、冷漠和怯懦——這是梁啟超逼他講的。中國不像西方有暴力、破壞，有對權力的崇拜，會禍害全世界。我覺得中國那個時候的情況和現在很不一樣。坦率地講，羅素講的這三個毛病，我們曾經非常成功的克服過，但要完全克服，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今天，有可能中國人的毛病不只危害中國人，如果更嚴重的話，還會危害全世界。這是我們講消極的方面。 積極的方面：要研究、實踐如何解決全球問題。習近平同志在講話當中也提到，要提供“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問題，恐怕是在物質生活成功脫貧以后，如何實現精神生活的脫貧。在全球范圍內是這樣，在中國也是這樣。我們物質脫貧的成績是公認的，富裕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們的現實。但現代化不僅僅是一個世俗化的過程，哈貝馬斯就分析過“后世俗社會”；當然，現代化也不反對世俗化。所以精神脫貧不是一個簡單回到前現代社會的問題。宗教、信仰、傳統世界觀要為當代人提供精神生活的支柱，其實很不容易。面對這個任務，中國人可以有其特殊的貢獻，因為中國人從來不主要依靠宗教來支撐自己的精神生活，中華文化歷來是文化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在今天，我們要顯示出自己文化的這個優勢，發揮一個啟發、示范的作用。 與這一點相聯系的，是習近平同志也講到的，中華民族的“理性思辨”：它不那么容易走極端，不容易在大的字眼面前丟掉常識。舉個例子，羅爾斯在《萬民法》中引用康德的話，追問如果正義泯滅了，人類是否還值得生活在這個星球上？這里有一個多么崇高的理念，多么理直氣壯的說法。但是挪威的冷血殺手安德斯·布雷維克(Anders Breivik)在他的博客上也引用過類似的話，他覺得這個世界不符合他心目當中正義的理念，他不惜以一人之力策劃了一個空前的恐怖襲擊。羅爾斯和康德是讓我們肅然起敬的人，但如果對他們的理論只做一種獨白式的理解、一種絕對主義的理解，就會帶來很多問題。關鍵是，如果只作抽象的假設，而不去看正義的語境，不去看正義和日常生活的關系，撇開普通人在最普通的生活場景中對這些概念的理解，那么，哪怕像正義這樣看起來非常崇高的概念，也會造成令人擔憂的后果。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人類手中的武器，他的工具、手段，已經足以犯下整個人類都犯不起、沒有后悔的余地的錯誤了。在這種情況下，中華民族尊重常識、通情達理、重視生命的文化傳統，便會讓我們真正“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使我們在發展的過程當中，不僅完成前三個主題，還能完成好第四個主題，心安理得地享受大國的榮譽。因為只有承擔好了大國的責任，才能實現大國的榮譽。 這就是我要講的，謝謝各位。 甘陽：文化復興，關鍵是我們自己怎么想  甘陽在活動現場講話。 首先祝賀復旦哲學系建系60周年。第二個要稍微抱怨一下，原先說的是三個人對談，現在突然說每個人還要再做一個正式的陳述，我發現童世駿完全是有備而來，我也沒準備，只能稍微想一想，隨機應變一下。 先從題目講起，“文化復興”與“中國話語體系”這個話題很好，我把它理解為兩個部分。我覺得“文化復興”是一個方面，“中國話語體系構建”是另一個方面。后者按照我們日常的理解，一般是指面向國際社會，或者更確切地說，面向西方來說出自己的話。這是一個對外的方面，其中包括建立孔子學院、很多專家為中國政策辯護，也包括最近王毅外長當面駁斥記者，這是面對西方，溝通關系。 但是，文化復興在我看來更多是一種內向的，是向著自己的。文化復興的努力，不是要想著西方人怎么想，關鍵是我們自己怎么想，我覺得這個方面是我最關心的。我自己對于西方人是不是理解我，不大感興趣，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坦白講人家把我的東西翻譯成英文，我從來不讀，因為我寫東西都是給中國人看的。這個方面很關鍵，內在文化的呈現和構建是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的真正基礎。