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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使要快速出成績，也要爭取美感 現在中國的城市中心規劃和發展多數沒有注意到可步行性，市中心的發展有一點像美國的郊區，只要出行必須使用小汽車而不能步行，這是比較普遍的現象。這種情況沒有在新加坡出現，新加坡主張發展功能比較完善的城市。做一個比喻：一個城市功能完善就好像一個人身體健康，如果身體非常健康，就不需要打扮；如果身體不健康，即使努力打扮也不美；而身體健康的話稍微打扮一下就會很美。 我們要重視城市功能的完善，所謂的功能完善是一種系統化的工作，人體應該是宇宙中最完善的一部機器，一個城市也要像人體一樣，要把各種功能處理完善。現在許多城市政府，喜歡做形象工程，但沒有一個完善的體系把此類形象工程囊括在內，多數是將其擺錯了位置。不客氣地講，我覺得現在中國很多城市就是一座建筑的雜貨店。我們應該把城市布局完善，再有選擇地找少數亮點的工程，而其它多數的建筑應該做成背景式的建筑。 舉個例子，我們非常喜歡巴黎，都感覺她是非常美的城市。可以看到在塞納河附近有幾棟形象工程，但不多——埃菲爾鐵塔、凱旋門等為數不多的幾棟，其它都是背景式的建筑，雖然千篇一律，但其本身也體現了設計的美。好比合唱團，這些背景式建筑就像合唱團的合唱團員，唱的是諧音，而地標建筑就像是獨唱團員，如果巴黎或者其它城市所有的歌唱者都只突出自己的聲音，那最終效果就是雜音，不能達到和諧——就好像我剛才說的這個城市變成了建筑的雜貨店。 我們要從比較現實的角度去看城市發展和城市規劃主要目的是什么。我覺得建筑形象是其次，最主要的是解決居住的問題。比如過去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做的“組屋”——就是中國所謂的保障性住宅，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解決居住問題。1960年代新加坡獨立之后，有190萬人口，大概有140萬人口住在破舊的房子，沒有正規的屋頂、沒有正規的墻，只有集中的幾個點供水。那時候新加坡國民的人均收入在1960年大概是三百美金，今天是六萬多美金。所以，我們若要把這個城市做成現代化的城市最要緊的就是盡快建好適于居住的環境，把所有的錢投入在最大量的居住開發，而不是做花哨的工作。當然，這與政府政策支持有關，但重要的是對做好環境、人民安居樂業的發展理念的理解。 我還有一個理念，即使城市很窮困，在做設計的時候還是要盡量爭取它的美感。建筑最基本的美感是什么？我認為是比例。比如競選世界小姐，每個小姐都是兩個眼睛，兩個耳朵，一個鼻子，一個嘴巴，都是一樣的，她們之間有什么區別？只有一個區別就是比例。當時即使很少錢花，但我會花很多時間把建筑比例處理適當。這具體又包括兩個方面：建筑立面比例，還有建筑與建筑之間，如高層和低層間的比例等。 我們當初提出一個理念就是“街道的建筑設計”，當時設計街道根本沒有錢，我們還是想辦法做得美一點。所以，窮不一定做丑陋的房子，還是要爭取美感的。在1980年代初期曾有臺灣的政治家去新加坡，驚訝于我們的建筑很有地方特色，是因為我們用了當地的紅土磚，和一些有地方特色的灰色花崗巖，比例方面是根據黃金比例來處理。這就要注意到東方的比例和西方的不一樣，所以從比例上也可以顯現出民族和地方的特色——比如西方的門多數是很標準的比例5∶8，可是中國的門估計一般是7∶2左右。這種建筑的設計手法不需要本錢卻是很重要的資源，現在比例這方面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雖不用花錢，可也要下功夫才能做得好。 