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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京、上海、廣州等多個城市均提出了建設世界城市的戰略發展目標。然而，在這一目標的背后，環境惡化、交通擁堵、產業空心化以及文化沖突加劇等問題正牽絆著這一愿景的進程。 在業內人士看來，相比于世界性城市紐約、巴黎、倫敦等，中國城市如今的模樣是“威權化”、缺乏科學系統規劃導致的結果。 以紐約為例，過往，這一城市也是商業凋敝、公園荒廢、社區破敗、地鐵崩潰、犯罪率極高；自2007年進行了新的城市規劃后，城市面貌煥然一新：公交使用率70%以上、100多歲的地鐵還在24小時不中斷地服務乘客、犯罪率全美大城市最低、人均壽命全美最高。 “紐約的這次城市規劃修編是從人文和生活需求角度進行規劃的，而國內大多數城市則是從經濟角度考慮，結果自然會如此。”洲聯集團CEO、中國城市規劃協會副秘書長趙云偉表示。 紐約的有機生長 近幾十年來，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紐約正處于從現代主義向后現代主義過渡的階段，城市的功能從最簡單的居住、生活、工作幾大空間逐漸向多元化的混合空間轉化。 在這一過程中，2007年版城市規劃的頒布成為了重新開啟紐約市的一個戰略轉折點。 貫穿156頁的規劃文本，以可持續發展為理念和以人為本為出發點，在多專業量化研究和公共參與的基礎上，共同制定了城市愿景以及一系列可量化的發展目標。 其中，重點重啟了城市定位問題。作為世界性城市，紐約首先確定了作為全世界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基本功能；其次是決定發展適應紐約街區式的城市格局的社區生活；再次是對重點地段發展的規劃；第四是濱水岸線的利用，提供更多的開放空間給市民。 “威權化”模式桎棝 與紐約的城市規劃相比，我國的城市規劃則往往顯得笨拙而蒼白。“缺乏對大城市的系統性和復雜性的重視和專業的量化研究。”AECOM公司中國區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總經理李鳳禹表示。 在他看來，國內在進行城市規劃時沒有對社會經濟、自然環境、城市交通、人本生活、基礎設施等諸多要素進行細致的調研和思考，往往是武斷地發號施令、貪大求全。 在數據分析方面，與西方現代的科學精神相比，國內城市規劃相關的基礎數據庫和量化分析少的可憐。數據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也備受質疑。 “這種化繁為簡的片面思維和主觀臆斷在缺乏相關系統科學論證的情況下，最終的結果只能是舍本逐末、畸形的城市結構，以及‘千城一面’。”李鳳禹表示，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規劃編制過程中“威權化”實施的結果。 長久以來，國內的城鄉規劃采用的均是“精英+權威”的主導模式，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推理模式，缺乏自下而上的社會各階層的全方位介入與意見反饋，造成了主導人群認識的局限性，和城市發展的不盡如人意。以北京為例，“單中心、攤大餅”的結構給城市造成了中心壓力過度和外圍組團的蕭條。“西直門立交橋曾經在短短幾年里就重建過3次。”李鳳禹說，這樣的規劃編制乃至決策過程如不改變，不僅造成了巨大的國民經濟浪費和生活的極度不便利，并且這樣的事情還會上演。 嘗試綠色的、規模小的發展 中國城市的道路應該怎么走？ “目前地方政府的稅收主要來自土地，這就決定了每個城市發展都是粗放型的、不斷擴張的城市化建設。”趙云偉說。 但中國城市必須堅持可持續的理念，以人為本，才能發展。趙云偉指出，在接下來的發展中，可以嘗試小的、混合的、高效的、綠色的功能區，從而慢慢取代將城市功能如商務、居住、休閑等按區域劃分的規劃狀態。 另外，趙云偉針對城市規劃問題又提出了一個在我國尚未能達到廣泛推廣的“容積率獎勵”制度。 “容積率獎勵”是指土地開發管理部門為取得開發商的合作，為其提供一定的公共空間或公益性設施的前提下，獎勵開發商一定的建筑面積。以紐約曼哈頓密度最高的街區為例，實施這一優惠政策后，在其設立后至1973年的10多年時間里，僅寸土寸金的下曼哈頓中心就有約4.45公頃(約44500平方米)的公共步行廣場由私人提供。 “規劃部門作為公共利益的維護者，應關注社會可持續性發展和綜合效益最大化。在此基礎上，引入‘容積率獎勵’對策，確立獎勵標準，將是一個多贏的局面。”趙云偉說。中國規劃網北京3月9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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