習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里有一句話非常正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首先中國人自己要相信自己，要有自信，這是關鍵。假如連你自己都不相信的東西，你僅僅為了去做而做，那么就沒有太大的意義。 我仍然認為，中國社會內部真正的文化自信能不能建立起來、發展起來是文化復興的關鍵所在。在這個方面我是比較樂觀的。甲午戰爭后，中國人對自己傳統文化的評價每況愈下。2005年左右我在北大演講時曾經說過，再過十年，如果有任何一個大學教授在課堂上或在公共場合，任意貶低謾罵中國文化傳統，我們就會講他是白癡。我當時這么說，因為當時還有這種情況，但我覺得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肯定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我相信這是甲午戰爭以來最大的變化。甲午戰爭后，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徹底喪失信心，整個五四以來，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傳統都是全盤否定的，這種否定是詆毀性的。包括顧頡剛的《古史辨》里，很多話說得都不是很學術，完全是輕蔑性的。當然這是歷史，今天就不同了。我們在各個場面都可以看到中國人自發的自信，不僅僅是在大學，還有很多企業家，還有各種國學運動等等。這些方面雖然還有很多問題，但總的傾向是肯定中國文化傳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只有你在自己的文化自信奠定起來之后，你來構建你的話語體系，你才會真正相信，才會非常有信心，而不是自己底氣不足，膽量不足。這是今天講的第一個方面。 構建中國話語體系是一個難度非常大的工作。我想講一下，我們為什么要構建中國話語體系。一方面的背景當然是面對西方社會對中國的很多不理解、偏見，中國需要為自己辯護。中國現代化的經驗全世界都能看到，中國在20世紀末、21世紀的崛起是全世界都要面對的人類重大事件。怎么解釋它？是全世界所有負責任的學者都要面對的任務，因為原有的理論解釋不通。 另外比較重要的是要擺脫一種心態：過于著急的心態。曾經有人說過，中國人第一要解決挨打的問題，第二個要解決挨餓的問題，現在要解決挨罵的問題。我覺得挨罵的問題是不需要解決的。如果僅僅是為了不讓人罵，那這個中國話語體系就沒有必要建構。我認為我們需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在非常長的時間內，中國仍然是要被人罵的。假定你想不被人罵，無非是想聽到表揚，聽到別人的肯定，我認為這恰恰是中國最大的問題之一，也是沒有足夠文化信心的表現。我們什么都需要外國人來肯定我們，渴望拿諾貝爾獎，渴望世界一流大學，所有這些東西說到底，無非是你認為自己對自己的評價是不算數的，要讓別人來評價你。抱著這種心態還要構建中國話語，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希望西方說你好話就是要按照他的邏輯，把自己打造成為更符合西方邏輯的樣子。這種心態我覺得很不好，這種有時候經常是無意識的心態已經喪失了自己的自主性，仍然用人家的邏輯、人家的看法來看待自己。我基本感覺今后幾十年中國被罵的會越來越多，有各種各樣的原因，包括中國經濟崛起導致的海外擴張會和別的國家有利益沖突。罵有什么了不起？如果被人罵了，你就想要討好他，希望他說你好話，這是大忌，會使人喪失自己的性格。我們需要非常強的自信心，你做得對，做得好，你自己要有充分的信心，不是他說你對，你就覺得對，就站住了。 現在很多構建都是按照人家的體系來構建的，我又要舉大學的例子了。現在大學里的所有評價標準，哪個是按照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想法來評價的呢？都是按照國外的，國外的有好有不好，有些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也得照著做。