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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評估城市發展的可能性:重建城市規劃是否更好?

時間:2022-08-24 09:12來源:中國規劃網 作者:為之
    直到2020年3月,這似乎一直是一個普遍的真理:“無論何時何地,只要社會繁榮興旺而非停滯衰敗,那么有創造力的、可塑的城市一定是這一現象的核心。”這句話出自最受尊敬的城市和社會理論家之一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撰寫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曾經,與她的智慧相對抗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不可否認,幾千年來城市一直是文化、商業、教育、工作和娛樂的中心。
    然而,新冠病毒出現了,努力奮進的人類突然有了一個大麻煩:新冠肺炎能夠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迅速傳播,導致人們之間的相互靠近有可能變得致命。于是,城市中心被清空,公共交通等重要生活設施的安全受到影響,工作方式在一夜之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購物和藝術等生活和休閑追求被迫中斷。如今,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一年后,人們的恐懼和迷茫有所緩和,樂觀情緒逐漸顯露,因為新的疫苗提供了消滅該病毒及其變種的希望。然而許多人認為,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才能使世界各地的人們——尤其是城市居民——樹立信心,并重新期待疫情前的生活。
    那么,城市生活將何去何從呢?看似無懈可擊的城市如今正在衰落嗎?在那些精于對城市及其運作方式進行思考的人們看來,“城市已死”是個過分夸大的說法。對于一部分人來說,歸隱鄉村可能很有誘惑力,但是城市思想家仍然堅信城市是人類社交、商業、創新和創造的最大希望。因此,對一些人來說,新冠疫情實際上提供了一個加速變革的機會。 
    處理社會不公問題是一項早該進行的重要變革。在一些專家看來,城市規劃是處理社會公平和包容性的心板塊。“在北美(尤其是美國)乃至全世界凸顯出來的社會不公問題表明,圍繞公平和包容提出的原則和戰略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它們是必需品。”理查德·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表示,“事實上,如果沒有它們,城市在未來就無法保持競爭力。” 
    理查德熱衷于對城市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思考,在這方面他是先驅。在他看來,新冠疫情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幫助人們對城市生活進行一次徹底的重新構想。現在他正在將他花了許多年完善的想法落于實處,通過城市規劃來促進社會公平和包容,例如提供更多住房以緩解人口擁擠,提供獲得醫療保健等重要服務的平等機會等等。理查德希望更多的城市能夠圍繞公平發展和可負擔住房推出計劃。而考察疫情后的社會狀況的確有助于促進計劃的實施。“我確實認為,隨著可購的商業地產的大量出現,可能會出現過剩的情況。因此,使這些房屋價格變得可負擔,并利用好商業地產領域的各種機會,對于我們來說非常重要。這發生在工業經濟中,許多工業區都被改造成住宅區。”
    理查德很清楚的一點是,城市規劃所立足的基本要素必須改變。“長期以來,城市發展是為了將創新、增長和效率最大化。這些是我們過去評估經濟的指標。而現在我們認為,評估經濟的原則是包容、公平和復原力。”要將這些原則付諸實際,城市就需要放棄自身作為增長引擎的定位。過度中心化的大城市或許可以由許多更小的中心相代替。它們聯結在一起組成新的城市模型,豐富城市的多樣性,從而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和復原力。“我們可以不假思索地說,新冠疫情給我們的啟示之一就是世界上許多經濟體都高度依賴當地服務和小型企業。”理查德說,“我們需要考慮的是:我們賣給其他經濟體的商品和服務是什么?我們是否促成了技能的多樣化?”
    因此,也許走向本地化——或者至少更加強調本地化——是城市更好的發展方向。這是城市發展顧問羅杰·范登伯格(Rogier van den Berg)的建議。他說:“許多將自己定位為‘經濟動力站’的全球城市缺乏基本服務,也缺乏可供人們消磨時間的有趣的地方……這告訴我們,讓人們能夠方便地享受到當地的生活設施,能夠愉快地走街串巷,是多么重要。” 
    社會上還存在一種反對城市的論調,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認為城市的“密集性”是負面的。這種觀點在疫情期間變得格外突出,但范登伯格認為它并不合理。“城市不僅僅意味著密集,它更意味著獲得服務。”幾十年來,“密集”在人們眼里一直等同于鱗次櫛比的塔樓、密密麻麻的灰色基礎設施(道路、橋梁、鐵路、管道等)和大量的污染。然而,一個密集的城市也可以由四層樓的低平建筑、良好的交通和美麗的街道組成。“像巴塞羅那那樣的歐洲城市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總結道。 
    其他人也不認為密集性應為新冠疫情的蔓延負主要責任。著名的來自倫敦的福斯特建筑事務所的建筑師布魯諾·莫斯(Bruno Moser)和保拉·佩特科瓦(Paula Petkova)指出,在加劇疫情傳播方面,城市的不良規劃和社會的不公比密集性負有更大的責任。“要控制傳染病的流行,必須確保人們擁有合適的住房和足夠的空間來自我隔離,從而能夠帶薪休假或遠程工作。這比處理密集性問題更重要。” 
