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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發展”詞組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這是一個極具中國時代精神的時尚術語。“發展”是城市進步的硬道理。同時，我們必須考究城市發展的軟道理。
城市面臨重重危機
來勢迅猛的“現代城市硬件”的沖擊前所未有，城市發展開始出現一系列危機———城市模式的雷同性日趨增強、城市文化的差異性逐漸模糊，趨于沉重的交通負荷壓力降低了城市運行效益……
歐洲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使人類開始大規模離開鄉村流入城市，蒸汽機、地鐵、汽車、電梯、電燈、電話、電影、抽水馬桶以及裝配式建筑改變了世界城市的布局及其命運。
現代城市理念在“工業革命”時代萌生，城市開發模式在“工業文明”四大原則（標準化、專業化、同步化、集中化）基礎上漸變形成，城市規模隨工業區擴大而急速膨脹。歐洲與日本在“城市硬件”方面率先受惠于“工業革命”系列成果，城市現代化發展程度領先于世界。
未能經受200年“工業革命”洗禮的中國城市與其說是在20世紀末葉20年期間快速接受了“工業革命”的成果，不如說是突然受到“工業革命”成果的沖擊———從地鐵到高速公路、從集裝箱到超級市場、從地下車庫到購物中心……來勢迅猛的“現代城市硬件”正在改變中國人的心態及生活與工作方式，對于傳統文化、傳統生活方式的沖擊程度前所未有，人們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也在發生激變。與此同步的城市發展在“普及”、“深入”與“交織”的過程中開始出現一系列城市危機———城市模式的雷同性日趨增強、城市文化的差異性逐漸模糊，趨于沉重的交通負荷壓力降低了城市運行效益……
面對多元文化的內外滲透以及社會各類組織的多重整合，城市規劃、城市開發以及城市管理的“盲區”與“誤區”與日俱增，城市控制、城市管理如何從系統上予以敏感而又切實的應對？城市高層幾乎束手無策。
如何面對前車之鑒？中國城市現狀是否正在重蹈發達國家覆轍？
當以網絡時代為標志的新“科學革命”將全球城市連成一體之際，中國城市開始躋身世界城市之林，信息與生活開始同時在同一地平線上流動……此時，在世界城市背景下，在強調硬件經營的城市開發過程中，面對無數困惑與危機，我們應當更為冷靜而又清晰地思考關于城市發展的另一個基本層面：全球經濟一體化，決不是全球城市一體化；中國城市發展與危機同步，從根本上處理與應對危機并不僅僅依賴“硬道理”，還需要立足于城市思想與戰略的“軟道理”。
“城市流行病”蔓延
各類城市“大動作”盡管被媒體炒作得五光十色，但是高成本、低效益的城市開發結局幾乎很少予以冷靜反思與檢討。其中，危害至深的首要城市問題是跟風的“城市流行病”。
20世紀末葉，毋庸置疑，中國城市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但是，從國家到城市、從環境到資源、從自然到文化也都為此付出了相當沉重的代價。
不少關于診治“城市病”的應對政策以及整治城市環境的應急措施，尚未從根本上把握城市發展的命脈與文脈。究其原因，與過于注重各項“經濟指標”疊加而成的政績，或者一知半解地追逐裝點表面化的重點項目不無關系。各類城市“大動作”盡管被媒體炒作得五光十色，但是高成本、低效益的城市開發結局幾乎很少予以冷靜反思與檢討。其中，危害至深的首要城市問題是跟風的“城市流行病”。
20世紀80年代初，深圳推出旅游項目“錦繡中華”，于是，雷同或類似“錦繡中華”項目在各地紛紛上馬，結果曇花一現，絕大多數中途夭折或最終倒閉。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仿古一條街”風行全國，假古董盛行，扭曲傳統與地方文化，至今留存非常有限。