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遲早會把我們拖垮，這樣構建起來的中國話語，無非是變換了一下人家的話語體系。真正的話語，我覺得首先是文化自信心。如果整個中國社會，越來越多的人對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肯定性的評價，希望讓自己的小孩讀一些國學，這才是我們的文化基礎所在。 在這里，順便說一下我想象的中國話語，中國話語不在于洋人說什么，而在于你想說什么。比方說我覺得中國的國防部長就應該叫兵部尚書。名字很重要，假定他叫兵部尚書，他就會去看歷代兵部尚書的傳記，現在軍隊的人，經常去看英美國防部長的傳記。其實跟你沒什么關系，西方很晚才叫國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的，原來就叫戰爭部（Department of War）。總之既要有橫向的參照，也不能忘了自己縱向的傳統。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可以借今天的場合提出來。我認為中國現在禮儀太缺乏，典禮太單薄。禮儀性的東西是用來凝聚全民的，我覺得國家應該恢復冬至天壇祭天，夏至地壇祭地，文廟祭孔子。這個跟封建迷信完全沒有關系，是培養整個國家和民族的一種敬畏之心。順便說一下，現在中國人都在過圣誕節，圣誕節其實是羅馬皇帝定的，把他們的冬至定為耶穌的生日。其實人類都會尊重一些自然界的運行規則，做出標識，以表敬畏。我覺得現在的國家和民族，包括領導人都要有敬畏，要有對神圣的東西、對自然界的敬畏。還有一個就是國子監。祭孔子不僅僅是要尊重先師、尊重文化，同時也是對讀書人的節制。讀書人要有自律，你是讀書人啊，你不是一個隨隨便便的人，你不能這么沒節操，沒道德啊。這個東西需要慢慢培養起來，培養起來民族的敬畏之心，這是我想說的另外一點。 我覺得童世駿老師剛剛說得非常好，中國人要對人類文明做出貢獻。而要真正做出貢獻，就要思考人類的問題，在這方面，深入研究西方就非常重要。西方歷代有識之士對現代以來的很多問題都有長久的思考與討論，這是很重要的思想資源。馬克思說人在市場經濟下被商品化了，人變得不是人了。他不僅在講經濟公平，同時也關心人的問題。似乎越到現在，從前大家公認的問題，越發沒有辦法解決。人首先是不是精神文化的動物？是不是僅僅是市場的玩偶、商品化的存在，和所有的商品都一樣？西方自早期現代以來一直在討論這樣的問題，這才是人類的根本問題。中國人對這樣的問題要有自己的導向性，不是空談幾句口號就可以了。如果到“兩個一百年”的第二個一百年時，中國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來討論、糾正這些問題，那就是中國對人類的貢獻。 這里有個很重要的方面：絕不能僅僅因為是最流行、最新的東西就說是好東西，我們必須有自己的思考。比如說，你們現在都有信用卡，而1950年代剛剛出現信用卡的時候，美國社會就有過很大的辯論。信用卡根本改變了中西文明以往都承認的基本道德：過去人們信奉的是不能寅吃卯糧，所有人勞動多少用多少，掙一百用八十。現在呢，還沒掙就先花一千，這就是credit card，背后涉及到嚴重的社會道德問題。所有人在道德上都不負責任，對自己不負責任，對下一代不負責任。這些問題西方曾長期、廣泛討論過。現在最危險的是，由于時間過得很快，幾年前還很重要的事情，已經全部忘掉了，從前是巨大的問題，現在都不當回事。再舉個例子，我90年代在美國，那時所有的社保基金都不準用于投資，因為投資有風險，而社保基金就是一個保障安全的東西。養老保險用于投資說明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一個無所不能的地步了。關于社保基金能不能投資，克林頓時代有過非常大的辯論，當時很多人都是反對的。但現在已經全部進入投資了，并且沒有人討論了，但這些問題就不是問題了嗎？ 人類現在喜歡想一些膚淺的問題，真正要構建中國話語，要想一些大的問題，中國要實在解決這些問題。西方幾百年來的討論，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資源。