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城市年輪

    莫斯科城市規劃圖。1922年開始的“綠色城市競賽”保留了大面積的自然綠地（圖中灰色部分），并保證了公共交通的優先。

    巴黎城市規劃圖。奧斯曼對規劃改建的現代巴黎進行了一個分區化的過程，從核心向外螺旋式劃分為20個區。

    倫敦城市規劃圖。上世紀提出的“大倫敦規劃”將規劃區域劃分為四個同心圓地區,并采取各不相同的規劃發展策略。

　　■ 編者按

　　一個圈，再一個圈，不斷鋪延的同心輪紋，構成橫斷面環環增生的鮮明構造，作為時間和生命的代碼，其中隱藏著樹木成長的基本秘密。這就像一座城市，比如北京，從上世紀50年代起步的現代城市規劃，很早就選定了“環線+放射線”作為其基本的交通組織方式，并在隨后60年的發展中，不斷延展。就北京來說，這種年輪式的增長一定也隱藏或者顯示了這座城市生長的巨大秘密。至少，最初主要作為一種交通組織方式出現的環線，它在隨后所帶來的影響已遠遠超出了交通的范疇，而成為一種不斷擴展的頗具意味的城市空間組織形式。它的起步、擴展，和它在未來可能的終結，都已經和正在構成一部性格鮮明的城市空間形成史。為此，“北京地理”在此后一段時間內，將展開對于北京城市環線的丈量，試圖透視或者解碼這重重年輪中所隱藏的城市信息。

　　起點：在古老帝都上規劃一個新首都

　　如果以1949年為起點，走過62年的北京，放置于800多年歷史古都和正在進行中的世界都市的時空坐標中，這62年，它的容顏改變太多。是現代化城市而不是單純的都城，是社會主義首都而不是單純的古都博物館，1958年發布的《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中，“把北京建設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還要把它迅速地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基地和科學技術中心。城市建設著重為工農業生產服務，特別為加速首都工業化、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服務，要為工、農、商、學、兵的結合，為逐步消滅工農之間、城鄉之間、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嚴重差別提供條件。對北京舊城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堅決打破舊城市的限制和束縛，故宮要著手改建，城墻、壇墻一律拆掉，拆掉城墻后，濱河修筑第二環路。”

　　工業化、加速工業化，在1950年代，這是一個古老帝都在新時代迫切需要迎頭趕上的規劃和發展課題。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1949年12月，前蘇聯規劃專家巴蘭尼克夫就提出了對于新中國首都的規劃方案：“發展大工業，以提高工人階級所占人口的比重。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建設首都行政中心。”盡管當時中外專家提出了不同的規劃方案，但大多數的意見是，“對于北京作為國家行政中心所擔負的繁榮科教、文化與藝術的責任達成共識，一致認為國家的首都應該是一個大工業城市，并參考莫斯科改建總計劃的經驗，計劃采用放射加環路系統的交通方式由中心向外展開北京的城市建設，并將城市人口規模限制在400萬以內”。北京交通大學教授韓林飛在《回顧與反思：20世紀50年代前蘇聯城市規劃對北京城市規劃的影響》中，回溯了當時的時代背景。

　　可是，1949年以前的北平，一直都沒有真正踏上現代工業文明帶來的科技進步之路，現代工業文明的城市規劃思想并未在中國生根發芽，中國傳統的城市規劃布局、建筑形制難以與工業革命的需要相一致。韓林飛分析：“前蘇聯的城市規劃思想是當時工業革命現代城市規劃思想的一個重要分支，它如實反映了計劃經濟國家的城市規劃思想。尤其當時中國與前蘇聯之間聯系密切，它為中國現代城市的規劃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客觀分析和反思這段歷史，對于今天現代城市規劃思想與中國傳統規劃思想的繼承發展問題的意義頗為重大，規劃思想的沿襲問題還是一個現代工業文明與傳統農耕文明在不同生產力技術水平下對于城市的不同需求。”

　　“方格網+環線+放射系統”：在經濟合理性的背后

　　梁思成曾在一份檢查中寫道：“當初聽說毛主席曾在天安門城樓上說，將來從這里望過去，要看到到處都是煙囪，思想上抵觸情緒極重，這表明我當時竟然反對毛主席‘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這一重要指示。”上世紀50年代，北京最主要的功能，不是消費空間，而是生產基地，更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要擔負起整個中國運轉中樞神經系統的角色，這種多重身份選擇背后的邏輯，是一場對城市性質的徹底革命。

