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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邊第一高樓被拆除的場景
號稱“西湖第一高樓”、建成至今才１３年的浙江大學湖濱校區教學主樓被實施爆破；青島市昔日的標志性建筑之一——建于１５年前的鐵道大廈，也被爆破拆除。這幾項拆除工程引來一片質疑：僅僅使用了十幾年的這些大樓，為何如此被草草結束壽命？ 據報道，按照設計壽命，全部是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浙大湖濱校區教學主樓至少可以使用１００年，可是所在地塊被高價出讓，受讓方要求平整土地后重建一個大型商業項目。而青島鐵道大廈被爆破，是因為它毗鄰的青島火車站要擴建，而青島火車站１９９３年已經進行過改建，短短十多年后，又要推倒重來。 有關專家透露，我國房屋建筑使用壽命僅為設計壽命的一半。而我國《民用建筑設計通則》明確規定，重要建筑和高層建筑主體結構的耐久年限為１００年，一般性建筑為５０到１００年。建筑的“短命”，可謂勞民傷財，是對建筑資源和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 為什么在建筑技術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一些城市建筑卻變得如此“短命”？說到底，這根源于地方政府城市發展理念的偏頗。一些地方領導盲目追求政績，追求短期利益和表面形象，而在規劃建設一些大型建筑時，缺乏專業的論證，全憑少數決策者“拍腦袋”，待下屆領導上任，看著不順眼就一聲令下拆除。如此說建就建、想拆就拆，使城市建設陷入反復拆建的惡性循環之中。因此造成的浪費，埋單的往往是公共財政，卻無人為此承擔責任。 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要求節約利用資源，走可持續發展之路。要徹底解決城市建筑“短命”問題，地方政府就應該切實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重要城市建設項目無論是新建或是拆改，都應組織專家嚴格論證，并廣泛征求民意。有關部門應該建立相應的問責機制，嚴格禁止隨意拆建行為，杜絕建筑“短命”現象蔓延。 我們的周圍每天都有舊的建筑被拆除，新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這已經成為大眾熟視無睹的城市發展標志。19層的青島大酒店3秒內的倒掉，給了眾人一個思考建筑壽命的契機。當老百姓還在議論70年后房產怎么算、物權法中是否應作出相關規定的時候，如果建筑物的壽命只有30年，這種議論多少顯得有些滑稽。 建于上世紀80年代的青島大酒店總高62米，全部使用鋼筋混凝土建設，被爆破公司形容為“堅固得像碉堡一樣”。然而在不久前的一聲巨響中，這座曾經是青島市標志的“碉堡”在3秒鐘內爆破倒塌，未來將被三棟總面積8萬平方米的商務寫字樓取代。 一棟高樓如此“短命”不禁讓人唏噓，嚴重的是，青島大酒店并非個案。據建設部統計，我國各類建筑物正以每年5億多平方米的規模劇增，而其中大量建筑物的實際壽命僅僅30年，遠低于《民用建筑設計通則》的規定年限。最大原因正是大量的城市建筑被提前終結生命。 而實際上，我國《民用建筑設計通則》中已明確規定，重要建筑和高層建筑主體結構的耐久年限為100年，一般性建筑為50年到100年；我國《建筑結構可靠度設計統一標準》采用的設計基準期也為50年，其中臨時性結構5年、易于替換的結構構件25年、普通房屋和構筑物50年、紀念性建筑和特別重要的建筑結構100年。在這一時期內，只需要對建筑物進行正常維護而無需大修，就能實現建筑物的預期功能。 目前建筑“短命”不但造成巨大的社會資源浪費，由此產生的建筑垃圾也對環境和土壤帶來了嚴重危害。那么，大量建筑為何如此“短命”，又怎樣才能“延年益壽”？這其中，政府角色的錯位與缺位是不可忽視的關鍵。 首先，通觀建筑專家們對建筑物短命原因所做的分析，建筑質量和規劃設計是兩個重要因素。而這兩個因素中，都貫穿著地方政府監管不到位、決策失誤、盲目追求政績等思想的影響。 比如現在已被當作建筑質量負面典型的中國體育博物館，這座1990年北京舉辦亞運會時興建的紀念建筑，到2005年就已有85%以上的地板和墻體出現貫通性開裂，承重鋼梁斷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體育博物館當年還曾獲得過政府頒發的“特別魯班獎”，有關部門對建筑質量的監管不嚴可見一斑。 規劃設計則更是與政府行為息息相關。由于不少地方政府某階段的產業政策“短視”，在城市規劃中不能充分考慮將來和長期發展，導致一邊建一邊拆的現象普遍，常常現在急于解決某問題蓋的樓，沒過幾年就又成了解決下一個問題的拆除對象。浮躁、浪費、不科學的規劃風格更是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政績觀的直接體現，總希望在短期內就改變城市面貌，只求速度和表面形象，不注重建筑能耗和功效。 其次，與我國建筑實際壽命超短的現狀相比，一些外國建筑則非常長壽。比如建筑平均壽命居世界首位的英國，建筑平均壽命可達132年，“百年老屋”隨處可見。而英國的經驗恰恰是不僅高度重視建筑質量，規劃、設計也必須經過詳細論證。同時英國還注意對建筑物的維護、加固和病害處理，以延長建筑使用年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 再從城市本身的演化與興衰來看，城市本就是一個因市場化而形成的公共聚居區，雖然城市演化的路徑各不相同，城市形態都是公共選擇的結果。專門處理公共事務的政府官員，其所作所為都直接涉及到每個市民的權利。 但某種程度上，我們目前不少城市建筑的演化卻還不是通過市場選擇與公共選擇的博弈來決定的，作為市民代理人的政府擁有著實質的權力。在把GDP作為政績考核惟一標準的思路指引下，一些地方政府難免會以經營城市為借口，大興房地產開發，對建筑規劃缺乏科學設計、對建筑質量控制不力，而置節能、環保等公共利益于不顧。眼前經濟利益的考慮淹沒了我們應有的科學節約的城市經營理念。 延長建筑壽命是一種最大的節約。如果更多的建筑能夠完整地走完生命周期，而不是迅速進入生死輪回，如果我們的城市決策者能夠更多考慮到整個城市的公共利益和長期效益，而非僅僅自己在任時經濟數據的增長，我們會因此而擁有更多看得見和看不見的財富。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收益已成為市財政以及區財政的主要來源，不少城市開發的立項、標準、技術方案都以開發為主體，碰到規劃有不同意見，就通過城市領導來貫徹實施，規劃與開發的關系就這樣顛倒過來了。周院士表示，“市長越位是中國特有的過渡時期的現象，而開發商可以決定性影響規劃，意味著城市規劃傾向企業和部門利益，這在任何國家都是不能允許的。” 價值滅失，是建筑資源和社會財富的巨大損失，更不符合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 與我國建筑實際壽命超短的現狀相比，一些外國建筑則非常長壽。比如建筑平均壽命居世界首位的英國，建筑平均壽命可達132年，“百年老屋”隨處可見。而英國的經驗恰恰是不僅高度重視建筑質量，規劃、設計也必須經過詳細論證。同時英國還注意對建筑物的維護、加固和病害處理，以延長建筑使用年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中國規劃網北京8月11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