    事實上,密集性可以是正面的,如果它在地方層面發揮作用的話。在新冠疫情發生之前,“15分鐘城市”的概念已經逐漸受到重視。它指的是工作、家庭、娛樂、商店、教育和醫療保健都在步行或騎自行車一刻鐘的路程范圍內。這個概念得到了一些目光長遠的市長,例如巴黎的安妮·伊達爾戈(Anne Hidalgo)和米蘭的朱塞佩·薩拉(Giuseppe Sala)的擁護。佩特科瓦說,它在疫情期間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全球封鎖迫使人們縮小活動空間,重新發掘他們身邊已經非常熟悉的一畝三分地。事實上,CityLab就把社區地圖眾包出去,讓世界各地的人們參與到地圖的繪制中。這些手繪地圖像是一張張藏寶圖,當地的公園和花園、熟食店和街邊咖啡館相連相通,令人驚艷。“
    但這并不意味著社區就是城市生活的全部。遠非如此。小型社區并不會削弱大型文化活動中心或商業活動中心的必要性。一條充滿活力的商業街并不會消除對大型零售的需求;當地的社區中心也不會否定文化性建筑的重要性。佩特科瓦認為,這兩極相輔相成,為市民和游客創造了一種新的選擇,讓他們參與到日常生活的小事和集體生活的大事中。不過,在疫情期間,許多人心中的問題還是圍繞著工作空間。沒有它我們能活嗎?城市思想家卡洛·拉蒂(Carlo Ratti)認為不能。他認為工作生活和社交對于獲得意外之喜至關重要。“正如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幾十年前所論證的那樣,”拉蒂說,“正常運轉的社會不僅由親密關系的‘強關系’所支撐,也由泛泛之交的‘弱關系’所支撐。”工作生活中的弱關系連接起我們的社交圈,更能幫助我們發現新的觀點,挑戰成見,促進創新及其傳播。 
    然而,如何使用工作空間,如今肯定是一個有待爭論的話題。這場疫情教會了我們如何在家工作,也讓我們懷念在辦公室工作。在辦公室和家之間是否存在中間地帶?莫斯有一個創新的解決方案:“我們預見到將會出現更靈活的辦公室類型,例如位于總公司和家庭辦公室之間的社區辦公室。”社區辦公室就像一個備有日常必需品的社區商店一樣便利。它將提供穩健的IT基礎設施、符合人體工程學的辦公設備,可供同事會面,從而方便地將家庭生活和工作生活分隔開來。 
    社區辦公室的好處有很多:僅靠步行和騎車就能很方便地到達;它還能把更多的工作空間帶回到我們當地的社區,使它們充滿活力。未來,若彈性工作制普及,社區辦公室能夠為員工提供在家辦公之外的另一個選擇,以幫助他們更好地調節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因此,一個典型的總公司可能會仿效希臘的阿哥拉(agora,原意為集市,泛指古希臘以及古羅馬城市中經濟、行政、社交、文化的中心),”莫斯說,“成為一個供人們交流思想、加強共同文化的聚集地。”
    暫且不論它們是否會成為阿哥拉,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是:這些地方之間的交通狀況如何?城市規劃的一個無止境的追求就是讓交通運輸更便捷,而這在疫情中受到了嚴峻的考驗。雖然疫情前許多人都認為我們正越來越少依賴汽車,但如今的現狀則更加微妙。“疫情讓我們看到,在規劃交通基礎設施的時候,我們必須考慮到更加主動的通勤方式,包括自行車和微交通,”理查德補充說,還包括共享自行車和共享滑板車,以及其他更靈活的主動交通。他告誡人們不要懷有烏托邦式的城市改造的幻想,要用一定的實用主義來與之平衡。“我們談論自行車道和主動交通,這很美好,”理查德說,“但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這也很昂貴。因此,我對于城市提出的建議之一,就是弄清楚現實是什么樣子。你把錢花在哪里?你是否打算建立一個主動交通運輸的系統?如果是的話,你需要哪些投資?” 
    對于像巴西圣保羅這樣的巨型城市,交通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如此大的城市面積使得通行變得十分困難——通勤時間可以持續幾個小時。因此,需要的不只是一個交通計劃,而是一次徹底的重新構想——考慮建立更多的城市,這就是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薩斯基亞·薩森(Saskia Sassen)的建議,他研究了全球化和經濟結構調整所帶來的影響。“世界需要更多中型城市。活在今時今日,我們很容易認為城市的建設已經大功告成了,我們可以著眼于城市的發展。對于許多運作良好的中型城市來說的確如此。但那些超大城市不應繼續向外擴張。我們必須遏制城市蔓延。” 
    新冠疫情作為一場“危機”,在“危險”中創造了“機遇”,或許能激發城市主義的復興。莫斯將新冠疫情與維多利亞時期倫敦的霍亂和肺結核流感作類比,后者為一系列的城市改進措施鋪平了道路,包括引入公園和污水處理系統,還有住房改革。他對城市的光明前景感到樂觀:“我們應當利用好這次‘危險中的機遇’,來催化一場積極的、長期的城市變革。”
    理查德·佛羅里達表示同意。“我們知道,在歷史上,城市化的勢頭比健康危機更猛烈,”他說,“事實上,1918年至1920年西班牙流感爆發后,世界上許多飽受摧殘的大城市都以復仇般的勢頭卷土重來。想想紐約、費城或倫敦,它們都在咆哮的二十年代復興,在大流感后蓬勃發展。”如此看來,城市并沒有死去抑或凋零。然而,我們仍需要大膽設想。正如簡•雅各布斯在1961年就認識到的那樣,城市需要改變。她的建議是:提升多樣性,增添活力。而這或許也正是在2020年代發展進步應遵循的準則。
  (責任編輯:白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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