與窮的時候同樣要追求美感一樣，急于出成績也不是不要美感的理由。那時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一方面他知道新加坡非常窮困，另一方面他知道那時候我們沒有國家的意識，華人就把中國當做祖國，印度人把印度當祖國，馬來西亞人把馬來西亞當祖國，所以他要趕快把這個城市建設好，使人民產生愛國的心態，現在來看他絕對是成功的。你說他那時是不是趕著拿成績出來？可能他的壓力比現在中國國內很多城市的領導還重大。所以速度還是很重要的，如何體現呢？就是一方面盡快發展，即使在沒有計劃的情況下也要盡快發展；而另一方面也要盡快拿出一個好的方案，等方案出爐就跟著方案走。所以，十年之后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的城市發展已經規律化了。 比較明顯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的中央商務區，它是從1974年開始建，一直到現在還有新的建筑在建設。除非這個建筑是高水平的，重要的，付得起地價的，否則不能進入，有人擔心這會不會影響發展的速度？這不會放慢發展速度，因為做全市規劃時，規劃有幾十個不同等級的商業中心，這邊進不來可以到另外的地方去。我們保持中央商務區檔次必須高，檔次不高的要到其它地方去——這也保證了發展的速度。這說明一些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我們做到了：一是初期的快速發展，二是長期的系統化發展我們都做到了。我們有了方案之后更是嚴格控制執行的，而且速度一點不放慢，其中關鍵是做成一個好的規劃。 2. 做規劃時要跟土地“談戀愛” 作為規劃師，我經常面臨市領導換了之后規劃師也被換了，我規劃師的身份也換了，我的項目組也停止了，而且經常遇到這個問題。有人問在這種狀況下為何我還要繼續？我認為如果這個城市對我的方案可以保持30%的內容，我就給我自己打滿分，因為在我看來，我即使能夠為他們貢獻30%也是一種貢獻，也是很重要的。當然，也有一些非常令我歡心的紀念，比如廈門島的規劃。那是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幾乎是三十年前做的，幸虧他們后來的一系列市長和書記們都尊重這個規劃，就一直執行下來，當然也有修改。我現在去廈門會感覺到廈門城市現狀對當初的規劃大概保留了50%-60%，這十分難得，因為不斷持續了三十年。 關于規劃問題，拿新加坡來說，我的上司是政府領導的李光耀先生，他定的是戰略和策略，從來不干預技術問題。他的意思是他們不是技術人員，只負責定政治策略；技術人員做得好是他們自己的榮譽，做得不好也要負責任。而且他們定的策略是很詳細的，是我們看得懂，讀得懂的，才能知道怎么繼續做下去，這很重要。我們的責任很大，并且我們也是因為愛國才從美國回到新加坡去，所以我們也不斷研究。 我提出的一個理念是，城市規劃既是科學，又是藝術。從科學上做比，城市就像一部機器，規劃師要知道這部機器里面有哪些零件，多少，多大，以及它們之間的比例是多少，這些都是很基本的。比如規劃師應該要懂得一個微型鎮的人口大致是怎樣的規模、小區大致是什么樣的規模、設計小區主要秉承的重要理念是什么等。研究的過程中還要考慮社會學、經濟學，不過最后成果是一個空間指標的形式。我認為新加坡這方面做得比較完善，即使很多歐美專家對我的理論非常不認可，我還是繼續推動——因為他們沒有條件和必要去理解，他們一百年來沒有如此迅速發展，或人口驚人膨脹的經驗，但我們亞洲有，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 從藝術方面講，有景觀還有歷史文化保護等。