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聞周刊2010年第39期封面

《瞭望》文章：新品質城市

“東西方向擁堵，南北方向擁堵，天哪，交管局實時路況圖全面飄紅！”電臺女主持人尖厲得有些夸張的聲音，令枯坐在駕駛座上的我感到愈發無可奈何。從位于北京二環路內的宣武門，到位于西五環路內的魯谷小區，一般開車最多也就半小時。但現在一個多小時了，我還未出西三環。

這是9月17日，北京的交通未能承受住一場小小的秋雨洗禮，在中秋節前夕刷新了自己的“擁堵紀錄”：全市擁堵路段高達143條！置身這不見首尾的“車河”，呼吸著混合了多種味道的空氣，相信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這不是我要的城市生活。

北京越來越嚴重的交通擁堵，是中國快速走向城市化所面臨的空間沖突、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的縮影。

中國2009年的城市化水平已經從1978年的17.4%提高到46.6%，平均每年增加近一個百分點，超過1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已有118座。如何避免像一些國家的城市那樣盲目擴張，導致“城市病”傳染和蔓延，已成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大問題。

聯合國人居組織1996年發布的《伊斯坦布爾宣言》強調：“我們的城市必須成為人類能夠過上有尊嚴、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滿希望的美滿生活的地方。”這意味著城市化不但要看城市發展的速度，還要看城市發展的質量。不能僅僅將人口居住在城市稱為城市化，還要以這些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來衡量城市化。這也是上海世博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主題的深刻內涵。

我常常夢回自己曾工作生活過的另外兩個首都城市：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和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加拿大是個富國，巴基斯坦是個窮國，但這兩個國家的首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城市不大，人口不多，環境優美，適宜居住。究其原因，兩個城市在建設前均有明確的城市功能定位——國家行政和文化中心，并為此制定和實施了長期的城市建設規劃。

更值得稱道的是，兩個城市在建設過程中都遵循了因地制宜，最大限度保護自然環境的原則。在這兩個城市里，從一片街區到另外一片街區，往往都要穿越一片從未開發過的原始森林。

“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和諧”的理念本來就是我們文化的核心部分。對中國人來說，“健康城市”、“宜居城市”和“生態城市”，不應是一個新概念。□(文/楊士龍)

《瞭望》文章：優化中國城市路徑

城市路徑的探索，寄望困境的解決，實現品質提升，提供可供參考的城市發展模式或也為外界所期待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仁貴

作家鄭淵潔近日在自己的微博里寫道：“有一次在北京堵車3小時，內急無法解決。后來每次駕車都戴紙尿褲，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無論真假，其以直白的文字呈現了北京擁堵的交通給人帶來的巨大不便。

人類對城市問題的關注至少可推及100多年前。早在1898年10月出版的《明日：一條通向改革的和平道路》一書里，英國城市規劃學者霍華德就對城市化的問題提出了反思。此書在1902年以《明日的田園城市》為書名再版。此后的歷個版本皆沿用了這一書名。

霍華德認為，現實生活中，事實上并不像通常所說的那樣只有兩種選擇——城市生活和鄉村生活，而有第三種選擇。那就是把一切最生動活潑的城市生活的優點和美麗、愉快的鄉村環境和諧地組合在一起。

霍華德的思想影響了許多國家的城市建設，除英國外，還有法國、德國、荷蘭、波蘭、西班牙以及美國等都建設了“田園城市”或類似于此稱呼的示范性城市。從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多位官員、學者的觀點來看，與其理念最切合的城市建設，正是當下優化中國城市路徑的生態城實踐。

在此之前，新中國六十年的城市化進程留下了深刻的經驗和教訓。中華大地上對于城市路徑的探索一直持續，而上海世博會則是新的標志。“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主題，將積極影響世界，這或將成為人類對城市集體思考的一次引領。

下一個六十年，是新中國考慮諸多發展問題時的限定語境。從更短的時間來看，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十二五”期間，城市化率達到或超過50%的判斷已多次出自官員與研究人士之口。步入城市時代的中國，社會結構面臨著巨大的轉型。但破解當前城市難題的手段何在？中國將以何種步伐邁入城市時代？又將以何種模式續寫中國城市化的傳奇？

從限制人口流動到城鄉統籌

60年來，我國的城市化走過了一個比較復雜的過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社會學系主任李強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這樣表示。

由于“一五”期間工業化推進很快，農村富余勞動力的情況比較突出，出現了比較大規模的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遷移，此種情況在1958年“大躍進”時達到了高峰。

1959年到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城市出現嚴重的食品短缺。盡管有政策嚴重失誤的原因，但一個主要因素是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長。自此，在城鄉關系上開始提出一個安全思路：嚴格控制城市人口規模。此后一段時期，發達國家高城市化率之后才有的逆城市化現象在中國出現如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政治運動一度封堵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基本處于停滯狀態。

戶籍登記作為這一特殊時期的衍生品，隨著1977年《關于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的發布，轉身為與利益密切掛鉤的戶籍制度。這成為中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分水嶺。城鄉沿著各自的路徑漸行漸遠。

1979年以后，政策的重大變化在于不再限制人口流動，一度嚴格控制的農民進城的疆界漸漸消除，農民逐漸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離土不離鄉”的政策仍舊沒有給進城務工的農民留下太多的活動空間。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小城鎮建設”的理念由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并為中央所接受，國務院為此專門成立了“小城鎮辦公室”，以推進中小城市建設。由此，國家在口號上提出發展小城鎮，也開始放開小城鎮戶籍，國家允許農民把戶口遷到鄉鎮。不過這離真正的城市化仍舊有距離。

90代中期以后，中國的經濟規模突飛猛進地增長，大量人口在城市聚集，大城市擴張變成不可阻擋的發展模式。流動人口到2003年已超過1億。政策口子也由“離土不離鄉”轉變為對“離土離鄉”既成事實的默認。

