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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建筑界“諾貝爾獎”之稱的普利茲克建筑獎，前不久首次將該獎授予中國另類建筑師王澍，引起社會關注，此前，王澍的名字并不為公眾了解，盡管他在業界早已大名鼎鼎。 普利茲克獎評委會主席帕倫博勛爵， 在5月25日頒獎典禮上這樣說明王澍獲獎的理由：“討論過去與現在之間的適當關系是當今一個關鍵的問題，因為中國當今的城市化進程正在引發一場關于建筑應當基于傳統還是只應面向未來的討論。正如所有偉大的建筑一樣，王澍的作品能夠超越爭論，并演化成扎根于其歷史背景、永不過時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我不是建筑師，不懂建筑和規劃，對王澍所設計的代表作品如寧波美術館、寧波博物館、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園等無權評價，但是，正如帕倫博勛爵所說，王澍的作品引發了“關于建筑應當基于傳統還是只應面向未來的討論”。不過，遺憾的是，這場討論目前還僅限于建筑學界和美術界，尚未在大眾和輿論中發酵。公眾和媒體對王澍的關注和追逐，只看重他獲得國際建筑界重要大獎的新聞價值，對其設計理念、設計思想及是否由此能夠帶來城市建筑設計與規劃的變革等，并未有像樣的反思。現實中依然是大拆大建，是城市的千城一面和結構的支離破碎，是所謂的國際化和拙劣的仿古的混合的流行。 中國的城市規劃和建設之所以變成目前這般外表光鮮、內里空虛，是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例如，盲目崇洋導致很多大型城市建筑已成國際設計師的試驗場，但又得不到城市居民的認同；全球化背后的商業化、工業化帶來了某一類商品化、標準化的建筑在世界泛濫，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國；各地大上房地產項目引來大規模的城市拆遷等。但上述因素不過是它的表象，根本的是，經濟趕超型發展加上對權力缺乏有效制約，從而導致城市喪失耐性，忽視人的重要性，而變成單純的土地和建筑的空間擴張。城市的規劃與發展同建筑設計一樣，本質上應為人服務，唯有人性化，堅守人的尺度，建筑和城市才有生命力。而城市建筑規劃的人性化不僅體現在實用功能上，更體現在其所表達的情感，所包含的象征意味、心理暗示等，它直接表明城市與其居民之間的密切關系。但今天很多城市出臺的建筑規劃，實際上與它龐大的城市居民之間并沒有多少聯系。尤其與大量的以外來者身份進出城市的人們幾乎沒有瓜葛。這里的問題就在于城市規劃是由少數權力者和建筑師決定的，它不向社會開放，普通市民無權參與到城市規劃中來，他們的聲音在城市建筑規劃中一直缺席。所以，城市對他們而言是冰冷的。 從城市的形成與發展來看，城市化應是工業文明、現代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沒有工業化，就沒有城市化的動力；沒有現代商業文明，也就沒有城市在高密集人口下的現代生活。這是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世界上少有被規劃出來的城市。然而，中國的城市化卻沒有遵循這一發展規律，我們的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規劃”出來的，也即是政府設計出來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們指點江山、規劃城鎮宏圖，建設“國際大都市”。所以，城市化于中國是與工業化“分道而行”的，其一直落后于工業化；另外，就是城市化見物不見人，變成了一種空間距離的簡單擴張。三十多年來，中國的城市化就是這么走過來的。 如上所述，這雖是以建筑規劃的方式體現，卻不是建筑規劃的問題，而是發展的思路問題。要糾正城市規劃和建設中的這種趨勢，就必須在理念和認識上回歸常識，即真正的城市化應該是人的城市化，從人的需求出發來規劃和建設城市，人而不是物的發展，才是城市化最重要的目標。王澍的價值，就在于以他多年的建筑實踐探索告訴我們，城市發展是有另一種更好的可能性的。 （編輯：劉堃茹）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