　　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王東，1960年代初開始參與北京城市規劃工作：“當時老先生們說，北京城市規劃就是‘方格網+環線+放射系統’，現在提及的規劃思路也是如此，城市是不斷發展的，以舊城為中心向外逐漸擴展的環狀沒有改變。資源集中好辦事，效率高。但多種中心功能的疊加也造成了北京的現實困境，人口、產業和公共資源過度向城市中心區集中。”

　　這也是多年來對于北京多重身份集于一體的詬病，在反思和遺憾中被提及最多的就是對“梁陳方案”的放棄。韓林飛稱，當時中蘇專家在對于首都行政中心位置的問題上產生了嚴重分歧。大多數意見主張把行政中心設在舊城內，經濟性強，也美觀，北京舊城的廣場和街道建設已經初步具備作為國家行政中心的氣魄，蘊藏的民族精神和物質財富適合首都的發展。但這種思路，在一種經濟合理性和現實可行性的背后，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王軍在聚焦“梁陳方案”之爭的《城記》中寫到：“北京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徹底清除舊物質文化”；于是，被拆毀的城墻“像姑娘們一樣年輕了”，“一塊塊方磚，從泥土中站起來，陽光下露出笑臉”。

　　正是出于對古城保護和未來大規模發展的考慮，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陳占祥共同提出了《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設》，即“梁陳方案”，方案對新中國首都做了前瞻性的規劃，一方面從整體保護的角度出發，建議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為未來北京城的發展開拓更大的空間，避免大規模拆遷的發生，減低經濟成本，自然延續城市社會結構及文化生態；另一方面，提出平衡發展城市的原則，增進城市各個部分居住與就業的統一，防止跨區域交通的發生。

　　但現實的結果是，北京仍舊選擇了以舊城作為行政中心的主旨拓展。

　　“攤大餅”：梁思成關于城市“梗阻”的預言

　　韓林飛稱：“當時全世界對于古城保護和改建再利用的理論均極為欠缺，以及建設一個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需要，前蘇聯專家對于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也不夠了解，以前蘇聯剛剛興起的發展理念直接套用到北京的城市建設中來，對北京舊城肌理和尺度的認識缺失，完全沒有認識到人口的快速增長，舊城建筑再利用與現代首都需求之間嚴重的矛盾。舊城空間是否能為今天的城市功能，特別是像北京這樣龐大的功能需求，提供滿意的答案不是最初工業革命思想下的城市規劃理論所能回答的。”

　　隨著北京城市的發展，交通環線從二環、三環發展到五環、六環。與此同時，對北京城市（主要指市區中心地區）發展建設的批評也接踵而來，認為北京的城市建設是在“攤大餅”，也許是環線的圓形意向對應了人們對“攤大餅”的想象。原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柯煥章稱：“環線主要是解決穿城交通問題，例如南城的人想到張家口去，不要經過東單西單。不以城市為目的地的交通，可以繞過城市周邊修建的環路，不經過城市的中心。北京的二環路，很長一段時間是擦城而過，環路在很大程度上對減輕北京城市核心區的交通壓力起到了大作用。”

　　但是北京的急速長大完全超出了規劃設想。柯煥章解釋說，1958年對于北京城市規劃的設想是人口規模控制在400萬，“解放初北京舊城人口就是120萬，當時規劃預計舊城人口將來限制在400萬，想著到二環、三環就可以了，但是實際不是如此，后來又修了四環……”

　　王東指出：“在城市規劃中，北京‘攤大餅’是最有代表性的批評對象。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討論，但人們往往忽視了城市工業化都是從‘攤大餅’開始的，工業產業的發展所帶來的就業、居住人口，一定會選擇社會結構比較完善的老城，不依托老城，是發展不起來的。很多首都都是從攤大餅開始的，倫敦、東京也有同樣的問題，大和小不是絕對的，你很難說北京就應該是三環內或者二環內這么大面積。如果是張大餅，可以一直攤到固安，方格網的結構也可以攤大餅啊，城市要長大的時候，攔是攔不住的。”王東強調，現在最重要的是，“單核”向“多中心”的突圍，這是一個緩慢而痛苦的過程。