2003年，以《收容法》的廢止為標志，人口流動開始真正放開。隨著外來人口對城市的貢獻越來越大，已經沒有攔阻外來人口的理由，并且提出為外來人口提供服務。

由此開始，中國對城市外來人口的管理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模式。政府更多站在以人為本的角度提供服務，并強調城市對流動人口的接納。中央與許多地方開始提出“城鄉一體化”和“城鄉統籌”的發展理念。

轉型是主動與被動的雙重命題

世界知名的英國城市與區域規劃學者——彼特霍爾曾經把世界上的城市化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失敗的城市化”。以非洲國家與拉美國家為代表。之所以稱為“失敗的城市化”，因其走的是一條人口轉移在先，就業安排在后的道路。由此形成了巨大的貧民窟。城市建成區的70%~80%都是貧民窟，城市臟、亂、差，且沒有什么投資環境。農村大量的勞動力過早、過多地轉移，農產品也就減少了，這使得城市和農村兩頭受損。新中國建立初期，當時非洲的人均GDP比中國多一倍，而中國現在是他們的三倍。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城市化路徑選擇的錯誤。

第二類就是發達國家逆城市化的模式，一批人回到鄉村。

第三類是以中國和許多東亞國家和地區為代表的“健康模式”——人口轉移與就業安排基本同步。彼特霍爾把中國大陸與亞洲“四小龍”的模式稱為“健康模式”。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指出，一定程度上，國外學者的評價能真實客觀地反映我國城市化進程的狀況。但他在積極評價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同時，也沒有回避其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如伴隨機械化帶來的交通擁堵；農民入城后能耗提高，城市面臨的能源危機；城市化進程中盲目擴張狀況帶來的耕地流失；水資源的缺乏；等等。

針對城市化進程中的“城市病”，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理事長、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王玉慶則提出，城市化不光是要看多少人住在城市，還要看這些人在城市生活得怎么樣。其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未來中國的城市化將進入速度與質量并重的城市時代。

從主觀層面來看，人類對城市美好生活的追求從未停息。對“城市”一詞的修飾多如花園城市、園林城市、魅力城市、人居城市、山水城市……

社會城市與人民城市的提法也進入人們的視野。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秘書長、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教授級高級城市規劃師李迅對《瞭望》新聞周刊分析指出，社會城市與人民城市是從社會與人的角度來考慮，更多地強調城市是大多數人的城市，更多地追求公平與和諧。人民城市除了把人作為城市主體來看待外，還要追求大多數人的幸福，而不是追求少數人或者貴族的利益。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對城市的研究比較物化，比較看重的是物質方面的東西。而城市是為了讓人生活得更美好而存在的。城市的主體不應該是物質，而應該是人。”李迅說。

尋求城市困境的解決之道，并追求更高品質的城市生活，雙重動力正推動著中國的城市轉型。

城市轉型的生態探索

9月28日，正值中新天津生態城項目奠基兩周年。首屆國際生態城市論壇定于在天津濱海新區舉行。作為一種新的城市發展模式的探索，中新天津生態城受到兩國政府的高度重視。這是一次有別于傳統城市建設因素考慮，在非耕地、水資源匱乏的地方打造一座新城。仇保興的判斷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如果成功了，中國以后的城市走向就可以同時應對能源危機、耕地危機與水危機。

天津市濱海新區區長宗國英書面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表達了探索生態城建設的初衷。

一是當前全球氣候、資源、環境等方面產生的一系列嚴重問題與城市發展息息相關，反思現有的城市發展模式，探索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城市，已經成為共識。

二是當前我國正處于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的關鍵階段。在城市化快速發展進程中，如何保持正確的發展方向，不再走傳統的城市發展道路，更好地解決城市與環境資源的協調問題成為重要的戰略考量。

三是中新天津生態城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間合作開發建設的生態城市，也是探索生態城市規劃建設與發展的重要示范項目。其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理念能復制、目標能實行、經驗能推廣，為其他地區的城市建設提供借鑒。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對于中國城市發展模式探索的意義看得更遠。

魏建國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廣大發展中國家也面臨城市化的進程，發展中國家很關注中國在今后會建立一條什么樣的城市化道路。如果這條道路確實能夠解決發展中面臨的諸多問題，發展中國家會渴望得到這樣一種發展模式，從而避免走中國前一階段那種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道路。也因此，魏建國認為，生態城的建設以及國際生態城市論壇的舉辦，不只對中國，對很多發展中國家來講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深入探索和積極實踐，為中國城市路徑提供更加清晰的思路和更加有效的創新舉措，這是多方的期待。□

《瞭望》文章：本刊專訪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理事長仇保興

二次城市化的轉型機會

第二次城市化轉型就是從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城市化轉向為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對自然干擾最小的城市化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仁貴楊士龍 實習生孫玍

“如果說改革開發前三十年我們成功地實行了GDP掛帥，大部分‘胡蘿卜’(指考核與激勵)給予GDP高的地方，那么后三十年我們大量的‘胡蘿卜’應該圍繞著節能減排、圍繞著生態文明。”

在仇保興看來，中國未來的城市化進程就是城市的第二次轉型，這種轉型從目的上來說，就是從追求經濟效益的城市化轉變為使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從規劃建設模式上則要求對自然生態干擾最小，他為這種路徑取了個與新型工業化配套的名字——新型城鎮化。

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這位有著豐富基層工作經歷的住建部副部長，對于城市化轉型的現實困境沒有掩飾自己的憂慮，但他同時也充滿期待：“生態城市規劃建設在中國正當時。”

我國絕無本錢走美國式郊區化之路

《瞭望》：在你看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哪些矛盾和問題？

仇保興：我國的城鎮化前一段還是比較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些挑戰。

第一是機動化的挑戰。城市內部將會更加擁擠，而郊區則出現了一些大規模的居住組團。這與英國上世紀初出現的城市郊區大型居住區類似。但這種將居住區與工作區分開的布局會造成大量問題，包括交通能耗將會很高：白天居住區一片蕭條，到了晚上工業區則變成了“鬼城”。這些問題在我國一些城市已初露端倪。我國有些專家居然提出“我國發展進入郊區化階段”的觀點。實際上，我國絕對沒有“本錢”走美國式的郊區化之路，郊區化對于中國而言是沒有出路的，一定要避免。

