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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拆大建的時代，拆遷補償注定是個長期難題。 麗江市長和良輝在今年兩會上提出，修建大理到麗江高速公路碰到兩個拆遷戶漫天要價，一戶評估價46萬要價200萬，另一戶評估價72萬要價720戶。他建議，出臺專門的征地拆遷管理法律，以國家法律的形式明確關系，明晰權責利弊，明定征地拆遷的保障救濟措施和機制，一方面保障失地農民、被拆遷群眾的權益，另一方面保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基礎設施和重大民生工程得以順利實施，為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提供堅強法律保障。表面上，這是合理訴求，但基層政府希望用強制力加快基建的愿望，也呼之欲出。 兩戶居民的漫天要價，并不能證明目前的補償機制是合理的，并且由于缺乏準確的定價機制，我們也無法證明這兩戶“釘子戶”確實是在漫天要價。但在拆遷過程中，成本越來越高也是事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部長劉守英測算的數據顯示，從2007年到2011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中，用于征地和拆遷的比重已經達到41%，靠征地來推進城鎮化的成本非常高。 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放棄政府主導的基建與城鎮化模式，或者建立新的更為高效、公平的定價機制，考慮到目前我國經濟政府主導的模式紋絲不動，后者將成為主要的改革路徑。 拆遷戶要高價的根據是，享受經濟發展的紅利，享受級差地租。既然沒有準確的定價標準，某些人就將未來十年甚至幾十年的可能最高收益一次性折現。 目前的拆遷補償效率與公平雙失。 拆遷補償的不合理與戶籍制度的不合理密切相關，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大城市周邊地區的被拆遷戶一夜暴富的不乏其人。2010年年初，廣東最大舊改項目——深圳大沖舊村改造項目村民物業簽約啟動，首日簽約213戶。據估計，此次改造項目將造就多個億元戶和400戶千萬富翁家庭。為應對高房價，大多數原村民不要現金補償，而選擇物業補償。即使如此，也有村民表示補償太低，不愿簽約。 隨著廣東中山小欖鎮等村鎮的億元村官紛紛曝光，除了政府與開發商之外，大城市的級差地租究竟由誰分享，水落石出：當地的強勢人物，擁有當地土地與戶籍的人士，成為級差地租的主要分享者。級差地租越高的地方，獲利越厚。如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近郊家庭，往往成為大規模拆遷的獲利者，甚至成為當地豪車等市場的購買主力。風聞拆遷之聲，村民紛紛蓋窩棚、搭假山，目的就是為了提高補償報價。 不難理解大城市居民拆遷容易獲得高額補償，因為這些土地、房產日后的升值潛力高。問題在于，為什么級差地租通過戶籍、村官，進入了有當地戶籍、在當地擁有權力人士之手。從本質上來說，這并不是對擁有創造力、提升當地經濟潛力的人的正當回報，而是巴菲特所說的“子宮紅利”，幸運出生在當地，就能獲得財富，這是所有財富分配中最不公平的分配方式。 改變“子宮紅利”的惟一辦法，是加快改革戶籍制度與土地制度，讓為社會作出貢獻的人，讓正直的納稅人，讓有眼光的投資家，擁有部分級差地租，這些人將帶動當地經濟更快發展，使未來資產增值前景更加穩健、更加光明。為平抑過高收益，可以通過二次分配如資本利得稅、遺產稅等，恢復社會相對的財富公平，讓下一代繼續擁有創富的激情。 在拆遷過程中損失最大的三大群體，一是偏遠地區的被拆遷戶。他們的土地價值低，從云南、四川等省的調研來看，偏遠地區的土地價格只有大城市周邊的幾十分之一，甚至幾百分之一，土地被拆遷時，級差地租未能體現，只能按照農作物的收成折算;二是從其他地區到城市創業的群體，這些人只能成為級差地租享受者的買單一族;三是城市中聽話的平民一族，他們博弈能力差或者較為厚道，獲得的租金相對較少。 目前的土地補償金向大中小城市逐級傾斜，鼓勵擁有戶籍者不創業而得厚利，這樣的激勵機制導致人們蜂擁追逐土地溢價，多戶籍、假離婚等突破底線、突破人倫的匪夷所思的手段，層出不窮。 建立準確的定價機制因此成為關鍵因素。在局部地區突破戶籍限制，推進房地產交易過程中的資本利得稅，城鎮化過程由市場根據商業前景、人流與資金流，按照效率最高原則，推進城鎮化，盡可能減少拆遷范圍，當大規模拆遷開始時，當地級差地租開始上升，被拆者可以獲得較高的溢價。 即使如此，拆遷戶仍然漫天要價怎么辦?簡單，制訂多數規則，舉行社區投票公決，通不過，不拆就是。 (責任編輯：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