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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中國歷史文化名鎮”之稱的國家文物保護單位磧口古鎮，真正的古跡正在消失，而仿造的假古跡已經開建。依托文物保護的古鎮開發，反過來正在對真正的文物形成傷害，正在以“仿古”害“真古”。
一方面是政府不出錢維護，另一方面是擔心老百姓自己修繕會改變古建筑風貌、結構而采取嚴密措施加以控制，磧口古鎮古建筑的保護陷入了一個怪圈
“一個不合格的東西”
2006年12月22日傍晚，夜幕四合，寒風凜冽，磧口古鎮一片沉寂，一派蕭索。一座仿古建筑和一個新式廣場將有著數百年歷史的古鎮明清街攔腰斬為兩段。
這一模仿云南麗江“四方街”建成的仿古建筑，是山西省臨縣在磧口古鎮規劃建設中的第一個動作，它寄托著臨縣復興古鎮的夢想。
當地居民稱這組仿古建筑為“四門洞”和廣場。“四門洞”的第一層是一個仿古城門樓子的樣式，第二層是一個仿古樓閣。“四門洞”第一層的內部是兩道垂直交叉的門洞，在城門樓子前后左右四個方向各有一個門洞。
但從“四門洞”建成后的情況來看，它的功能并非是為了便于人們通行。因為左右兩邊的門洞都已經被堵上了，左邊的門洞安裝了一道木門，右邊的門洞被用磚塊砌了起來。
在“四門洞”和廣場的四周，是留存了上百年的真古跡——綿延不絕的古老院落。已落成半年的這組年輕的仿古建筑像一個未歷世事的孩子，顯得稚嫩輕浮，且格格不入。
“這是個什么東西？是個不合格的東西！”12月23日上午，臨縣文化旅游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物保護監督管理員對《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說。
明清街，傳說是明末清初磧口崛起為商業繁華之地后遺留下來的老街。
在古鎮人心中，這是一條承載著磧口歷史底蘊的古道。鋪就古道的那些被歲月磨得光滑如玉的石板，見證著古鎮的幾番浮華，幾度凋零。
據記載，從戰國時候起，磧口就是黃河上的一個軍事要塞，商業貿易活動在金元時期初成雛形，明末清初開始繁盛。
乾隆年間至民國初年，磧口的商業發展到達頂峰。民國四大財閥之一的孔祥熙曾在磧口開過煤油和煙草專號。當年曾有民謠唱道：“前街(東市街)勝過小天津，后街(西市街)勝過蘇州城，最為中街(中市街)是中心，勝過上海和澳門。”
黃河天險的阻隔和水運的發達，成就了磧口曾經的繁盛。黃河流至磧口，四五百米寬的河道突然收縮到80多米，水面漸次下降，落差達10米，形成水急浪高的“大同磧”。
黃河上游順水而來的貨船無法通過大同磧，不得不靠岸，磧口于是成為一個商品集散地。從上游水運而來的貨物在磧口中轉，通過旱路發往太原、天津、北京等地，而從黃河下游和華北等地區發來的貨物，則在磧口裝船逆水而上，運往內蒙古、甘肅、寧夏等地。
磧口“水旱碼頭小都會”、“九曲黃河第一鎮”的稱譽即由此而來。
綿延5華里的明清街兩旁鱗次櫛比數以百計的商號，即是磧口從前商業重鎮的一個寫照。
當繁華伴隨著水運的沒落而褪盡顏色，磧口開始凋零。前世的榮光散盡，換來的是滿目蒼涼的今生——一條古道，千重老屋。
它們，維系著古鎮人懷舊的情結。古鎮人的記憶里，有明清街上往復不絕的駝鈴聲，有商號里繁忙的身影，有名震一時的絕色女子馮彩榮……
將古道截斷的廣場和仿古“四門洞”的出現，觸動了這種情結。
仿古引發的風波
質疑的聲音，從“四門洞”和廣場今年5月間開工建設以來就沒有斷過。民間認為，“四門洞”不僅“四不像”，還對古鎮的整體風貌和格局造成了傷害。
質疑的聲音不僅來自民間，在磧口鎮和臨縣政界，也有反對的聲音發出。據此前有關媒體報道，上任磧口鎮鎮長一職不久的陳順曾說，“四門洞”與周圍三四百年的房屋顏色截然不同，不好看。
不過“四門洞”和廣場最終還是建了起來。這組仿古建筑的資金加上磧口古鎮保護、建設、旅游三項規劃的費用80 萬元，累計耗資180多萬元。
這筆巨額資金的支出，引發了更為廣泛的反感。磧口古鎮的人們普遍認為，與其把這筆錢用來建造一組有損古鎮整體風貌的仿古建筑，不如把它花在對真正的古建筑的維護上。