第二是嚴重的能源危機。我國每由農村向城市遷入一個居民，其人均能耗就要提高三倍。因為我國大部分農村還處在傳統耕作方式和循環經濟中。我國的農業還不是化學農業和能源農業，還屬于勞力農業。農民進城后，住宅要供熱、出門要坐車、工作要耗能，能耗需求將大大增加，這成為一個非常典型的問題。

另一方面，我國能源結構也面臨很大約束，西方發達國家能夠把溫室氣體排放減下來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用石油和天然氣代替煤，而產生同樣的能量，石油比煤的二氧化碳排放要少40%~50%；如果用天然氣代替石油，又可在此基礎上再減少二氧化碳排放40%~50%。而我國的能源結構特征是缺氣少油富煤。所以，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后馬上就面臨石油依賴的問題。我國從1993年對石油進口的零依賴，到今天近60%的石油來自進口，這種快速轉換在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第三是水資源危機。我國人均2200立方米，與聯合國的貧水線標準相當，而且水資源分布十分不均勻。我國西南的人口約占全國五分之一，卻擁有全國60%的水資源；華北地區人口占全國的四分之一，而人均水資源僅有500立方米，天津市的人均水資源只有400立方米。再加上我國的水污染情況嚴重，資源性缺水與水質性缺水同時存在，而且水質性缺水更為普遍和突出。城市所面臨的水危機，會直接妨害我國的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可以說，水危機與能源危機所造成的影響同樣嚴重。

第四是耕地問題。我國城市的空間分布與優質耕地分布大部分是重合的。我國城市發展最快的地區是沿海地區，60%以上的中西部流動人口都涌向沿海城市。沿海的土地，在山東一年可以種一季半或者兩季糧食；再往南的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廣東，一年可以種植兩到三季糧食，這些地區一畝耕地的糧食產出相當于黑龍江或西北的三畝耕地。但是我國的城市密集區主要分布在這些地區。所以，我國城市的擴張與土地資源或糧食生產能力保護的矛盾非常突出。例如，成都大平原的土地非常肥沃，是戰略耕地資源，但是那里的城市化進程現在也很快。另外，我國在耕地保護方面還存在著一些特別危險的傾向。

需要警惕的兩大傾向

《瞭望》：特別危險的傾向指什么？

仇保興：設立耕地占補平衡制度的本意是保護耕地，促進地方節約用地，開發建設少占或不占耕地，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但在某些地方具體執行過程中一個非常危險的傾向就是虛假的占補平衡。

現在的原則是占用多少耕地就要補多少，但補的耕地基本都是通過山上開荒來實現。而開荒就把山上的樹都砍了，來改造成補償用的耕地，這種做法是十分危險的，會造成水土大量流失和生態環境破壞。許多山區的淺薄的土層一旦失去植被保護造成流失，幾百年都難以恢復，而且這樣補充的耕地與被占用的耕地在質量上有本質的差別。但很多地方為了多用地，拼湊占補平衡仍在這樣做，這樣既欺騙了大自然又欺騙自己，是很荒唐的行為，是雙重的犯罪。

另一個危險傾向是盲目把小村莊合并成大村莊。這種模式在歐洲有過教訓。二戰以后，歐洲有些地方合并了一些農莊，但是效果都不好。歐洲在總結這種做法后，指出村莊合并是不可行的，原因就在于村莊都是歷史形成的，一個村莊的布局與農村的經濟循環緊密相扣，農民的生產生活吃喝拉撒全部在周邊的土地上循環利用。一旦把小村莊集中起來，就阻斷了人與土地之間的循環，而一旦不循環之后生態環境的代價就會很高，農民務農的成本也會隨之升高，就會出現“騎著摩托車挑糞便”的現象。

城市現在在推行循環經濟，但是作為循環經濟典型的農村卻在“開倒車”。某國家部委領導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些地方熱衷于撤村并居、搞占補平衡，搞來搞去就是看中了農民的地，把農民的地換出來增加地方收入，這是真正的目的，其他都是假的。

我們國家怕的就是數字大躍進，許多人喜歡玩數字游戲。占補平衡怎么來的？耕地增加的數字怎么來的？造林的數字怎么來的？還有撤村并居之后收入增加的數字怎么來的？都難以經得起刨根問底。

我曾當過農民，較了解農民的生活。農民的生活中生產的空間、生態的空間、生活的空間三者是重合的，這是與城市本質的區別。這種重合是低成本的、循環的、合理的、可持續的。

浙江省的新農村建設沒有陷入這類陷阱，那里的新農村改造尊重村莊原來的布局，沒有搞大拆大建大合并。政府通過以獎代補來補貼農民自身做不了的事情，為老百姓做好事。比如有的村子要修路，有的要完善電網，有的要建設污水處理設施，這些事情做好了財政就給予獎勵。這種做法沒有對原有村莊布局大并大撤，完全是遵循自然的，同時又改善了農村環境。這樣的新農村農民的“農家樂”對城里人就有很大的吸引力，農民的收入也因此年年翻番。城里人周末攜家帶口去農村，認識農村、感受農村，周日回城時順便從農民那里購買一周的新鮮蔬菜。這種模式國外早有預言，“城市化的過程，必然存在一個鄉村的旅游化過程。”

上述錯誤傾向的原因部分在于，一些領導受改造山河、大興土木的封建糟粕文化的影響不遵循農村生產生活的客觀規律。有幾位建設系統的干部寫了本書讓我寫序，書名叫做《再造鄉村面貌》，副標題叫做《如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被我狠狠批了一頓。這本書的內容還是紅衛兵思維：好大喜功，想畢其功于一役，想改天換地，想人定勝天、挑戰自然。農村與城市都反映出來這樣的問題，但是城里的土地因為拆遷條例的修改難以征用了，征地拆遷成本太高，一些地方就開始打農村土地的主意。事實證明：城市與農村應協調互補發展，不能用城市的眼光、工業的辦法來改造農村。

