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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歷了2008年危機的第一輪打擊之后，在緩釋痛苦的擴張貨幣政策日顯黔驢技窮之際，美國深陷高失業率困境，歐元區似乎瀕臨解體，日本則一直背負著高政府債務的負擔，而危機的第二輪打擊正在到來。在這風雨飄搖之時——確切地說，是整個西方世界風雨飄搖之時，“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幸好不是“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替代了“大緩和”，成為歐美經濟學家們描述世界經濟的新詞匯。
　　并不認同“大衰退”的提法，因為那還是基于西方中心論的思維。事實上，在西方世界風雨飄搖之時，東方的中國卻依然欣欣向榮。只是，中國經濟會像以往那樣增長嗎？或者，會崩潰嗎？形形色色對中國經濟的預測和擔憂，無論基于善意還是出自惡意，其理由通常有二：第一，過度投資。2010年投資率已經達到48%，不僅高于美、日、歐，也高于其他新興經濟體。不過，需要注意的是，與高投資率相伴的是更高的儲蓄率——2010年超過了50%。無論高儲蓄率背后的因素合理或者不合理，它必然要么變成高的凈出口率，要么變成高的投資率。顯然，在西方世界“大衰退”的背景下，高儲蓄率只能轉化為高投資率。所以，在既定的儲蓄率的基礎上，關鍵問題在于，這樣的投資合理嗎？
　　判斷投資合理與否，首先需要認清中國依然作為一個發展中經濟體的現實，而一個發展中經濟體要完成的基本功課就是資本深化——通過投資來不斷提高人均資本占有量。以2010年的人均名義投資水平（按就業人數計算）為例，美國是86000元人民幣左右，中國是47000元人民幣左右，中國不到美國的六成。而且，考慮到中國的通貨膨脹率高于美國，中國人均實際投資更是低得多。
　　第二，房地產泡沫破裂。中國會發生美國式的房地產危機嗎？答案很簡單：不會。美國式的房地產危機緣于低儲蓄率背景下居民部門的過度負債：在2006年危機的前夜，美國居民貸款占到全部銀行貸款的近68%，按揭貸款占到近56%。與此相反，中國居民部門的高儲蓄率意味著，無論居民買房的動機是自住、投資或者投機，支撐買房行為的主要是居民自己的存款：在2010年，中國居民部門貸款和居民中長期消費貸款分別只占到銀行貸款的25%和14%。
　　雖然房地產泡沫破裂不會通過居民負債影響到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但是，一個令人擔心的傳導渠道是通過房地產的供給方——供給住房的房地產商和供給土地的地方政府——產生系統性風險。對房地產商的擔憂可以簡單排除，因為銀行早已經收縮開發貸款了，而且，多少令人討厭的房地產業也有必要經歷一次像樣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利潤空間的壓縮。擔憂的焦點在于依靠土地財政的地方政府。不過，根據一項研究成果，按照最廣義的口徑計算，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鐵道部、政策性商業銀行、養老虧欠的負債以及外債，中國政府的債務率（債務/GDP）也只有85%左右，低于美、歐、日以最狹義口徑統計的政府債務率。
　　一個簡單的判斷是：硬著陸不太可能發生，至少不會因為兩個牽強的理由——過度投資和房地產泡沫破裂而發生。那么，什么才是我們真正的憂患呢？
　　近在眼前的憂患是通貨膨脹，它會約束我們在面臨第二次外部沖擊時施展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空間。抑制通貨膨脹并非簡單的宏觀政策調控問題，因為除了外部環境之外，它的解決還依賴于內部體制性的因素，如城鄉勞動力市場的統一、30年來小農生產方式的徹底變革以及央行獨立性的建立等。然而，更加深刻和難以輕松回避的憂患是收入分配問題。
　　眾所周知，經濟發展無非增長和分配兩個主題。增長永遠是分配的前提，但分配反過來會影響增長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分配過于平均會影響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可持續性，如現在的“歐豬們”。分配過于不平均則會影響經濟的結構調整和穩定，如今天的美國。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介于歐美之間——有些研究表明，可能更偏向美國。與其他國家一樣，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直觀地表現為人與人之間的財產占有和收入差距。但是，作為轉型的發展中國家，造成這種人與人之間差距的主要因素有些不同：其一，城鄉之間的差距；其二，地區間的差異；其三，經濟部門（居民、企業、政府）間的差距。其中，前兩者是經濟發展中的問題。隨著城市化進程和上述的區域要素再配置進程，城鄉和區域間的收入差距會逐漸縮小，但經濟部門間的收入差距卻是體制性的。我們幾年前的研究曾經發現，在中國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門的份額在下降，政府和企業部門的份額在上升。這種趨勢既反映了政府管得太多（類似但不同于歐洲）：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在加強，政府直接和間接控制的壟斷國企過度占有了資源，也反映了政府管得太少（類似但不同于美國）：居民部門無法通過再分配環節獲得政府提供的養老、醫療和教育服務。一句話：該管的沒管，不該管的管得太多。
　　但無論如何，硬著陸不用擔心，硬著陸也不可怕。因為在過去三十余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并非沒有經歷過硬著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時期。在那一次，擴張的貨幣尤其是財政政策緩釋了外部沖擊的痛楚，但最終讓經濟重新振作起來的是改革：住房體制改革、國企改革、銀行業改革、加入WTO……這些改革無論存在何種缺陷，無論你喜歡與否，無疑都是奠定本世紀頭十年穩定增長的基礎。
　　今天，真正令人擔心的既可能是我們不愿通過改革去解決遠憂近慮，也可能是我們再次如過去一個多世紀來曾經屢屢犯過的錯誤那樣，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的經驗。須知，東方文明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悠久得多的文明。一個自小就背誦“人之初、性本善”的民族如何去模仿生來就被告知有原罪的民族呢？
　　基于對內部改革艱難的認識，筆者傾向于用“大動蕩”（Great Turbulence）來描繪未來的全球經濟：動蕩的既是世界其他地方（Rest of World），動蕩的也可能是我們自己的思潮和意志。不過，“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中國古訓使筆者更加傾向于“大變革”（Great Change）這個詞：未來不僅將是全球意義的大變革——東方板塊的復興和世界重心的回歸，未來也將是國內政經領域的大變革——即將到來的新的改革浪潮。（殷劍峰）中國規劃網北京12月6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