20世紀80年代后期，模仿美國硅谷開發模式，許多城市的高新技術園區均以“谷”命名，諸如“光谷”、“天堂硅谷”等不一而足。
20世紀90年代初期，“廣場風”幾乎刮遍全國；更有不少中小城市不切實際好大喜功建大廣場，內容大而空、形式大而無當，勞民傷財。
20世紀90年代后期，“新天地”
在上海舊城改造進程中問世，隨之各地類似或雷同“新天地”的項目風起云涌，似乎評價城市舊區改造的成敗僅僅需要以與“新天地”的仿制距離來衡量。
20世紀與21世紀交替之際，“大學城風”遍及南北，攀比規模，唯恐落后。對于大學遷址以及規模擴大通常搞“拉郎配”以及“快速擴張組合”，而沒有對大學本體的教學與研究實際需要進行前期必要論證，導致一些大學戰線過長，管理失調，出現系列困境。
21世紀初，“會展中心熱”在一些城市有增無減；會展中心確實利用率高嗎？在運營成本上確實可以實現自給嗎？結論仍然不明朗。其實，多數已建成的會展中心閑置率高，需要政府巨額財政補貼�？墒怯姓l曾經向納稅人說明這些城市財政的隱憂呢？
CBD（城市商務中心區）旋風目前仍在席卷神州大地，許多城市都在比拼，競相建設引以自豪的標志性CBD；與其同步的“流行病”是從北京傳出的SOHO熱，從項目商業策劃、規劃直至上級主管審批，無不以掛上SOHO為現代標簽；
中國地域文化與經濟狀況存在明顯差異，每一座城市接受“CBD”概念的規劃與發展模式應該有所區別。20世紀90年代，某大城市有一個軍用機場交給地方，城市有關部門決定以此機場基地開發“CBD”。在項目論證階段，有學者提出：“如果我們作出對立思考，在這個機場不開發‘CBD’，而是逐步開發成一個‘城市森林公園’，對于改善城市居住生活品質不是更為適當嗎！本市人均綠地擁有率在全國城市之列偏低，機場周邊皆為居住密度高的街區，如果這里有一座‘城市森林公園’，將會卓有成效地提高城市整體性居住環境品質。”
目前，對應于市區所留存機場如此大規模的“寶貴空地”，中國城市決策者關于城市發展的習慣性思路是將“空地”變成效益高的房子和商業廣場，幾乎沒有人愿意去建什么“城市森林公園”！甚至會嘲笑提出“城市森林公園”建議的學者是多么天真和“缺乏商業頭腦”！
此外，“大劇院熱”、“市政中心遷址熱”與“標志性建筑熱”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城市管理者的工作重心及政績重點往往是那些顯而易見的重點項目……
“城市流行病”與“跟風熱”的根源在于缺乏具有獨立思考的獨特城市發展戰略，思維模式與決策途徑僅限于“硬道理”。首先是打造張揚性的城市排場“規模”與“表象”，沉溺于不切實際的發展浮夸風，制造了一系列“豆腐渣工程”與“破壞性開發項目”；一味追求“城市規模經濟”，卻在本質上忽視了“城市生存空間品質”。
反思中國城市發展過程遭遇“流行病”所產生的系列病狀及后遺癥，病根在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對于城市發展前景預測不足。當時，我國極其缺乏既具有國際視野又熟悉國情的城市戰略家，以致在全國城市發展起步階段所制定的關于城市發展政策沒有國家城市文化發展戰略的配合，對于各地城市文化的保護與延續尺度缺乏系統科學的定位。這樣，也就失去了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初期城市發展起步階段控制城市規劃、控制國家土地資源、控制城市開發尺度、控制城市生活環境的良好時機，等到城市問題成堆、“城市病”積重難返之際，才開始推出各種應急與補救措施。
可是，城市建設的“地表時間痕跡”太重！
山挖了、樹砍了、屋拆了、湖填了、路堵了、樓炸了、人走了，不少城市失去了應有的文化內涵和寶貴的歷史魅力。
這是一個時代的遺憾，也是一個歷史的見證。
時光倒流中思考城市
世界上存在不少城市電視塔，但卻只有一座龜山！如此擁有兩江交匯、兩山相峙山水自然景觀的城市中心舉世無雙，可以基于一千條理由將電視塔選址于龜山之外的適宜地點，但是卻沒有一條理由以一座電視塔而破壞龜山的自然景觀。