遵循對大自然干擾最小的路徑

《瞭望》：那么，在未來城市化的進程中，城市建設應當遵循一條什么樣的路徑？

仇保興：就是一條，對大自然干擾最小的路徑。城市是人類最大的構筑物。人類所有的想象力都通過城市表達出來了，人類的雄心壯志、構思、夢想都在城市中得以實現，同時城市又是對自然干擾最大的人工產物。城市消耗了全球85%的能源和資源，產生了同等數量的廢氣廢渣廢料廢水。所以城市是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主戰場。

2000年，世界建筑師大會在北京召開。當時吳良鏞先生起草了作為人類城市化過程中“三大憲章”之一的《北京憲章》(另兩個為1933年的《雅典憲章》與1977年的《馬丘比丘憲章》)，《北京憲章》文稿中有幅漫畫：城市像一個魔鬼，張著鯊魚般的利齒，吞食著田野風光、森林，拉出黑煙滾滾的工廠與貧民窟。

既然城市是對大自然干擾最大的人工作品，城市的發展模式就必須轉變為對大自然干擾最小的模式，這種模式就是生態城市。生態城市這一概念有許多定義，但其最核心的就是對大自然干擾最小的城市發展模式。我國正處于城市化的中期，避免美國式的城市發展錯誤還為時不晚，城市與建筑還能夠采取對自然干擾最小的模式。如果將已建成的城市改造成生態城市會有困難的話，在新城或衛星城建設之初按照生態城市的標準去做，就會容易很多。

所以，生態城市是系統地降低城市對自然生態系統干擾的發展模式。具體而言可通過綠色建筑、綠色交通、綠色基礎設施、綠色小區、綠色產業等，共同構建成生態城市。所以說生態城市發展在中國正當其時。

從時機上來看，我國采取生態城市的發展模式還來得及，但在中國實踐起來并不容易。我國地形非常復雜，氣候條件差異大，不同地方的生態城市都應該因地制宜，像綠色建筑一樣應具有當地氣候適應性，需要立足于當地實際，這就要求生態城市的模式是多樣化的。生態城市的建設，不能一窩蜂上，不能搞一刀切的標準。

新型城市發展路徑的探索，需要從上到下，自下而上地互動。我國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可以說走了一條經濟高效化的道路，地方政府之間開展的改革開放競爭促進了經濟的高效化，深圳就是這一階段的典范。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的模式選擇對了，經濟就上去了。

當前，我國需要促進生態城市建設、低碳經濟方面的競爭。現在有些地方為了完成減排目標，采取拉閘限電的簡單做法。但節能減排長期目標的實現，不能靠拉閘限電，而是要真正實現產業的低能耗、經濟的循環化、城市的生態化，需要推動在這些方面的良性競爭。這種競爭不僅能提高我國的經濟質量，而且會成倍地提高經濟效益。通過利用低碳技術，使生產力和內需潛力更大限度地發揮出來。“綠色是金”，低碳技術將會促使傳統制造業繼續向前發展。據統計，日本在上世紀環境革命之中伴隨著技術革命，日本新增的GDP中60%是由于環境革命帶來的技術革命所產生，所以低碳本身就是促進生產力持續增長的一種良性動力來源。

《瞭望》：我國生態城建設的總體情況如何？

仇保興：生態城市建設的重要基礎是綠色建筑。我國的綠色建筑已經走上了一條健康的發展道路。我國對生態城市評選的要求非常嚴格，對申報的生態城示范，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要派專家去全面了解情況，如果地形生態條件、地方領導對生態城建設的把握能力、城市規劃等方面都較好，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就會與地方簽訂框架合作協議，授予生態城示范稱號，指導和支持地方建設生態城。從生態城規劃入手，再建立綜合的監測機制來進行評價，在此基礎上設立一套生態城市的評價標準。按此標準對全國數十個生態城示范點進行評比，既有客觀評價，也有相互比較。在客觀評價方面，不論示范城市所在區域都要分級，按級別實施不同的標準。比如在可再生能源應用比例方面，一開始可以是10%，再增加到20%，再到30%，這樣就可以讓這些城市朝著更高、更生態的目標一步步前進。這個評價和建設過程是完全可計量、可檢測、可控的。

現在我國的生態城市有幾種：一種是新建的衛星城，把它列為生態城市，比如天津生態城、曹妃甸生態城、無錫生態城、株洲生態城、上海奉賢生態城、以及深圳的光明新區、坪山新區等都作為第一批的生態城示范點。這一類生態城全國目前有十幾個。

第二類是既有城市改造成生態城。這方面我國已經有了一系列的標準，比如說垃圾分類和循環利用，水的循環利用，綠色交通，綠色建筑，低碳產業，可再生能源應用等，逐步改造進化成為生態城。

第三類是災后重建的生態城。比如北川、玉樹的災后重建規劃強調這些城市要建設成生態城市。

對于上述三類模式，我國建立三個標準體系來指導規劃建設。生態城規劃建設在我國開局良好，沒有出現混亂。

我國已經出臺了可再生能源建筑應用示范市的鼓勵政策。對每個可再生能源建筑應用示范城市，中央財政給予5000萬元到8000萬元的補助。這個“胡蘿卜”對促進生態城市建設很管用。國家生態園林城市和可再生能源建筑應用示范市評選都有一個嚴格的標準。在實施過程中還會有嚴格評審，如果達不到要求就要扣分，不達標者要取消其稱號。這是一個綜合的標準體系，不是僅單項達標就可。