　　當年，梁思成曾躺在病床上預言：“這個城市還沒有長大，現在只會得一些傷風感冒的小毛病，但我已經看出，他將來會心肌梗塞，得高血壓。”這個預言，人們現在都看到了。

　　■ 經驗論·莫斯科

　　新首都與古城格調的統一

　　●韓林飛，北京交通大學教授

　　前蘇聯定都莫斯科時，首都行政辦公機構的需求與傳統建筑物的改造和再利用的矛盾明顯。20世紀二三十年代，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建筑群改造成中央政府辦公區，這次工作的重點是室內的再利用，而非在外觀上進行大規模改動。這些改造后的宮殿建筑空間尺度符合現代辦公機構的需求，保護了莫斯科的古城與發展新首都的和諧共存。開始于1922-1923年的莫斯科“綠色城市競賽”，提倡在城市中引進綠色，保留大面積的自然綠地，公共交通優先，發展小規模城市等，是當時也是今天人們比較熟悉的主題。

　　二戰后前蘇聯沉浸在戰后勝利的喜悅中，統一的政治思想完全被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筑形式所感染，這樣的思想促成了一些新建筑的古典風格與莫斯科古老的城市格調和諧統一。與莫斯科不同的是，北京的傳統建筑基本上都是一層的四合院，這種建筑尺度很難適應現代辦公機構的需求，所以只能大拆大建新的辦公樓。結果，這種類型的建筑尺度難以與舊城建筑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北京的胡同街道也不適合現代交通需求。

　　■ 經驗論·巴黎

　　城市分區自內向外螺旋擴展

　　●王東，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

　　巴黎是個國際都市，談到巴黎的城市規劃，必須談到奧斯曼這個人，毀譽參半。拿破侖三世的時候，奧斯曼從1853年到1868年，對巴黎市中心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改造和重建，建立了現代巴黎的基本結構。通過改建，進行了一個分區化的過程，把巴黎從內向外分成20個區，劃分方式是以順時針方向從核心向外螺旋式擴展，利用這個方法把貧困人口遷到外環，形成豪華的巴黎核心地帶。

　　為了疏導交通，擴展和新建造了數條寬敞的大馬路，并且利用新道路把原來互相沒有關系的道路網聯系起來。這種大馬路也具有防止巴黎經常發生的暴動和革命的目的，這也是發生在巴黎公社成立前的社會背景，一旦出現騷動，因為道路很寬，可以通過這些道路把軍隊迅速調動到出事地點進行鎮壓。

　　奧斯曼的重建，在巴黎市中心完成了兩個大型道路系統的十字交叉，從而貫穿東西南北。他又建設了兩圈環形道路，即內環路和外環路。這幾個工程把巴黎的現代交通網絡組織起來，形成現在巴黎交通的基本格局。另外，奧斯曼最突出的是建立了供水和排污、排水系統，建立了利用新水源的噴泉、花園澆水系統，并且建設了一系列新的橫跨塞納河的橋梁，把被河流分隔的巴黎完整地合為一體，并興建了許多公共建筑，對于整個巴黎市中心進行了廣泛的綠化帶處理。但是他也拆除了好多中世紀的建筑，對于法國更早的歷史而言，具有相當的破壞性。

　　■ 經驗論·倫敦

　　四個同心圓地區區別對待

　　●王東，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

　　1942-1944年由阿伯克隆比提出了“大倫敦規劃”，是二戰后指導倫敦地區城市發展的重要文件。延續控制倫敦市區內工業數量增加和規模擴大的思想，限制城區的工業擴建；城市居住區和工業區相分離；在整個區域范圍內停止人口遷入，使整體人口密度能夠下降，同時將市區的人口向郊區遷移；完善倫敦港的功能；給予城市規劃新的權力，以控制土地的價格，保證規劃的有效實施等。在具體的布局內容上，通過對區域現實狀況的審查，將整個規劃地區劃分為4個同心圓地區。一是對密度過大的倫敦郡和部分鄰近地區的城市內環，疏散人口，降低人口密度；二是郊區環不再增加人口，但需要對該地區進行重新組織，提供合適的舒適環境；三是圍繞原有城市的綠化帶進一步拓寬；四是鄉村環，有計劃地規劃建設8個衛星城等。這在現代城市規劃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本版采寫/本報記者 曹燕  中國規劃網北京11月11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