在一個擁有兩千多年文字記載歷史的文明古國，時光倒流的思考方式是中華民族的本性。
在歷史進展的任何時刻，“懷舊”與“反思”并非倒退與復古，而恰恰是溫故而知新的途徑。當這個時代，城市發展的速度過快而簡直來不及沉思之際，適時將審時度勢的基點退回到一個特定的歷史性時刻，或許可以獲得新的見解與啟示。
其一，深圳的故事。
讓歷史畫面的“蒙太奇”回到1980年———中國城市百廢待興，改革開放的號角呼喚城市現代化的春天。1980年2月，上海灘春寒料峭，筆者參加了同濟大學城市規劃教研室當地一次重要會議，討論北京某院提出的“深圳經濟特區規劃”。
深圳！一個震撼人心而又充滿神秘色彩的地名。盡管在當時的中國地圖上還找不到這座“城市”的準確位置，但是“特區”所帶來的陌生而又新鮮的直覺激起心中南國新城空間想象力的千層浪花。
一張79cm×92cm的“深圳經濟特區規劃”總平面圖掛在墻上，拘謹的街區路網從寶安縣城與香港接壤的羅湖火車站向周邊有限地延伸，作為現代城市的若干基本功能節點與社區顯然被省略或被忽視。當時，徐循初教授指出：“千萬要注意特區發展過程中汽車快速增長的趨勢，一方面需要新建筑配置地下車庫或地面停車場，同時則需要考慮作為城市主干道的交通流量及其適應可持續性發展的備用條件。”陶松林教授就城市中心規劃定位提出良策：“未來的深圳特區將主要朝什么方向發展？直接關系到城市中心區定位；目前的選址應該與未來城市社區格局的重心適當吻合”。阮儀三教授的意見十分明確：“作為特區的新城區開發應該與保護寶安縣城舊城區有機結合，務必保住特區城市文脈的根……”
20年后，作為深圳特區城市文脈的“根”———寶安縣城這座當年邊陲小鎮的舊街區幾乎蕩然無存；城市中心區轉移至福田，羅湖區由于“停車難”而似乎出現衰退跡象……
從“深圳城市現象”可以看出：作為一座“特區城市”的發展，盡管經濟發展、城市建設已經開花結果、枝繁葉茂，可是作為解釋與見證這座“特區城市”發展的軟道理卻顯得相對薄弱，仍然需要歷史的積累與文化栽培。
其二，廈門鼓浪嶼的石板路。
1979年初夏，我第一次到廈門鼓浪嶼作建筑測繪。光著腳丫踏上小街高高低低、彎彎曲曲的石板路，仿佛身心貼近大地，感受到鼓浪嶼海島石筑的自然生活情調。這是永遠難以忘懷的大海之戀，每當想起鼓浪嶼，首先就會想到島上異國風情建筑與相思樹之間那一條條深深地蘊含人性尺度的石板路……
建設一座城市，事實上是營造一個地方居民的生存方式與生活氛圍。19世紀中葉以來，由于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導致清政府“五口通商”的歷史背景，鼓浪嶼開始形成一個擁有歐洲生活情調的海島社區。盡管建筑風格是歐洲舶來品，但是建筑材料和鋪滿街巷的天然石板卻是來自本地。這是一種歷史見證，也是廈門城市編年史的一頁。
2003年再次去鼓浪嶼，當年的小街石板路已經無影無蹤，取而代之的是一塊塊規整平淡的水泥板。天然石板與人工水泥板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質感，也是兩種城市美學意識及其審美價值觀的體現。如果當年遺存的環境典型元素被隨意更改，鼓浪嶼還會是我們記憶中難以忘懷的鼓浪嶼嗎？！
其三，江城武漢的眷念。
1966年，我第一次到武漢，覺得這是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城市。長江與漢水在武漢匯合口的西側與南側，龜蛇二山拔地而起、隔江相望。毛澤東生前非常喜歡武漢的山山水水，曾經滿懷激情寫下“龜蛇鎖大江”的壯麗詩句。
20世紀90年代，一座電視塔突然在龜山頂傲然屹立。頓時，龜山的整體視覺尺度降低，顯然，龜蛇二山已經難以“鎖”大江！據當時武漢有關報道，電視塔主管部門認為：“電視塔選址建在龜山頂完全合適”。城市規劃專家卻持有不同見解：“龜山頂如果建電視塔，將會破壞作為山水城市武漢的天際輪廓線。電視塔決不能建在龜山頂，需要另行選址。”結果，城市規劃未能制約電視塔主管部門的決定，龜山被壓在高高的電視塔下，留下歷史的呻吟。
