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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記者 江然 余蕊均 楊棄非 新加坡報道 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 著名城市規劃學家芒福德說，“大城市是人類至今創造的記憶最好的器官”。 城市的繁榮興衰，記錄著國家的發展足跡，且和經濟相輔相成、相互促進。同時，城市又是一個復雜有機體，有著獨一無二的脈絡和肌理，包羅萬象。它的不可逆性也決定了一旦“生病”，需要及早“治療”。 “如果沉下心去研究，規劃得當，一切大城市病都能解決，沒有什么好難的。”這是新加坡“規劃之父”劉太格所堅信的。2015年，新加坡建國50周年，BBC專門撰文，文章標題就叫《新加坡50歲：從貧民窟到摩天大樓》，對劉太格所大力倡導的、也是聞名遐邇的“組屋”（公共住宅）系統評價頗高：這不只是房屋修建，這是一個國家的修建。 離開政府職位的劉太格依然是新加坡國寶級人物。79歲的他開始創業，公司名字是父親當年用過的名字。他說明年就是標準的“80后”、“更年輕”，這個年齡創業是因為還有很多理念想傳遞，“規劃師的終極目的是提升民族尊嚴，讓世界不再盲目崇拜西方。” 最近20年，他把規劃、建設、治理新加坡的經驗和理念帶到中國，并且已為近50個中國城市做過規劃。眼下的中國城市規劃，站在一個新關口，如同當年的新加坡，正努力完成“從無到有”向“從有到優”的轉變。 按照發達國家城市化發展的規律，中國已進入高速城鎮化中后期，80%的經濟總量來自城市，超過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未來這個數字則將超過70%。十九大以來，“美好生活”、“以人為本”、“和諧宜居”這樣的詞匯被反復提及。劉太格在新加坡辦公室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采訪時，千里之外的北京，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好閉幕，會議進一步強調了高質量發展。 劉太格感受得到這樣的變化，他認為中國已經具備最適宜城市規劃的環境，“現在要用心做的，一是把規劃方案做好，二是規劃法治化。”末了，他又叮囑，“不要操之過急。” 一只大鵬鳥和50只火雞 NBD：新加坡是世人皆知的好城市，您的規劃理念得到了證實。現在回過頭來看，您理解、堅持的規劃定義是什么？ 劉太格：城市規劃包羅萬象，涉及方方面面，空間、經濟、交通等等，規劃處理的是一個綜合問題。簡單說，一個規劃方案，無論是大城市還是衛星鎮，要用真功夫把動聽的文字和數據變成合理的空間布局，最終落到一張藍圖上，并且方案中的每一條線，每一片顏色都能說清楚為什么。 規劃沒有什么好神秘的，道理都懂，但下真功夫很難。 NBD：明確了這個定義，您先后效力新加坡建屋局和重建局兩個關鍵職能部門，也剛好是一個城市“從無到有再到優”的階段轉變。理念上發生了什么變化？ 劉太格：建屋局是做中等規模的規劃，到了重建局就是把過去所有東西融合起來，整體梳理。那時候我們做了一個“百年規劃”，總規時間范圍是從1991年到2091年，因為新加坡面積太小、人口太多，必須從長遠考慮，現在想來依然是個好事。 如今全球很多城市的規劃方案期限也只是15~25年，但我認為每個城市都應做一個長期的、整體性的規劃。就好像寫一本書，不能一章一章地寫，寫完第二章不知道第三章寫什么，要有整體章法。如果一個城市，50年后會長成一只大鵬鳥，應該提早把整個大鵬鳥畫出來，讓它慢慢長大。如果只做短期規劃，相當于畫了50只火雞，綜合起來像，卻并不是真的大鵬鳥。 大家喜歡新加坡，也是因為新加坡是按照大鵬鳥的規劃方案來做的。當然這只大鵬鳥還在成長，新加坡人口已經突破570萬，最近我提議做千萬人的規劃方案。 