不能錯失二次轉型良機

《瞭望》：你曾提到，城市發展要人性化，要有清晰的文脈，怎樣理解其具體內涵？

仇保興：這就是第二次城市轉型追求的目標。第一次城市轉型是建立促進工業化的城市體系。第二次轉型就是由為經濟發展的城市轉變為使生活更美好來建設城市，即建設人性化的城市。

歷史經常給我們很奇妙的感覺。以美國為例，在城市化的中期，從1893年芝加哥舉辦世博會開始，美國發起了從污染嚴重的工業化轉向注重生態與城市環境的城市美化運動。芝加哥抓住舉辦世界博覽會的機遇，把自己從一個高污染重工業城市轉變成一個“夢幻”之城，以第三產業發展優先，漂亮地完成了城市轉型。在此之后，城市美化運動在整個美國推行。

中國在城市化中期也正好遇上世博會，而上海世博會的主題恰恰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上海世博會一個主要的努力方向，在低碳實踐區得到體現。歷史雖不可能完全重演，但是卻有著驚人的巧合。這次世博會就是一個機遇，給我們帶來了城市化發展階段中新的啟示。如果不抓緊行動或者思路混亂，都可能使我們錯失這次城市第二次轉型的良機。所以第二次轉型就是以經濟效益為中心的城市化轉向為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對自然干擾最小的城市化，我為之取了個與“新型工業化”配套的名字——“新型城鎮化”。

《瞭望》：你對天津國際生態城市論壇有什么樣的期待？

仇保興：如果說上海的世博會是在一百多天的時間里向世人展示一個低碳實踐區，集中展示了目前世界上最佳的低碳建筑群及生活方式，那么我國的生態城就是一個永久性的低碳生態實踐區。新型城鎮化需要有一些先鋒樣板，可供專家定期來學習和實踐。我們希望在上海世博會結束之后能有一個永久性的、能不斷改進、不斷創新的生態城樣板，這個樣板就是天津生態城。

天津生態城的選址體現了當時中央領導層的高瞻遠矚。對當時新加坡提出在中國合作建設生態城的選址問題，中央領導有幾點考慮：一是要在北方，因為南方已經有了蘇州工業區；二是要在缺水的地方，新加坡的一大亮點就是水循環利用，面對水危機的中國要充分借鑒新加坡的水技術；第三是不能占用耕地，要在非耕地、鹽堿地或荒漠上建設生態城。在這樣的自然地理條件下，如果能夠成功建設生態城，對其他中國城市應對能源危機、耕地危機與水危機，走生態化發展之路，都具有借鑒和推廣的意義。

美國的城市化過程中造就了鳳凰城和拉斯維加斯，這種在沙漠中不占耕地的建城方式給了我們極大的啟示。我國應該建設50個鳳凰城。這將為我國城市人口的合理疏導、生產布局的調整、耕地的保護找到一條紓解的渠道。在一片肥沃的耕地上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城市并不稀奇，但是在寸草不生的鹽堿地上、在缺水的地方建設生態城就非常有借鑒意義，因為這樣的生態城是可移植、可推廣和可復制的。雖然天津生態城的建設條件差一些、建設難度大一些，但是具有極大的學習借鑒和示范意義。所以，天津生態城是一個永不落幕的低碳實踐區。這將是后三十年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一個縮影。□

《瞭望》文章：本刊專訪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理事長、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王玉慶

步入低碳宜居城市時代

城市是為了讓人們生活得更好，而不是說帶來更多的問題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仁貴 實習生孫玍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預言，21世紀對世界經濟影響大的兩件事：一是美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二是中國的城市化。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王玉慶認為，這一判斷具有代表性，高科技產業將來會引領新興產業的發展，而美國在這方面是領先的；同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會是一件影響世界的大事。

王玉慶對《瞭望》新聞周刊說，之所以把中國的城市化提到這樣的高度，原因在于中國的城市化是其他任何國家所不能相比的。中國現在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46.6%，大約有6.2億~6.3億人口居住在城市。僅以這個數字作比較，它是美國全國人口總數的兩倍多，是日本全國人口的近5倍，只比歐盟27國總人口少1億。

讓人在城市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瞭望》：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加快，許多學者一致認為，在注重速度的同時，更要注重發展質量的提高。二者如何兼顧？

王玉慶：城市化進程推進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弊端。中國2009年的城市化水平是46.6%，1978年是17.4%，增加了近30個百分點，平均每年近1個百分點，可以說速度非常快。超過1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已經有118座。現在城市化帶來的弊端主要有人口過度集中所產生的安全、環境、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以及人們觀念的變化和挑戰。

很多專家認為，城市化要看城市發展的速度，還要看城市發展的質量。不能僅僅將人口居住在城市稱為城市化，還要以這些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來衡量城市化。南美國家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說巴西的一些大城市有很大的貧民窟，其住房和基礎設施都非常簡陋，失業、犯罪率很高，這些人在農村的土地被剝奪以后，沒有賴以生存的土地，就來到城市，但城市也沒有適合的工作，或者只有那些工資很低的工作。實際上城市化并沒有使這些人過上美好生活，達到其進城的根本目的。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

中國的城市化就要防止這種傾向。相對來講，有些發達國家，比如日本或者北歐一些國家，居民在農村生活得很好，他們可以享受城市化帶來的許多便利條件：水、電、通信、天然氣供應等都很充裕，交通也很方便，這使他們與生活在城市沒有太大的差別，在農村也享受到大城市所提供的服務，所以這些國家的城市化率達到70%左右就穩定了。

我覺得城市化不光是要看多少人住在城市，還要看這些人在城市生活得怎么樣；也不能看多少人不在城市，如果這些人也能過上相同質量的生活，也完全可以。上海世博會“城市，讓生活更美好”這句話提得非常好，城市是為了讓人們生活得更好，而不是說帶來更多的問題。