2006年10月間，曾十余次造訪磧口的清華大學建筑系鄉土建筑學院教授陳志華，再次來到磧口考察。和陳老先生一同來到磧口的兩名記者，隨后向中央有關部門寄發了一份題為《“世界百大瀕危文化遺址”磧口古鎮面臨“毀容”》的內參。
陳志華教授在內參中批評道，“四門洞”和廣場的出現，使古鎮的主要街道被攔腰斬斷，嚴重破壞了古村的結構、空間關系和風格的統一。
這份內參經有關領導批示后轉發到國家文物局和建設部。隨后，國家文物局和建設部工作組趕到臨縣，一同前來的還有山西省呂梁市相關部門調查組。
據臨縣文化旅游局局長楊衛華說，國家文物局、建設部及呂梁市調查組經過實地調查，并調閱了相關規劃文書后，認為內參所反映的問題不是大問題，甚至有言過其實之處。
不過，一個事實是，在陳志華教授2006年10月中旬與兩名媒體記者一道考察磧口之后，“四門洞”的后續工程就徹底停了下來。
與“四門洞”仿古建筑相隔不久被停止施工的，還有一座仿古“關帝廟”和黃河岸邊人工碼頭的建設工程。“關帝廟 ”是磧口古鎮黑龍廟的后廟，在上世紀40年代被拆毀，材料用來生產軍需用品。
12月23日，《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來到磧口，這3項工程都處于停工狀態。
而之前曾明確表態要與“四門洞”仿古工程斗爭到底的臨縣本地人士，也因為擔心卷入政治紛擾而突然噤聲。
記者此間還了解到，臨縣文化局即將面臨一次大換血。50多歲的局長楊衛華即將退居二線，“縣里一開常委會，可能就下了”；副局長郝大山和另一名骨干則面臨工作調動。
“整個局里真正做文物保護的就我們三個！”郝大山說。
建設“四門洞”和廣場一共耗資100余萬，這筆資金來自于臨縣財政撥款。資金的性質從側面證明了坊間的一個說法，“四門洞”和廣場的建設，是臨縣縣委、政府主要領導拍了板的。
據陳志華教授透露，磧口古鎮“四門洞”仿古建筑和廣場工程動工后的七八月份(記者注：當事人未能回憶起準確時間)的一天，臨縣縣政府一名副縣長帶領文化局局長找到他的工作室，要求他點頭同意“四門洞”、新式廣場的建設，但陳始終未點頭。
“我說了幾十遍，‘一定要到國家文物局報批’，我都說得生氣了，他們才走。”回憶起當時的情景，陳志華說。
模仿之后的問題
一場風波之后，最近有消息傳出：“四門洞”仿古建筑和廣場要拆！
古鎮居民感嘆：建這組工程花了100多萬，現在要拆，不知又要花多少錢？
磧口古鎮被公布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在2006年6月，而“四門洞”仿古建筑和廣場剛好在公布之前的大約1個月前動工建設。
前后一個月的時間差，成為臨縣有關人員認為該項建設并不違法的一個理由。臨縣文化局副局長郝大山說，在200 6年6月被公布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前，作為一個整體的磧口從未被任何一級政府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連‘縣保’ 都不是”，但建設“四門洞”和廣場，還是嚴格以省市縣相關部門批準的《磧口古鎮保護規劃、總體規劃和核心街區保護詳細規劃》為依據。
郝大山說，導致這場風波的主要原因是，臨縣發展磧口地方經濟、帶動磧口人民脫貧致富的心太急，因而在具體的操作中出現了一些草率的地方。比如，沒有組織磧口規劃者以外的專家進行更廣泛的論證，也沒有向上申報審批。
在臨縣文化局，局長楊衛華明確表態反對拆除這組建筑，但是縣委、政府目前的主導思想還是要拆。
一個問題擺在臨縣當政者的面前：拆了以后怎么辦？是留片空地，還是拆了重建？如果重建，如何建？
這是一個覆水難收的難題，而被這個難題難住的，就是當初潑水的人。
也許即將夭折的“四門洞”仿古建筑和新式廣場，曾經寄托著臨縣有關人員的美妙夢想。受中外游客青睞的云南麗江古城“四方街”，給了他們“創作”的靈感——模仿麗江“四方街”，在磧口古鎮建個“八方街”。
臨縣文化局副局長郝大山為此曾不遠千里奔赴麗江考察取經，他深為麗江一方古城帶動“四方”居民受益的經營模式所打動。
按照郝大山的設想，磧口古鎮“八方街”建成之后，不僅能為游客提供一個相對寬敞的娛樂和休憩場所，周邊居民還能依托以“八方街”為中心向四周輻射的巷道，經營農家飯和磧口土特產獲取實惠。