在這方面我提出：一方面要保護歷史人文，同時做規劃的時候要跟土地“談戀愛”。如果我們對土地沒有感情，橫沖直撞畫幾條直線領導喜歡就可以交卷，可是我們不能這樣，我們要把土地當成活的東西，我們是跟它有感情的。如何設計這部機器、如何與土地個性配合還是要花很多心思處理的。 總而言之，第一是領導不應該干預技術問題，第二是規劃師一方面把規劃城市當成設計機器，知道里面所有的零件，同時在設計時將其當做一件藝術品，當做是在為土地服務。 我對“城市機器的零件”的認識是在做建屋發展局工作的時候開始的。因為我們的雇主、業主就是老百姓。不過很幸運，我們有一個很大的物業管理部門，所以他們經常跟老百姓接觸。我們現在會有一個草根的組織協助政府調查民意，組織里的人員和我們的管理部門幾乎每周都給我提供意見，所以我二十年來不斷在學習。這種反饋的系統對我來說是極大的利益，我們要盡量想辦法做對人民有益的方案，如果做對人民利益有偏差的方案人民的反抗聲會更大——“城市機器零件”的理念也是從這里產生的。要做到符合人民的需要，人民就會支持你，這就要求有反饋信息。 此外，我們當規劃師經常面對媒體，因為我們有責任對人民解釋為什么我們制定了某種政策，解釋清楚之后人們就能以理智的方式來提供意見。這么做人們對我們反對的聲音幾乎是沒有的。我再舉一個比較具體的例，我1969年從美國回到新加坡，因為那時發展局的工作只做了九年，很多還不熟悉，所以那時候報上的人民的聲音都是這么講：我們住在破房子里面已經住了三代都沒有事情，為什么要強硬把我們搬到高樓去？我們不習慣住在高樓。之后我們在做高樓的時候不但把建筑設計得通風，基礎設施做得好，而且里面有學校、服務、公園、體育設施等等。所以到1972-1973年人民的聲音還是有的，但講的就是我們已經等了三年怎么還不拆走。所以，如果把工作做好就可能減低人民對政府措施的反抗。 3. 每個城市必有它的紫禁城 對于中國的城市，有一點我覺得十分可惜，中國的城市里有很多非常珍貴的老建筑，多數都沒有被保護好，很多都被毀掉了。所以我希望今后對于目前沒有被毀掉的，要盡快把它搶救。我覺得中國人必須要意識到一點，就是中國的建筑藝術是全球人士非常欣賞的，即使再破舊的古建筑，它的藝術價值也非常高，非常值得被尊重的。 我想對中國人提出：每一個城市必有它的“紫禁城”。能否想象把紫禁城拆掉建新的住宅區？這是不能想象的。其實每個城市都有相當于北京紫禁城那樣有高度價值、高度歷史意義和建筑藝術水平的古建筑，應該保留。一般中國城市政府都想把城市做得有特色，但結果就是把現代建筑做得奇形怪狀——每個城市想把自己的城市做得有特色，但最大的兩個工具反而沒有被政府考慮到：一是自然景觀的特色，因為每個地方的自然景觀都不一樣；二是歷史建筑的特色，現代的建筑要做到有特色很難，因為現代建筑的結構理論是全球化的、材料是全球化的，且建筑形象處理方式幾乎也是全球化的，大家都從建筑雜志里看到了，若想做到有特色就容易做成奇形怪狀的建筑，但那是沒有經典藝術水平的，是不耐看的，可現在這樣的建筑到處都是。這也是我剛才說的中國很多城市變成建筑的“雜貨店”——更不客氣地說就是建筑的“垃圾堆”——的原因。 只要是古建筑就一定是有自身文化特色的，所以若想要城市有特色，不要忘記自然環境和古建筑才是最大的貢獻者。而且，“紫禁城”本身的布局也是文化，是中國特有的建筑布局文化，中國四合院的布局也是文化。所以保護不僅僅是保護建筑，還要保護它的街區紋理，因為這也體現歷史；還要保護胡同里磚石的鋪法，這個是中國的特色，與西方不同。有時街區是保護下來了，可卻是用西方砌磁片的做法翻新，這就將傳統味道減掉了。我們應該有兩種做法：一些建筑只剩下獨棟就獨立保護，但中國很多地方是片區的，片區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代表了過去的社會的狀況。