像北京交通擁堵嚴重，讓很多人感到難以接受。城市應該是一個提高效率的地方，但目前卻適得其反。城市搞得太大了，交通擁堵，效率會更低，環境也很難搞好，再加上這些大城市物價高、房價高，所以現在有句時髦的話叫做：“逃離北上廣”。中國現在處于城市化的高速發展階段，提高城市化的質量非常重要。不能像一些國家那樣盲目擴張，造成城市病越來越突出。

《瞭望》：城市質量的提高具體應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玉慶：提高城市生活質量，內容很多。首先是就業。維持一個人在城市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要有一定的收入，就是說有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第二是“居者有其屋”，有方便的生活條件，電、水、氣、通訊、交通，等等。第三是有安全感，能生活在一個和諧的社會里。如果城市的犯罪率高，而且人情冷漠，這就不符合城市發展的目的。第四是受教育的情況和文化氛圍，城市要能為居民提供良好的教育、文化和體育設施。第五就是要有完備的社會保障和較好的醫療保健條件，為身體健康和養老提供一個好的保障。最后是要有好的生態環境，包括水、空氣、聲環境以及食品安全，等等。

對于城市，當前比較突出的問題之一就是環境保護。有些專家評價環境問題時說：“這是涉及面最廣的，而且有較長影響的問題。”剛才提到的交通擁堵，影響了城市效率，同時帶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空氣污染。再有就是城市化建設中的高樓大廈，對人的生活環境影響，顯然不只是空氣，也不只是水的污染，使人對環境的感受就不一樣。這就是為什么每到節假日人們都喜歡去郊區走一走，因為那里能使整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感到心曠神怡。這種環境的變化，除了一般意義上的污染問題外，還包括人對本身價值追求和對生活目標的希望與現實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影響城市化質量的四大因素

《瞭望》：目前阻礙國內城市化質量提高的主要問題是什么？

王玉慶：當前城市化過程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如果再歸納一下，主要有幾方面：

一是城市盲目擴張，土地的占用越來越多，而且使用結構不合理。土地對于中國來說是很珍貴的，凡是在城市周圍，城市化進程比較快的地區，土地都比較好，是比較優質的土壤。在荒漠化地區、石漠化地區也很難發展大城市。而現在我們的城市化集約度不高，大搞開發區，很多土地閑置。而且土地使用結構不合理，比如過多建別墅；有些地方為了招商引資，在開發區為企業一圈就是很大一片土地，而實際上廠房沒多少，周圍綠地很大，土地浪費很嚴重。城市化過程中如何合理地占用和使用土地，需要特別關注。

二是城市功能定位不清晰，貪大求洋。以前有報道說全國有120多個城市都要建設國際化大都市。雖然我國百萬人口的城市有上百個，但是都要建國際大都市，定位就有問題。

城市定位應該考慮這么幾個條件：其一，自然因素。是干旱地區還是降雨量多的地區，是北方冬天需要供熱地區還是南方夏季炎熱的地方，城市是否臨海、臨江等，這都會有所不同。其二，城市資源稟賦的影響，比如城市周圍是否有能源及礦產資源、森林等，以及原有的產業結構與基礎。其三，城市的歷史和文化的傳承，有些城市有一些獨特的文化和文物，一些產業就與歷史的傳承密切相連。其四，城市和周邊區域的關系，是省會城市還是一個區域的中心城市，或是交通樞紐等。比如國家給北京的定位是“國家首都、國際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這個定位本來是很清楚的，但這么多年北京市的發展沒有或無法完全按這個定位辦，現在城市大到難以收拾了。

三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特別是環境基礎設施的建設滯后。過去城市的建設重視形象工程。多是看得見的、直接能夠體現政績的放在前面，比如說修馬路、蓋高樓，但是馬路底下的污水收集管網及污水處理廠、垃圾處理廠等設施就放到了后面。這幾年由于抓節能減排，中央和地方開始重視了，這些設施的建設就加快了。但目前來講，還有相當多的地級市沒有建設污水處理廠，縣城至少70%沒有建設。一個城市連污水處理廠都沒有，幾十萬人聚在那里，污水都不處理。垃圾也有類似情況，環境能好得了嗎？城市化質量能好得了嗎？

近幾年公共交通的建設受到重視，本來城市建設初期就應該重點考慮這個問題。現在很多大城市都在加速修建地鐵，如果十年前修的話要便宜得多。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應該與城市化是同步的急功近利的政績觀、經濟至上的思想，導致了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后。

再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能耗物耗都比較高，高消耗的建筑、大量發展小轎車，工業、生活耗煤也很多，環境污染嚴重。北京大氣污染除了汽車多以外，也與北京一年要燒上千萬噸的原煤不無關系。

向低碳目標邁進

《瞭望》：怎樣看待生態城建設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作用？

王玉慶：城市的建設和氣候變化的關系，這是當前的熱點。我看到的報告說，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進入了城市，大約有75%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來自于城市。所以城市的發展、建設和溫室氣體減排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城市的減排空間最大。

生態城建設是解決城市溫室氣體排放高的一個很好的路徑。生態城一個很重要的理念就是用生態學的規律來指導建設，使人和自然能夠和諧共生，這就必然對節能減排有一系列要求。再有，作為一個高效率的系統，就必須做到能源、資源消耗低，高效利用。這些都是當前提倡低碳經濟的一些基本內容。所以說低碳肯定是生態城的重要特點之一。

城市的環境問題，不僅是對提高城市質量很關鍵、影響很深遠的問題，而且對整個人類生存環境來講也至關重要。城市的污染解決不了，城市的低碳排放解決不了，全球環境的問題就解決不了。

《瞭望》：中國城市化路徑要實現低碳目標，需要從哪些方面入手？

王玉慶：我覺得要實現低碳目標，應該在城市化建設過程中，把建設低碳城市作為重要的目標。從哪些方面入手呢？世界氣候組織做過一個課題叫做《國際視角的城市低碳發展》，專門講城市的低碳發展，其中一個課題是在中國做的；研究了國外9座城市的例子，提出了城市走低碳道路的幾步程序，很有借鑒意義。