不是說理論越新越好，不是這樣的。自然科學可能是，人文科學要不斷往回走。越新的東西，一般來說都是最沒價值的。要回過頭去看哪些問題曾經非常深地困擾著西方，為什么這些問題突然就沒有了？是因為人類解決問題的能力提高了嗎？還是某種邪惡的勢力，或者至少是非理性的勢力在人類當中的統治性、盲目性變得更大了？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我說的太多了，謝謝大家。 吳曉明：從學徒狀態到自我主張  吳曉明在活動現場講話。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童老師和甘老師兩位老朋友，為了慶祝復旦哲學學院建院60周年遠道而來，我不僅見到了老朋友也聽到他們剛剛的那番講演，非常受啟發。 今天我們的議題是中國話語體系構建和文化復興。我曾經討論過中國學術話語體系。中國近代以來，從總體來講，整個學術是進入到一種“學徒狀態”當中，這個“學徒狀態”可以說波瀾壯闊、內涵豐富。“學徒狀態”非常重要的一個特征，是我們對外學習取得了很多豐富的成果。但每一種學術真正的成熟，都是以它獲得了自我主張作為標志。這個自我主張，按照柯林伍德的說法，是自律的或者自我授權的。 我覺得今天中國的學術，大概進入到了這樣一個轉折點。一方面，我們依然處在對外學習的過程中。但另外一方面，學術自我主張，正在逐漸地成為最為關鍵的問題。用傳統的話來講，就是陸九淵說的“收拾精神，自作主張”。自作主張究竟往哪里主張？如果我們不僅僅只是局限于一種主觀的想法或者單純的想當然，我想我們所認為從學徒狀態當中逐漸擺脫出來，并且獲得它的自我主張，是以我們的文化復興作為基本定向的。而這個基本目標的設定，也不是純粹主觀構想出來的，我想它和我們歷史性的實踐有關。我覺得今天講學術話語的自我主張，或者講民族文化的復興，都不僅僅是一種主觀的想法或者一種單純的應當，而是從歷史性的實踐中來獲取它的基礎定向。 前面童世駿教授提到的羅素當年在訪問中國的時候，講過中國的問題主要有三項：經濟、政治和文化。他認為，文化問題是最為復雜的，而且實際上也是最為關鍵的。他甚至以這樣一種方式來表達他的觀點，他說只要中國的文化問題能夠解決，無論經濟上和政治上采取哪種方案，在他看來都是可以接受的。中國文化復興的可能性，來自于我們整個的現代化進程。現代化自近代以來始終是中國人面臨的一項基本任務。 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贊同甘陽教授的說法，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具有奠基性的意義。這一點開始變得越來越明朗。正如海德格爾所言，“一切本質的和偉大的東西都是從人有個家，并且在傳統中生了根這一點當中產生出來。” 我認為，在這樣兩個方面當中，確實存在著一種巨大張力。我們民族文化復興的可能性，在于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進程中。今天，通過整個現代化視野，我們民族抵達了一個轉折點，在這樣一個轉折點上，現代文明的限度，被中華民族最先到達。這是非常奇特的現象。 任何一種偉大文明，都有它的歷史限度。而在我們的現代化進程中，并不是先發的那些國家最先抵達現代性的限度，居然是中華民族在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最先抵達了現代性的限度，這個限度主要是兩點。 第一是現代性的自然限度。這一點我們今天感受非常深，我們整個環境，我們整個資源，土地、空氣和水都已經基本達到極限。關于北京的霧霾，有許許多多的段子，有人說，其他的東西可以特供，包括水，包括食物都可以特供，但空氣恐怕難以特供。恐怕每個人都已經非常明晰地感受到我們在現代性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那個自然限度。 第二，更加重要的那個限度，就是社會生活的限度。主要表現為現在所面臨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巨大挑戰。它的最基本原因，就是我們傳統的道德和倫理逐漸失效，而我們如果只能依循所謂市場基本法則來指導我們行動，那就非常危險。