我也曾說過要保護歷史街區，保護古建筑，這些相當于城市的記憶——好比皺紋是人歲月的記憶。保護歷史，保護自然環境，如果把這些毀掉，會使整個城市既沒有靈魂也沒有記憶。這個問題在中國很多古城里面都存在，我到過不少這種所謂老城，發現這個城市既沒有記憶，又沒有靈魂，這是非常可悲的。 我過去做新加坡的城市規劃的時候，首先就是考慮這些山水，我們其實沒有山水，但一個小丘陵我們當作是西瑪拉雅山來處理，一個小水溝就當作是揚子江去保留。我們的老建筑最老的只有一百四十年，現在保留在憲法上有注明的總共保留了七千多棟，可能還會繼續增加一些，我們稱其為禁建區，這些地方是嚴格不能動的，在這些地塊之外進行新的建設。所以，關鍵是對自然環境和歷史街區重視是否足夠，如果足夠重視的話，接下來就是是否有決心把它做成。現在我們只有一個小島，可是我們還是舍得把這些山水放進來，在其它剩余的地方采取新的開發。 當然在新加坡保護和開發過程當中這許多年也曾留下遺憾。比如有一些老建筑，有幾棟房子我到今天還是念念不忘，但當時沒能說服領導；還有一片很珍貴的濕地，也沒能說服領導就被破壞掉了，這種遺憾是有的，不過并不多，至少我能夠取得95%以上的成功率。 城市規劃的基本原理到處都可以適用，不過如何使用要看具體地方的條件。我剛才所說的“城市機器的零件”也可用文學來比喻：這些零件就是語言的文字，零件之間的關系就是語言的文法，有了文字和文法不夠，還需要創意。同樣的中國方塊字和中文文法，大文豪和普通人的使用的結果還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城市機器的零件”的認識不會影響使用這些原則時對地方特色的體現，第一對零件認識要下功夫，第二在如何使用上也要下功夫，這樣我覺得中國城市會做得好。 中國的官員、專家、學者去外國學習經驗多數是到大城市去，所以研究的都是大城市的問題。在歐洲我們經常走訪一些小城市，因為每一個小城市都有不同的味道，有不同的酒，不同的氣息，不同的烹調術——其實這些中國都有，我們要做的是怎樣將其保留下來。所以我們面對規劃時就要首先運用科學的手法，有一定的資金投入，有審美觀，還要有創造力。 現在的中國人其實跟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人一樣，以老建筑為恥，甚至認為那是過去殖民時代留下的痕跡，代表了過去恥辱的歷史。所以很多人包括很多領導主張要將其拆掉，那時候政府也不愿花錢去保護，幸虧當時我千方百計把它保護住。我們對破漏的老建筑應用什么樣眼光去看待？它們是“灰姑娘”。繼母虐待灰姑娘使其滿身炭灰，但洗干凈后是很漂亮的——老建筑就是“灰姑娘”。這些建筑在你們沒有能力修復的時候一定先把它保留下來，那些建筑就會是你們旅游的金礦。我有時甚至氣憤地跟中國的領導說：以新加坡人的立場我希望你們把你們中國所有的老建筑拆光，因為這樣游客就全來新加坡旅游了——因為我們同你們的老建筑是比不了的，中國的古建筑遠比我們的更珍貴，把它都拆光，我真的覺得很不忍心。 面對一個復雜的局面，我們的城市領導和規劃師還有建筑師應該秉持這樣的態度：第一，我們一方面要保護古建筑、要保護自然環境，同時在做新建筑的時候要為后代留下現在二十一世紀的建筑，將現在的建筑做成精品的話對將來來說也是文化遺產；第二，中國至今還在崇尚歐陸風格，覺得歐陸風格就是進步，我覺得這種觀念也令人十分可惜，因為要知道全世界都很尊重中國的建筑造詣。 城市工作者除了要把城市做好、要把老建筑保留等，最終目的也是要把城市做好之后提升民族自尊心。我們現在很敬仰西方，原因不少，其中一個是他們的城市做得很好，中國人要提升自身要把城市建設好，也一定會提升自己國民的民族自豪感。 （編輯：劉堃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