第一步，城市要確定低碳的目標，這既是政治意愿，也是市民的一種追求，是大家共同的愿望。要確定發展低碳城市，要有一個明確的減排目標。比如說現在二氧化碳排放多少，10年以后要減到多少。以中國為例，雖然絕對減排有困難，但我們可以以單位GDP能耗降低多少來約束。總之要確定目標，這樣才能號召帶動各方面的力量。

第二步，要根據目標對城市各個方面進行分析，找出一些關鍵的問題，然后考慮解決這些問題的科學可行方法。比如說能源結構要不要調整？城市的能源主要靠什么？是靠煤，還是靠天然氣、靠油、靠電等？比如說交通，需要采取一些什么辦法才能解決交通擁堵、污染排放高的問題？建筑如何節能，等等。

第三步，要整合或者創新一些政策或者制度，包括一些法律。要制定相關的法規制度來約束和引導城市的建設及各個方面的發展。還要制定相應的政策，特別是經濟政策，來促進低碳目標的實現。這里很重要的是要把一些政策整合到一起，要避免政策之間互相矛盾或者部門之間利益沖突。如果各部門之間形不成合力，往往是事倍功半。

第四步，要制定城市明確的減排行動方案。目標、問題和制度都理清了，制訂科學、詳細、可行的方案來實施尤為重要。

第五步，要建立一種機制和指標，監測方案的實施過程，對于其行動效果進行評估，并與可執行的獎懲制度結合起來，不斷修正和改進方案，最終實現目標。

《瞭望》：當前要走低碳城市之路，哪些問題應重點解決？

王玉慶：當前城市所謂低碳發展，結合中國的現實情況有幾個地方是要特別關注的，應該放到更突出的位置上。

第一是節能。這是中國目前低碳發展最現實可行、最有效的措施。應該說減排和節能還是兩回事。如果說減排就是減二氧化碳的排放，那可能是一致的。但如果包括污染物減排的話，那么節能和減排就是兩回事了。因為很多污染物的減排往往是要增加能源的消耗。比如污水處理廠要達到的標準越高，所消耗的能源越多。而且往往符合邊際遞增的規律。在一些重點的水污染治理點，把污水處理廠排放標準從一級B提升到一級A，實際上只提升了百分之幾，但是投資和運行費用就上去了，電耗也要提高很多。

第二要考慮調整城市的能源結構。比如少用一些高排放高污染的能源，盡量用一些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或清潔能源如天然氣、電能等。其實城市中太陽能熱水器的應用已經很普及了。中國太陽能熱水器使用面積世界第一，包括現在新搞的一些太陽能建筑，也正在逐步推廣。中國在短期內還離不開煤炭，估計二十年至三十年內一次能源消費還是主要靠煤炭。我們現在提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要占到全部能源消耗的15%，那還剩下的85%呢？其中大部分依然要依賴煤炭。

低碳除了節能、新能源、煤炭的高效利用外，還涉及到城市建設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城市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比如說在交通體系建設中，交通擁堵耗時長，耗油量很大，污染排放就高了。大量地使用小汽車和公交車耗能就不一樣，用汽油車和電動車耗能又不一樣。還有就是建筑節能，我國建筑能耗約占全社會能耗的30%~40%。其實建筑節能，除了建筑本身的改造之外，與之相關的比如說供熱系統，如果做到分戶供熱，分戶計表，按供熱量收費，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低碳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密切相關，同時也需要有其他一些制度配套。

另一方面就是需要有合適的經濟政策來引導和鼓勵實行低碳的目標。

再有是關于公眾的宣傳教育，在社會上建立低碳發展的理念也很重要。我認為一要鼓勵，二要進行大量的宣傳教育，特別是科學普及。□

《瞭望》文章：管理“人口巨型高密度社會”

未來的10~20年內沒人能擋得住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趨勢。所以中國面臨的就是在人口高密度的情況下怎樣管理城市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王仁貴 實習生孫玍

“中國現階段城市化進程面臨的困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之前的政策造成的。”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社會學系主任李強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說。

李強認為，我國城市發展的進程走的是一條復雜的道路。新中國成立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較明確的規劃。但自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建立了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使得城市化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改革開放以后，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呈現出一種突然爆發的局面。我國的城市化缺少一個漸進的過程，因此，現階段城市化加速發展也產生了許多問題。

戶籍限制的“后遺癥”

“從世界范圍來看，在推動工業化的同時，也同步發展了城市化。但是我國過去由于戶籍制度的限制，很長一段時間的狀況都是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

李強舉例指出，全世界基本上工業化每增長1%，城市化就會增長2%。而我國到2003年以前則是工業化增長1%，城市化增長0.5%。“在城市化進程加快的現階段就需要補課，現在就很為難。”

他認為，這包括農村人口是否能適應城市；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后能否找到合適的工作；農民除了種地是否能找到養活自己的其他手段……

在李強看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面臨五大難題。

一是如何處理戶籍制度。這是城市化最核心的問題。在鄰國日本，也有戶口登記制度。當年日本大量人口涌入東京之后，東京規定：凡是日本公民在東京居住14天以上就可以成為東京市民。所以日本就沒有所謂的農民工。其調控人口的手段完全依賴于市場手段。

觀察現階段的中國，一些大城市的人口已經超出其自身的承載能力。“如果北京完全放開戶籍限制，那我估計全國更多的人口都會涌入北京。誰不知道北京好考大學？三甲醫院北京最多？但是北京接納得了嗎？”李強一連幾個追問，道出了與戶籍密切關聯的社會保障、就業、教育等拉大了社會的不公。

李強說，從公民權利角度講，戶籍不應成為公民權利不平等的通行證，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已經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支撐如此龐大的人口。