這個理念中國很多城市也在接受，比如西安、福州、昆明，人口是七八百萬，我建議做一個50年～60年的規劃，人口做到1200萬左右，他們都接受了。 NBD：做這樣一個長期規劃，對主政者和規劃師來講應該都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所謂“真功夫”怎么練？ 劉太格：人們稱我是新加坡“規劃之父”，我覺得夸張了，當時執政者提供了很大的空間，同時也是一代規劃師的智慧。但有一點我可以不謙虛地說，從建屋局到重建局，就是長達幾十年的學習。 首先，建屋局具體職能是規劃衛星鎮，這個經驗對規劃師來說非常珍貴。這是一個從無做到有的過程，今天新加坡衛星鎮的模式、內容以及它的宜居性，我想在世界上肯定排在前列。 做完規劃之后做建筑設計，公共住宅每一戶、每一寸面積，如何充分利用都要有科學依據，然后再做施工監理、物業管理。那時我的工作一方面是規劃師、建筑師，同時也是開發商，因為我們不僅做住宅，也做相關配套，商業、工業，學校，還有體育場館，我們按規劃條件選好土地之后，讓政府的相關部門建設。 物業管理的優點就在于可以接收許多居民的埋怨。鼎盛的時候建屋局有15000人同時運轉，責任重大。而我有一個小團隊，包括工程師、建筑師，還有很重要的社會學家，一定要用社會學家的眼光看城市發展規劃。 最高峰的時候有12位擁有社會學博士學位的專家幫我分析問題。每1、2個月，他們會對過去做錯的地方進行分析、得出結論。所謂做錯就是規劃方面的缺陷、建筑平面布局的缺陷，以及還有哪些沒有想到的好的理念，分析之后放到下一輪規劃和建筑設計中。 這樣整套的、不斷改進的工作連續做了20年，學到不少功夫。很多人問我最得意的衛星鎮是哪一個，當然是最新的那個，因為吸納了好的主意，把過去的毛病都改掉了。但遺憾的是，一般的規劃咨詢公司的工作方式是把方案做完交給業主就不跟蹤了，正確與否，不得而知。 一張“合理”藍圖干到底，很關鍵 NBD：規劃做出來，它的合理性怎么去論證？又怎么一以貫之地堅持下去？ 劉太格：新加坡的規劃方案是法律嚴格保護的，不許隨意改變，執行也嚴格按照規劃方案來。那時候我對方案的合理性有相當把握，所以比較敢嚴格執行。不過即使這樣，每次政府部門或者開發商要申報開發項目的方案，我也會鼓勵他們對規劃條例提出需要修改的意見。幾乎每個月，我都會收到5～7條意見，把它們提出來開會征求意見，合理的我們就修改。這個修改不是針對某個開發商或個體的需要，而是針對所有相關方的修改。 所以，一方面我們的總規很嚴謹，聲譽很高；第二，執行很嚴格，包括部長們都不能改；第三，不斷征求意見（開發商、其他政府部門）。 我甚至不許我的同事用“有靈活性”這幾個字來形容規劃，這句話就意味著可以隨便改，我們是要根據一定的程序來調整。決定要調整的話，要給律政部同意后才行，修改后一公布就變成新的條規。 NBD：對，現在都講一張藍圖干到底。 劉太格：一張藍圖干到底，是很關鍵。規劃方案做得好，干到底當然是好事。在鼓勵做遠期規劃的同時，我更想強調的是把規劃本身做到位。 規劃這門學問很抽象，中國有句話是自古文人相輕，現在是規劃師相輕。規劃師的理論，要在三四十年后才能看到效果，這也是規劃的巨大挑戰，經常是理論越“性感”，越動聽，就越有號召力，越有人信奉。 所以我要談第二個問題，就是思想轉變。在城市發展規劃上，我更認為應該把握當下，而不是一味強調創新、面向未來。人們總說大城市病，如果把城市比做病人，規劃師這個老中醫要知道的不是未來，而是今天這個病人病在哪兒，什么是比較合理的治療方法，怎樣把他醫好，怎么標本兼治。所以如果一個規劃師要搞思想轉變，重點應該是沉下去，了解城市居民基本生活上的功能需要，而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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