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下一個城市副中心,很可能出現在2019年的北京南部。這一年,首都新機場投入運營,按規劃預計將會有超過100個航空小鎮出現。永定河沖積平原上的大興區榆垡鎮,有“京南門戶”之稱。據估算,約13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承載了50多個行政村、6萬多人的繁衍生息,其中超過八成為農業人口。
(責任編輯:白雪松)
這是北京南部長期發展遲緩的縮影: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市平均線。北京有全國最好的教育資源,但南部遠遜中心城區,并且自城區向南一路遞減,直接造成南部“低就業、低收入”。正是這種北京南部“距天安門最近的發展洼底”,使其具有后發優勢。按遠期估算,當北京新機場每天進出港旅客達30萬人次時,按1∶1的比例,直接就業將達30萬人,按照產業輻射周邊間接就業人員2~4倍比率,間接從業人口突破100萬。新機場周邊30公里內會形成一個超過150萬人的中型航空城市,堪稱一座新城市。“繞著北京轉,覺得是老天留的好地方。”從選址到論證都參與其中的國家發展改革委綜合運輸研究所研究員董焰說。 重要的是,北京南部沒有像通州那樣,因為強烈的行政主導色彩而成為房地產商和投機客的戰場。這種投機又迫使政府采取強硬手段,凍結人口、土地政策。城市副中心,從北上廣開始,陸續進入官方規劃的視野。但如何以合理的心態、正確的觀念對待,卻有待充分討論。 《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40)(草案)》啟動為期一個月的社會公示,預計9月22日到期。該草案中提到,在“主城區-新城-新市鎮-鄉村”組成的市域城鄉體系下,搭建由“城市中心、城市副中心、地區中心、社區中心”構成的城市公共活動中心體系。其中的城市副中心,是面向市域的綜合服務中心,兼顧強化全球城市的專業功能,包括9個主城副中心、5個新城中心和2個核心鎮中心。 提出副中心建設的不止上海。《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11~2020年)》提出,要形成“一個都會區、兩個新城區、三個副中心(花都、從化、增城)”的多中心網絡型城市空間結構。而廣州市委十屆九次全會提出,要把南沙新區建設成為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樞紐、珠三角匯集高端要素的先導區、廣州城市副中心。 城市副中心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規劃影響。政府可以通過制定副中心規劃,引導人口、產業向城市中某些區位集聚,促進副中心發育。但政府規劃的作用也非萬能。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已明確不提“產業中心”定位,強調只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但30年下來,北京一個中心都沒少:產業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等。市場無法替代政府,以市場試錯替代政府規劃也不可行。在不動產上,一旦實物形態形成,糾正太難。怎么辦呢?需要規劃的時間觀念。 編制“十一五”規劃時,我們首次把政府和市場在一些發展目標上的不同要求通過發展指標體現出來。經過“十二五”,“十三五”仍要繼續堅持探索如何處理市場和政府關系。政府與市場關系要探索,依法治國路徑要探索,“多規合一”在摸索……這就是說,在城市副中心從規劃到建設上仍然要尊重實踐,容許犯錯但避免無法彌補的錯誤。很多人都認同一個觀點,即京津冀一體化發展設計,要經得起歷史檢驗,需至少覆蓋一、二百年的眼界。這就像鄧小平的“一百年不動搖”一樣,是不容討價還價的。“城市副中心”這樣的重大課題,就像列車在高速行駛中裝、卸貨:政府有裝有卸,市場也有裝有卸,著急不得,欲速必不達。 世界上比較著名的副中心規劃包括法國的巴黎拉德芳斯區建設規劃、日本首都圈計劃中的3個副都心規劃、紐約下曼哈頓西南規劃的巴特利花園城副中心等,從提出概念到變成現實,大多花了半個世紀,最短也要三四十年。
城市副中心是空間概念,但同時也是時間概念。唯有時間,可以防止“超前規劃”“大躍進”等無法彌補的錯誤。我們提出首都新機場“副中心”,事實上就是說,上海、廣州多元“副中心”布局,觀念上更為理想。因為多中心既可以避免投機、炒作,又可以分散行政力量的動能,使之無法實施過于激進的“總動員”。在依靠政府的力量、市場的力量同時,我們也信賴時間的力量。畢竟,我們的祖先在規劃西安、南京、洛陽、北京時,抱持著的,無不是萬年基業之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