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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體化過程中，北京城市發展和未來人口空間布局是一個焦點問題。京津冀之間的協同發展和優勢互補被認為是緩解甚至治愈北京大城市病的重要出路。 北京市各主要領導今年以來在不同場合強調要控制北京市的人口規模。于是從嚴格管理小學生入學資格到治理群租房、拆遷服裝城，政府的不少舉措都被解讀為管控人口之策。坊間更流傳著“北京市要疏散500萬人到周邊地區”的傳言。
11月5日，國家發改委發展規劃司司長徐林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不會強制疏散北京人口，所謂疏散人口的傳言都是“子虛烏有”。
2013年，北京市人口總量達到2115萬人。“大城市病”也在發展過程中日益凸顯，具體表現包括交通嚴重擁堵、公共服務與資源供應緊張等。就“大城市病”的根源，研究者有不同觀點。有的認為根源在于人口的過度集中，有的則認為根源在于城市規劃失誤和管理不當。 那么，北京的人口到底過量不過量？以何標準來確定過量與否？帶著這些疑問，《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了二十年持續關注中國人口問題的人口學者、《中國人太多了嗎》的作者之一黃文政。 人口多不是“大城市病”的根源 第一財經日報：現在有這樣一種看法，似乎北京的人口減少500萬或更多之后，很多長期困擾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您怎么看這種觀點？人口多是“大城市病”的根源嗎？ 黃文政：北京規模太大、人口太多已經成為定論，大部分人對此深信不疑。但我們要思考這種說法放在世界范圍的比較中是否成立。我們需要的不是一種感受和主觀判斷，而是要基于事實、基于數據。更重要的是，有一個問題要思考清楚，嚴格控制北京人口對全國乃至北京本身到底有益還是有害。 按美國市場研究機構Demographia的2013年版本的數據，如果按人口來計算，北京城市聚集體以1824萬（指空間連續的城市建成區的人口,因此不包括遠郊區的人口）居第11位，排在東京、首爾、上海、馬尼拉和墨西哥城等聚集體之后。從擁擠程度看，在全球224個人口超過200萬的城市聚集體中，北京的擁擠度（建成區人口密度）居第138位，屬于中等偏輕的水平。 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也是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權力比較集中。北京作為中國的首都以及文化、教育和科技中心，人口排不進世界前10位，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根據我們的估算，從國際可比性來看，如果沒有遷徙限制的，北京建成區的自然均衡人口應該為3000萬左右。現在1800多萬的規模應該是長期限制的后果。其后果是北京每年損失大約1萬億的GDP和大約2000億元的稅收。人口控制損失最大的恰恰是北京自己。 北京的大城市病還有一個關鍵原因是城市規劃失誤和管理不當。因為北京總是按照脫離實際的人口規劃來配置公共資源，這自然會導致全面短缺。 順應市場成就世界型大都市圈 日報：采用嚴控人口的方法來防范大城市病會給城市發展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黃文政：人口增加是個非常自然的過程，想進來的人只要比想離開的人多，人口必然就會增加。如果用人為的方法來加以強行限制，就會導致各個層面的損失。首先是道義層面的損失，有的人在北京已經居住了十幾年甚至更長，孩子在這里出生、長大，強制趕人家回去很沒道理。 宏觀上，北京實行人口控制不僅傷害國家的整體利益，更傷害北京自身的利益。經濟發展的本質是需求和供給的匹配以及達成這種匹配的技術進步。人口聚集可誘發新的需求并催生相應的供應，也有利于信息和創意交流。用人口控制來限制聚集會造成社會效益的巨大損失。如果北京的建成區人口達到前面估算的3000萬，而非目前的1800萬，人均GDP應該更高。 我認為最需要改變的是總以為人口太多、需要嚴格管控的人口觀念。社會資源的集中與人口的集聚互為因果。一方面，社會資源吸引人口聚集；另一方面，人口聚集帶來效率提高，創造更多社會資源。具體來說，很多人來北京是因為這里工作機會多、生活方便，因此高房價和擁堵等負面因素可以說是為了得到工作和生活上的好處所付出的代價。但是，人們通常認為得到的好處理所當然，但對付出的代價卻耿耿于懷。在這種憤懣之中，人口太多成為最合適的替罪羊。 日報：考慮到歷史和現實，解決北京大城市病的較為理想的途徑是什么呢？ 黃文政：我們認為，比較理想的途徑是順應經濟的自然發展，以數千萬的人口規模預測值為基礎，將河北鄰近地區和天津納入規劃，最終成就全球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圈。這么做需要開闊的視野、創新的思維和高效的執行力。雖然面臨巨大的挑戰，但也可能開拓出一條合適的道路，引領世界未來超大城市的發展方向。在國際上，不乏成功的例子。
比如，以東京為核心的都市圈目前就有3600萬人，占日本人口近三分之一，是全球最大的城市聚集體，其工作和生活環境都在北京之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