這個法則，在經典作家當中，叫做“猶太本質”或者“猶太精神”，也就是唯利是圖，這句話不帶貶義，說的就是現實情況。但在西方有一個救贖的力量，就是宗教。宗教起著非常重大的作用。所以托克維爾講，雖然美國的憲法給每個人自由，但他們的宗教不允許他們為所欲為。他又說當政治控制逐漸松散而道德的原理不能夠同時加強的話，這個社會的解體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最近的快速發展過程中，我認為我們已經迅速抵達現代文明的社會生活限度。 因此中國的未來發展，它的歷史性的實踐，只可能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就是比任何的一個現代國家都更早進入崩潰的境地，另外一種可能性就是它改弦更張，從而開啟一個新文明類型。我認為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現實基礎，就在于它的歷史性的實踐。這個歷史性的實踐，現在能夠給我們打開的可能性就是這兩種。 因此當代中國的發展現在所處的這個階段，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同時又是高度危險的，因為是它首先觸到現代發展的那個限度。正像荷爾德林所說的，哪里有危險哪里就有救渡。這種可能性，同時也是一種挑戰和考驗，考驗中華民族在文化復興的道路究竟能走多遠，究竟能夠為人類做出怎樣的貢獻。 我采取這樣的基本判斷，中華民族在實際發展過程中，一方面要完成現代化任務，成為現代強國，而同時又開啟一種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大家可能會有這樣一種想法，認為現代文明可以無限制發展，我們通常都會這么理解。我不贊同這樣的看法。現代文明，同樣是一種文明類型。它是歷史的，它有自己的出生，有自己的成長，有它的鼎盛時期，也有它的衰落和死亡。任何一種文明類型的發展都是歷史的。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大家都能夠感受到，比如說羅馬文明。 剛才甘陽教授已經講到，直到今天許多都還留著羅馬給我們的財富痕跡。這個偉大的文明有它的鼎盛時期，也有它的衰落和死亡。當羅馬文明逐漸進入瓦解狀態時，是野蠻的日耳曼人為歐洲重新注入了活力。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日爾曼世界”。“日爾曼世界”第三期，大體相當于我們現在所說的現代文明。日爾曼不是指德國，是指我們今天所講的主要的西歐那一帶。也許我們現在講英文講的很溜，被認為屬于文明人。但你考察一下英語的構成就知道，這是野蠻人的語言。英語當中有三分之一是拉丁語。換句話說，在其先前的語言中，根本沒有談論高等事物的術語。所謂高等事物是什么？科學、宗教、神學、藝術諸如此類的東西。但正是野蠻的日耳曼人為歐洲重新注入了活力。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1851年倫敦第一屆世博會那是什么樣子？我看了一些材料，大體上概括為三句話：機器在轟鳴，大地在顫抖，人們在新的世界面前目瞪口呆。這就是野蠻的日耳曼人為歐洲重新注入了活力，開創了現代世界。 所謂普世，現代被稱為普世的東西同樣也是歷史的。唯一得到恰當理解的普世的含義，是特殊的文明在特有的階段所具有的絕對權利，或者如黑格爾說的“這一文明在這個歷史階段中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意義”。 現代文明，如果我們從1500年算到今天，基本上也逐漸進入終結階段。馬克思說的就不用我講了。尼采說過歐洲虛無主義的降臨。海德格爾則指證現代形而上學的終結。因此我想中華民族的復興，中國的文化復興，是以這樣的一種哲學為背景的，是以歷史性現實作為基礎的。因此它的這種可能性，并不僅僅是一種主觀的虛構或者單純的應當，而是從我們歷史性實踐中具有其必然性的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認為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建構，是以這樣的文化復興的目標來定向的。