二是與戶籍密切關聯的人口流動問題。在流動人口中存在兩種想法，一些人不認同城市，而一些年輕人，特別是在城市出生的開始不認同農村。像北京這樣需要處理上千萬的流動人口就成為一大難題，長三角、珠三角這種大量人口涌入的地區，處理流動人口與當地人口的關系，其中存在著利益的問題。在接納外來人口的同時，怎樣保證不損害當地人口的利益，李強認為這些都是很復雜，也很敏感的問題。

三是伴隨城市化帶來的交通、住房、垃圾等問題。城市的基本特點就是人口集中居住。中國城市人口密度相對來說比較大，以上問題就愈加凸顯。李強指出，作為全國首善之區的北京，連垃圾分類都很粗略，甚至不作分類。垃圾已經成為困擾北京的難題之一。而交通、環境等問題早已顯現。另外，巨型城市形成以后也帶來了較大的風險，供應、防疫等都考驗政府管理能力。

四是土地問題。城市化的過程就是一個向外擴張的過程，將農田開發為城市。所以城市化過程中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和農村的關系，如何處理農村土地，如何做到節約化的用地等。進入新世紀，我國開始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但是，當前又出現了過度城市化的傾向。不少地方超越條件，大張旗鼓地擴張城市，結果變成了不顧后果侵占土地。

五是拆遷問題。拆遷從國內的情況看，也是和千百萬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在城市化發展過程中，這一問題非常需要穩妥處理。如何盡可能制止暴力拆遷的問題，怎樣解決拆遷戶的居住問題，使得其生活水平和居住水平沒有下降并且還有所提升等，都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

解決城市化困境的突破口

李強指出，從宏觀層面來看，需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

中央提出，到2020年建立覆蓋全民的福利和保障體系。李強認為，這個體系還很難完全公平。以城市醫療保障來說，各級機關單位與事業單位走一條自己的體系，企業單位則是基本走社保。而農村則是另外一條線——新農合。

對于城鄉統籌，許多城市正在試點，但依據李強的測算，如果把城市和農村做成一個體系，需要30~40年的時間。他指出，到2050年，全國勞動力中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在全國就業人口中占比不足7%。如果能降到這個比例，現在設想的城鄉統籌就能實現，而現階段，農村還是很大一個包袱，財政負擔過重。“當然我們所做的預計都是按照現階段的發展速度，穩定發展的前提下所作的推算，不包括發生重大意外的情況。”李強說。

采訪中，李強提出了一個“人口巨型高密度社會”的概念。他認為，雖然未來中國會有很多小城市興起，但是未來中國會是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帶比較典型的社會。盡管中國發展中擔心大城市會帶來很多問題，但是未來的10~20年內沒人能擋得住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趨勢。所以中國面臨的就是在人口高密度的情況下怎樣管理城市。在此方面，資源較為緊缺、國土面積較為狹小的日本提供的經驗有兩條：第一是提高管理水平。李強說，現在我國城市管理水平還不高，很多連規劃都出現錯誤，如在人口密集區建設污染較大的企業等。第二是提高城市居民的素質。李強認為，許多問題如果在村子里不會成為什么大問題，但是對于城市居民就可能帶來較大的麻煩。城市對居民的基礎素質要求較高，而中國的城市化規模在世界上是沒有先例的，面臨著使數億人口改變生活方式的艱巨努力，所以城市化過程中要注意人口素質的培養和提升。

未來五種模式選擇

基于中國地區差異大的國情，李強認為，中國的城市化應該是多種模式并存：小城鎮、中等城市、大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帶以及農村生活城市化(就地城市化)。

小城鎮模式：支持此模式的人認為，小城鎮是城市與農村的結合點，它將城市中的經濟、文化、科技聯系推向農村，促進了城鄉之間的均衡發展。因此，我國應大力發展小城鎮，使廣大農民由農村遷移到附近的集鎮。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小城鎮在我國特別是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區有了較大的發展。不過，小城鎮有其局限性，如集約化程度低、經濟效益低下、能源耗費指標較高等，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也有限。也因此，李強認為，小城鎮不能是中國城市化的唯一發展模式。

中等城市模式：小城鎮布局分散，城市功能不明顯，城市建設無序、管理混亂，類似于一種擴大了的農村。有研究者認為，與其“撒胡椒面”似的投資于小城鎮或小城市，不如將有限的資金投放于適當數量的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人口大約在50萬~80萬，它既可以發揮工業生產與城市社區的聚集效應，又可以避免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高度密集的弊端。

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模式：對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發展，過去人們多持批評態度，認為這種模式造成交通擁擠、能源供應不足、環境污染等問題。然而，近年來一些專家學者指出，大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也有其不可忽視的優越性。超大城市是經濟活動、商業交往的中心，聚集效應帶來了經濟的高度繁榮。

城市群或城市帶模式：除了與大城市模式具有相似性外，該模式中大城市與衛星城呼應，形成了廣闊的經濟增長地帶，能夠帶動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我國也正在形成以廣州、深圳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集中聯片的超大城市區域。

除上述四種模式外，李強認為還應該有第五種模式，即“鄉村生活的城市化”。傳統上的城市化是指人口聚集到少數區域，該區域內非農產業占據主導地位。然而，由于現代社會的傳播、通訊、交通日益發達，大大縮短了人們之間的距離，這樣的“聚集”可以是跨區域的；同時，高技術產業、信息業已經滲透到各個產業領域，在生物技術推動下的農業已失去了傳統農業的含義。因此，城市化也可以視為一種生活方式，即由城市居民所創造的一種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方式可以在農村得到普及。鄉村生活的城市化，有可能成為我國農民未來的一種選擇。也就是說，鄉村仍然保留，但機械化的勞動方式、城市化的衣食住行、現代的文化生活及閑暇生活等都與城市中的生產生活方式沒有本質區別。

“其實城市是一種生活方式，如果能讓村民改變生活方式的話，會比城市人更愉快。既享受農村的生活環境，又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所以我稱之為鄉村生活城市化。改造鄉村，不一定非要到城市來，也能享受城市的生活方式。”李強說。□ 《瞭望新聞周刊》中國規劃網北京1月7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