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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高質量發展，不僅是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更是生產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態功能等等的有機結合，是一條高品質、可持續的新發展之路。如何破題？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尹稚認為關鍵詞在于兩個字：協同。”
“其實在全球城市化的早期，國際城市規劃領域就有一個公認的觀點，‘城市的希望，在城市之外’。”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尹稚接受紅星新聞記者專訪時說，城市未來的希望在于“協同”。在尹稚看來，體制機制的“一刀切”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城市的協同，導致了城市間更加強調競爭，也導致了“千城一面”現象。
解決“協同”發展的問題，就需要實施差異化的政策管理，避免城市在“一個模子”下生長，實現“千城千面”、多元互補。
新的時代背景下
城市發展應著眼于四個層面的“協同”
在尹稚看來，中國城市的發展，要解決四個層面的“協同”。
首先從時代大背景著眼來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有著自身的特殊性。全球的城市化進程起源于英國工業革命，是在一個串聯式發展的節奏下循序漸進。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在生態文明時代進入了高潮期。在生態文明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的新型工業化、農業現代化、治理現代化、信息化等等工作重心幾乎是同步推進的。城市是這些時代重任的空間載體，在這一背景下，城市化需要“多化協同”，此為其一。
其二，不同于鄉村的“熟人社會”，城市中的人際關系是陌生人間的協作，這就需要共同的行動綱領，共同的行為規范和共同的道德準則，來構建人與人之間公平、公正、自由、平等的生存環境，這正是城市治理的核心。這是城市發展要解決的第二個“協同”。
第三個“協同”，尹稚提到了區域協同。中國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通常已經是500萬到甚至2000萬以上的人口規模。究竟走一條什么樣的發展道路，是擺在中國城市面前一個特有的挑戰。
“如果從一個超越行政邊界的都市圈或者城市群的尺度來講，其實中國城市還不夠大，密度還不夠高，但是如果把這個城市只看作一個核心主城，那么這些核心主城的密度強度已經超載了。”在他看來，大量的功能集中在中央主城，就是因為主城與周邊新城缺乏協同，中心大城市與周邊中小城市乃至鄉村地區缺乏協同。中國推出城市群戰略和都市圈戰略，既有發展的需求，也有緩解和治愈大城市病的訴求。從這個角度來講，未來中國城市的社會經濟動能會在更廣泛的地域上延展開來。讓這些勢能有更好的空間分布，就是區域協同發展要解決的問題。
而第四個要解決的“協同”問題，是城鄉協同。尹稚認為，一方面要解決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如何進城的問題，也就是讓農民工在城市安居樂業。另一方面，則要解決城市資源如何下鄉的問題，讓城市的資源有合法的渠道，合理的途徑，回到鄉村地區去。“當這樣一個城鄉雙向的鏈條重新被建立起來，并正常運轉的時候，才有真正意義上的鄉村復興”。
解決“協同”問題
在于實施差異化的政策管理
當所有的“協同”問題被厘清，就需要從根源上探討解決之道。
在尹稚看來，所有“協同”的推進，都需要一套差異化的政策體系的保障。要因地施策，因城施策，實施差異化的政策管理。
“很長一段時間里，城市與城市之間更強調競爭”，尹稚認為，包括中國城市會出現“千城一面”的現象，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城市都在“一個模子”下生長。無論是各種社會經濟指標的統計，還是各類評價考核的標準，都是以一個封閉的行政邊界來作為核算單元的。包括稅收政策，財務政策，甚至是干部考核制度，所有的指標體系一刀切，就會導致不同城市只有一個模子，導致不同城市“各掃門前雪”，缺乏協同理念。“但是到目前為止，體制機制的設計上還沒有完全解決這個問題，這也是我們呼吁未來要解決的問題”。
在尹稚看來，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功能，中等城市有中等城市的功能，小城市也有小城市的職能。彼此地緣環境、生態條件不同，可以各自發展出相對優勢的職能。
未來要實現的方向，也正是大中小城市差異化發展，實現真正的協同，打造生活條件、創業條件，以及代際傳承條件更好的城市群。城市群之中，既要有能夠支撐中國參加國際競爭的“發動機”地區，也要有支撐人們養老、休閑、娛樂、接近自然、享受自然的地區，讓不同的城市具有多元化的職能。
如何探索設計差異化的政策體系？尹稚舉了個例子，“差異化稅收”。假設一座城市的核心區鼓勵發展金融產業、實體經濟，可以對于鼓勵發展的產業降低稅費，對于不鼓勵的產業提高稅費，引導產業轉移。包括對配套實施、服務資源等，也可通過調節稅費、供地價格等方式引導分散化布局。
“若能夠真正以人民為中心，認認真真考慮不同人群的需求，并且形成一種需求與供給之間有效協同關系的時候，我相信中國不同地區的城市群都會找到具備各自相對優勢的發展路徑”，尹稚說，那個時候，城市間、區域間才是一種真正和諧的關系，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共同繁榮的關系，而不再是大家在同一路徑、同一范式下的惡性競爭關系。
(責任編輯：白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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