大體上有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語言。簡單說，從形式上來講，就是“講中國語的學術”。這件事情，我不必做很多論證。洪堡專門談論過一種特殊的語言作為一種特殊的世界觀的作用。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德國人對馬丁·路德的《圣經》德譯表示過無窮無盡的感謝。為什么要感謝他？值得思考。黑格爾對沃爾夫在哲學上評價不高，因為他在哲學上的創造性成就確實不高，但黑格爾把沃爾夫叫做“德國人的講師”，因為他讓哲學講德語。所以中國學術話語的自我主張，我認為第一條形式方面的要求就是讓學術“講中國語”。當然講中國語并不僅僅是說用漢語來講一個東西就行。恐怕這個含義，要深入得多。 另一方面，中國學術的自我主張意味著它開始能夠深入到中國社會現實當中去。現實是一個很高的要求，無論黑格爾還是馬克思都把它看成是很高的要求。黑格爾把現實看作是實存與本質的統一，又看作是展開過程中的必然性。因此它是很高的學術要求，很高的思想和理論要求。因為除非我能夠深入到本質當中去，除非我能把握在展開過程中的必然性，否則的話，我連現實碰都沒碰到，離它很遠。我認為中國學術話語建構的一個實質性方面，在于講中國語的學術，能夠真正切中并揭示中國的社會現實。 大家可能會覺得我講的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外學習，學徒狀態；另一方面，是自我主張。這兩個方面是不是有點沖突呢？我認為不沖突。在整個現代發展進程中，我們在對外學習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績。而今天的學術轉折，是能夠在文化復興的基礎定向上，確立它的自我主張。因此它實際上是要經歷文化結合鍛煉的過程。黑格爾講古代希臘就是如此。他說希臘人，一方面背負著自己的傳統；另一方面，它面對著事實上更高的東方文化。正是經歷了文化結合的艱苦鍛煉，希臘人才獲得他們應有的活力，并且開創出他們的繁盛時代。關于這種情況尼采講得更具體。他說希臘人，有一度似乎要被外來的東方文化壓垮了，因為事實上當時的東方文化，要比他們高明得多。他說當時的希臘幾乎就是各種東方宗教的一場混戰，包括埃及的、巴比倫的、呂底亞的和閃族的。當時希臘人看起來要被外來的東西壓垮了，但是他們牢記了德爾菲神廟上的格言，“認識你自己”。他們終于弄清楚自己真實的需要，整理好那堆外來的雜物，而沒有長久地做東方的追隨者。我想這一定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 我的基本觀點：決不拒斥對外學習，我們的學術話語的構建，所要求獲得的自我主張，是要經歷文化結合的鍛煉。但在一方面繼續對外學習之外，另外一方面要使我們的學術成為自我主張的，也就是所謂自律和自我授權的。 我的基本觀點就是這樣。 對談環節 童世駿： 我對于甘陽老師講的敬畏之心特別感興趣，在我們這個時代，其實缺少對自己的傳統、根本原則的敬畏之心。但回到兵部尚書、國子監，回到孔廟，不是辦法，尤其是孔廟。跑到曲阜之后，我有點后悔去，我原來心目中的那種神圣氣象和莊嚴氣象我在那里沒有感覺到。我們這個時代，發生了十分根本性的變化。天主教徒查爾斯·泰勒對世俗時代作了以下概括：在我們時代，第一政治生活和宗教沒有關系，第二人們逐漸脫離宗教信仰和宗教實踐，上教堂的人越來越少，第三相信上帝只是諸多選項之一，而且常常并不是最容易持守的信仰。 所以我想問甘陽老師，在這樣的時代，敬畏之心何以維持？ 關于吳老師的發言，我很希望吳老師舉一個具體的例子，談談我們如何既顯示自我主張，又不是自說自話，而是切近我們中國的社會現實？ 吳曉明： 我覺得甘陽老師剛才講的這個“兵部尚書”，就是自我主張，但是這個自我主張在哪種含義當中才能獲得客觀的意義呢？ 其實，并不是今天愿意把國防部長改成“兵部尚書”就可以了，這里的問題是中華民族在它的復興過程當中，如何重開王道。現在世界的基本法則是霸道，霍布斯講這個世界很簡單，就是個狼對狼的世界。所謂落后就要挨打，所謂開除球籍，這是什么世道？這就是現代世界的法則。 