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華中路“四牌樓”街景。 記者倪黎祥 攝
“四牌樓”實為五座 如今僅存乙丑進士坊 60多年前遷至今中大校園內
1660年到1960年，300年的時間廣州有著怎樣的歷史變遷？反映廣州歷史變遷的廣州城圖像展正在東方文德廣場舉行，建筑、飲食和地圖等人文歷史的圖片，勾勒出廣州300年間的滄桑變化。其中的“四牌樓”牌坊圖片，尤為引人注意。對于“四牌樓”，上了年紀的老廣州絕對不陌生。上世紀初，它無論作為地名還是建筑，都是廣州的地標。
摘自：《后望書》
作者：朱幼棣
忠賢街
乙丑
進士坊
乙丑牌坊是為表彰明天啟五年（1625年）的廣東進士李覺斯、梁士濟、羅亦儒、吳元翰、岑之豹、尹明翼和高魁7人而立。
承恩五代坊
承恩五代坊，為何祥熊立。何祥熊，新會人，萬歷二十年（1592年）進士，最高官職任吏部尚書。
奕世臺光坊
奕世臺光坊則是為黃仕俊一家三代而建。黃仕俊于明萬歷三十年（1602年）被欽點為狀元，最高官職任文淵閣大學士。黃仕俊的祖父黃廷機、父親黃鎬，皆為當時的名士。
戊辰進士坊
戊辰進士坊，則是為梁衍泗和陳子壯等人立。梁衍泗，南海人，崇禎元年（1628年）進士，最高官職任副都御史。陳子壯才華橫溢、盡忠報國，崇禎皇帝曾稱贊道：“真是閥閱天南第一家啊！”特下旨建坊，以紀世德。
“四牌樓”有新舊之分
“四牌樓”起源于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年），是建于今解放中路口與朝天路口之間中山六路段周邊的4座木質牌坊：惠愛坊、忠賢坊、孝友坊、貞烈坊。惠愛坊紀念的是歷代自中原入粵的67位名宦；忠賢坊紀念的是廣東的49位鄉(xiāng)賢；孝友坊紀念的是廣東的54位仁者；貞烈坊紀念的是廣東的55位節(jié)婦。
省作協(xié)專業(yè)作家楊萬翔對“四牌樓”的沿革作過細致考證，他介紹牌坊依托巡撫署彼此映襯，互為犄角，圈出一個大型商業(yè)街區(qū)，全稱是“四牌樓市”。
1857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英、法侵略軍盤踞廣州4年。對那4座木牌坊的命運，《廣州城坊志》作如是簡約記述：“署廢，坊亦廢”。
而忠賢街上原有十座牌坊，在當時僅存且恰存四座，分別為乙丑進士坊、承恩五代坊、奕世臺光坊、戊辰進士坊。廣州人于是移花接木，把忠賢街叫作“四牌樓”。這四座牌坊，也都是專門為紀念廣東籍的進士官宦而立。
“當世老廣州見過的四牌樓，并不是典籍記載的惠愛、忠賢、孝友、貞烈那四座牌坊，而是指從中山路口至惠福路口依次矗立在解放中路上的石砌牌坊。”
后來，人們發(fā)現(xiàn)，“四牌樓”其實有五座牌坊，這是因為盛世直臣牌坊晚至清同治四年（1865年）才從今倉邊路移到忠賢街。
北京牌樓的拆除
牌樓即牌坊，始源于中國古代城市的里坊制度。
1951年年底，北京市開始醞釀大規(guī)模拆除牌樓，直接的原因是“影響交通”。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擔任起解釋拆除任務的工作。梁思成與吳晗發(fā)生了激烈的爭論。
梁思成認為，城門和牌樓、街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街道獨特的景觀。1955年，建筑界對“梁思成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美主義的復古建筑思想”開展了批判。
……
50年的風云變遷，你能一眼望盡嗎？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編者注）時隔半個世紀后，為迎接2008年奧運會，（北京）又依原樣重建了永定門城樓。
清“四牌樓”燈市有盛名
“四牌樓”還因為各種各樣的歷史事件而聞名。明末清初，“明末嶺南三忠”之一的陳邦彥在明朝滅亡后，依舊領兵抗清。順治四年（1647年），清軍包圍陳邦彥駐守的清遠城，猛攻十日，陳邦彥次子馨尹死難，他本人肩中三刀后被擒。最終，被押往“四牌樓”行刑。
清代，“四牌樓”一帶是熱鬧繁華之地，新春時節(jié)更是游人如鯽。有民間詠“四牌樓”燈市的《羊城竹枝詞》云：節(jié)近元宵樂未休，買燈花到四牌樓。
民國年間，“四牌樓”則以賣故衣出名，在幾百米的馬路兩旁，開了六七十家故衣店，占了全市故衣店的91%。
影響交通拆遷復建
在城市發(fā)展中，這些牌坊成了“絆腳石”：隨著廣州發(fā)展，作為當時唯一貫通南北的主干道，從“四牌樓”下通過的汽車日益增多，因為牌樓中間寬不過五米，時常發(fā)生交通事故。于是有人認為，五座石牌坊的存在嚴重影響了城市交通。
獨立研究者、廣州城建史專家盧潔峰女士介紹，1947年2月26日，廣州市工務局制定了一份《拆卸四牌樓及其安置支付預算書及估計表》。該預算書信息顯示，五座石牌坊自北往南的排列為：盛世直臣坊、乙丑進士坊、承恩五代坊、奕世臺光坊、戊辰進士坊。每個石牌坊的石料約為39立方米、重約105噸。
盧潔峰考證認為，經過多方磋商，五座石牌坊除了乙丑進士坊由嶺南大學拆取，其余四座均由市工務局統(tǒng)一處置。1947年4月初，市工務局制定了《廣州市工務局移建四牌樓工程計劃書》，最終確定了四座石牌坊移建的位置――移建“奕世臺光坊”于漢民公園（中山四路原兒童公園）南門；移建“戊辰進士坊”于漢民公園西門；另移建“盛世直臣坊”、“承恩五代坊”兩座于紀念堂后背越秀山上石級處。
五牌坊如今僅存其一
在城市發(fā)展以及文物保護的兩難選擇中，當時采用了折中的辦法，“不會簡單地摧毀和砸爛，而撥專款將它們搬出中華中路，易地安置。”盧潔峰對此多有贊賞。
“每一個石構件都進行了編號，由于牌坊經過了數(shù)百年風雨，部分石材出現(xiàn)松脆甚至斷裂，拆卸過程要十分小心。”盧潔峰介紹，在缺乏現(xiàn)代化機械的年代，要搬遷五座重逾百噸的龐然大物，艱巨程度可想而知。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1947年9月底，五座牌坊分別在新址復建完成。
盧潔峰曾對照中華中路和百步梯的老照片，發(fā)現(xiàn)搬遷前后的牌坊相差無幾，可證明復建工程十分成功。“四牌樓的成功易地安置，是近百年廣州城市建設和文物保護相兼得的典范。”盧潔峰認為，城市發(fā)展與歷史建筑、傳統(tǒng)文化保護難免會發(fā)生沖突。60多年前，“四牌樓”的復建給出了最佳解決方案，對當下非常有借鑒意義。
據(jù)有關專家考證，移建于漢民公園南門和西門的兩個石牌樓，已于“文革”中被徹底砸毀。至于移建于越秀山百步梯兩入口處的兩個石牌樓，在上世紀50年代初被拆毀。五座石牌樓中“碩果僅存”的只有當年贈與嶺南大學的“乙丑進士”牌坊，還是在1999年重新加以修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