這種現象曾一度在中國城市具有相當普遍性：“與天斗、與地斗，重點工程破壞自然環境理所當然”；“領導講話重視城市規劃、領導批示否定城市規劃”———無疑，電視塔凌駕于龜山頂正是武漢的一大歷史遺憾！
一次夢境：漢陽龜山頂上的電視塔被三架直升機整體吊裝移位至沌口，龜山恢復原景，晴川瀝瀝、芳草萋萋，碧空遠影、大江東去。一位武漢建筑界學友對我說：“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真希望龜山能重現本來面目。”
眾所周知，世界上存在不少城市電視塔，但地球表面卻只有一座龜山！如此擁有兩江交匯、兩山相峙山水自然景觀的城市中心舉世無雙，可以基于一千條理由將電視塔選址于龜山之外的適宜地點，但是卻沒有一條理由以一座電視塔而破壞龜山的自然景觀。
城市發展的軟道理
道路、通訊、能源、環境工程等基礎設施標準和規范必須與國際接軌；民情風俗至生活方式、建筑風格至城市景觀、建筑材料至環境細部、人文資源至旅游景點務必注重地方特色，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城市必須積累形成與其他城市的差異性，有區別才能存在。
全球經濟一體化、國際分工與協作、生活空間品質、地方文化特色逼著中國城市進入21世紀世界城市發展的“十字路口”。
“環境”、“交通”、“產業”、“風格”成為中國城市進入21世紀發展所面臨的戰略問題焦點。截至目前，中國城市發展戰略的困惑基點是“城市文化危機”、“城市定位模糊”以及“城市環境隱患”。其根源在于城市思想領域荒蕪，民族思維方式的劣根性將城市決策潛移默化，以“隨大流”和“跟形勢”的中庸心理扼殺了獨立思考的軟道理。
可以這樣認為：目前城市發展現狀的無數遺憾正是缺乏軟道理支撐所造成的系列“開發性破壞”與“破壞性開發”。
面對遭遇系列“開發性破壞”與“破壞性開發”的城市局面，中國城市首先必須明確與城市“軟道理”相關的基本概念，需要從根本上懂得什么是“城市文化”、什么是“城市文脈”？什么是城市的“文化戰略”？城市的“根”究竟在哪里？城市最有文化價值的“城市元素”是什么？你所在的城市與其他城市的“文化區別性”何在？城市規劃的“文化主題”是什么？城市的文化如何接受歷史的檢驗與“清算”？
今天，我們需要站在21世紀的時代臺階上考究城市發展的“軟道理”：
一、城市硬件國際化、城市軟件地方化。道路、通訊、能源、市政、環境工程、城市信號標志等基礎設施標準和規范必須與國際接軌；民情風俗至生活方式、建筑風格至城市景觀、建筑材料至環境細部、人文資源至旅游景點務必注重地方特色，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植根一方城市的生命。城市必須積累形成與其他城市的差異性，有區別才能存在。
二、文化擦亮城市面孔、思想決定城市戰略。城市之間在經濟、科技等所有領域的競爭，最終較量的城市力度是城市文化。任何城市的生命基因是凝聚歷史與文化的城市文脈。衡量一座城市發展健康的標準首先并不是規模，而是保持城市文化特色的程度。城市文化的凝聚力與歷史性閃光點是城市思想。沒有思想的城市無疑猶如沒有靈魂的人以及沒有主題的文章。
三、城市生存空間品質永遠第一。城市發展的基本點是確保城市生存空間的品質，“偉大”與“舒適”的區別在于城市工程的尺度定位。如果忽視居民生存空間的細部而一味追求標志性重點項目的顯赫與紀念性，將會在城市發展戰略方面產生誤區，甚至使城市發展方向誤入歧途。
以犧牲自然以及適宜居住環境為代價
所換來的某些“公害轉嫁項目”的悲劇不能重演！面對被污染環境的報復以及那些潛在威脅生命的“城市病”，我們是否應當冷靜地反思：在政績與無數經濟增長指標后面還隱藏著哪些憂患？
在城市發展的軟道理面前，何去何從？需要我們這一代人或許需要幾代人來回答這個問題。 （編輯：y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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