如果說中華民族在其文化復興過程中，能夠開創出一種和平主義的發展道路，開創出以“王道”為基礎取向的文明，終結霸道的文明，那么，這不僅為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使得甘陽教授講的重設“兵部尚書”成為現實的可能。我覺得這確實是需要一系列的歷史條件。 甘陽： 現在我們面臨兩難：如果不加以開發，很多東西大家沒機會去看，一旦開發出來了，可能就會有滅頂之災。像祭孔，中國什么山都拜，什么樹都拜，禮儀也搞不清楚。但我認為這是文化復興當中必然要經過的一個混亂階段。一百年過去了，很多禮儀都不清楚了。今天剛開始可能做的很不像，但漸漸地會有一些研究和考證，告訴我們應該怎么做，逐漸就會有一些比較正常的狀態，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就像我們打造中國話語體系一樣，可能在目前或在十年、二十之內，還很不成熟。但這不重要，會逐漸熟起來的。 現代中國人的一個特點，就是總在求新，新的就是好的。這樣會完全忘記自己的歷史。當然不能說一百多年前的前人比較短視，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的所作所為是符合歷史條件的。當時的中國歷史需要一個嶄新的開端，但今天還這樣做就極為短視了。我認為今天一個非常重要的轉向，就是不去求新，新的不等于是好的，舊的不等于是壞的。我覺得應該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促使中國人重新尊重傳統。這樣的傳統并不落后。要出現儀式和內在真正相融合的過程，不為回顧而回顧，回顧的目的是培養自我尊重。 甘陽回答現場學生關于傳統宗教在文化復興中作用的提問： 宗教這個事情，在中國比較特別。我們儒家沒有廟，也沒有教堂。中國的佛教和道教也被儒家同化了，要從儒家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是中國文化最基本的主干，它最基本的就是兩個方面：一是家庭，一是學校。 儒家對信仰很寬容，敬畏之心只是通過祭天、祭地、祭祖形成的。但這也有問題，沒有制度性的東西，復興起來就困難。 儒家另一個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教育，家庭的教育和學校的教育。這仍然是中國文化發展、復興最核心的東西。不能用其他宗教的方式來理解我們的儒家。 童世駿回答現場學生關于人類是否有可能就正義的理解達成共識的提問： 對正義的理解能否達成共識？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相信能達成共識是我們應該采納的一個實踐態度。相信對正義的理解最后能夠達成共識，是一種責任。如果不抱這樣的希望，我們的世界會比我們現在感到的悲觀局面更加悲觀。一旦相信我們能達成共識，我們彼此就會比較尊重對方，愿意聽別人的表白和論證。 為什么要有道德？在傳統社會中這不是問題，現在則成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難道要等到達成大家都認可的“為什么要有道德？”的結論之后，才去道德地生活嗎？并不是。我們在尋找“為什么要有道德”的答案過程中，在尋找“為什么要堅守正義的原則”的過程中，回答著這個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盡己所能，愿意傾聽別人的建議，愿意寬容別人按照他們關于正義的理解來生活。我們通過實踐來解決理論問題。我覺得儒家的力量就在這里，它通過符合人情、常識的生活來回答一些在理論上看似無解的問題。
最終哪一天能達到共識不知道，但是你相信能達到共識，為之付出努力，這是一種責任。儒家文化告訴我們重視日常生活、重視人情、重視親情，換言之，在我們傳統文化當中，存在著尋求對于正義的理解的傳統。我覺得這樣一種傳統文化，是我們理解正義的最重要的資源，它給我們一種耐心、一種寬容、一種誠意，去和其他的民族的人們一起，尋求對正義的共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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