不能不說這是一個蘊涵著良知的理想化的設想，但關鍵的問題是，磧口不是麗江，不同的域情注定了復制別人的模式，帶來的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結果。
在民間，沒有人知道仿古建筑“四門洞”和廣場籌建前的這一淵源，更沒有人知道它原來還有一個艱澀難懂的“官名 ”——駱駝圐圙(音kūlǖè)。據介紹，“圐圙”是蒙語，意為“圍起來的草場”，喻“八方街”上的廣場。
為了讓廣場不負“圐圙”之名，在已建成的“四門洞”的右邊，還有另一組尚未建成的仿古建筑。設想中的這兩組相連的仿古建筑形成一個弧形，將廣場圍起來。
文物保護的尷尬
磧口古鎮的旅游開發思路始于1998年，時任臨縣副縣長的王成軍開始探索古鎮的旅游價值。
1999年，磧口被山西省公布為省級風景名勝區；2001年，磧口被確定為山西省第一個旅游扶貧實驗區；20 03年1月，磧口被山西省政府命名為全省第二個地質公園；11月，磧口鎮西灣村被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公布為首批“全國歷史文化名村”；同月，磧口鎮被山西省政府公布為“山西省歷史文化名鎮”；2005年，磧口鎮被公布為“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同年，世界文化遺產基金會將磧口列入“世界百大瀕危文化遺址”；2006年6月，磧口古鎮被國務院公布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一系列的品牌戰役背后，寄托著的是古鎮開發的夢想。而在品牌戰役之后，實現磧口復興夢想的第二步——交通路網的建設，臨縣已經邁了出去。
但是，這一切努力和夢想所依附的主體——古跡的保護，臨縣還在路口徘徊。
在過去的8年中，不管是臨縣還是磧口鎮，都沒有專項的財政資金被投入到古建筑的維護當中。
對于眾多古建筑的保護，很大程度上體現在文化局每人每月100元人民幣聘請的文物保護監督管理員身上。這樣的監督管理員在磧口全鎮一共17名，所產生的聘用經費由文化局自己解決。他們通常的工作是每天走村串寨，看哪家建房了，哪家的房屋被擅自改動了，只要發現，馬上報告文化局。
“打小報告”的工作性質，給這些監督管理員們帶來了一個帶著侮辱色彩的綽號——文化局的“漢奸”。
對于部分過于破舊、存在安全隱患的房屋，老百姓提出維護要求時，還必須按照臨縣文化局制定的一個四級審批程序，通過村委會、磧口鎮、臨縣專職文物技術員、文化局的層層審批后，方能在技術人員的監督下付諸實施。
一方面是政府不出錢維護，另一方面是擔心老百姓自己修繕會改變古建筑風貌、結構而采取嚴密措施加以控制，磧口古鎮古建筑的保護陷入了一個怪圈。
據陳志華教授介紹，他曾經走訪考察過山西的許多文物古跡，大多文物古跡的保存現狀令人堪憂。
“山西平遙一位關心文物的中學老師曾經對我說，‘平遙的文物日新月異’。”陳志華教授說，“文物單位怎么能‘ 日新月異’呢？”
文物保護單位在經濟建設的大潮中遭遇“日新月異”拆解改建現象，在國內屢見不鮮。云南建水縣將一條擁有悠久歷史的老街拆除，建成一條古韻全無的“仿古街”。
無怪乎中國文物學會名譽會長、歷史文化名城專家委員會委員謝辰生會說：“103處歷史文化名城80%以上名不副實。”
這足以引起試圖利用歷史文化資源謀求經濟效益或者地方發展的人們警覺，一旦不可再生的歷史文化資源消失殆盡，依附這些資源產生的設想與計劃，都將付與東流水。
磧口古鎮在近百年來，曾經遭遇過數次自然與人力的破壞。20世紀30年代末，日寇攻入磧口，在磧口燒殺搶掠，建筑被毀，商人四散逃亡，磧口商業遭受重創；50年代和70年代黃河兩度泛濫，沖毀無數古建筑；10年“文革”，磧口再次遭遇不幸，在中市街騾馬巷，那些鑿在砌墻的石頭上的拴馬孔，當年被全部砸毀。
經歷了數百年風雨洗禮后幸存下來的磧口古鎮，破相已經隨處可見，在古鎮西市街、中市街、東市街，在毛主席19 48年3月23日東渡黃河后路居過的寨子山村，在西灣村……
世界文化遺產基金會授予磧口的“世界百大瀕危文化遺址”，不應該被當成一個炫耀的招牌，而應該是一口長鳴的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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