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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堂穹頂皮椅都藏著機關 張百發曾被“鎖”住

時間:2011-08-23 08:41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龍露 張楠

 

遠處的天安門見證著大會堂的“出生”

 

那個年代的建筑工人們,以穿著“大會堂”為榮

 

宋溪 插圖 H185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人民大會堂

 

  緣起:從故宮的圍墻、北京的胡同、老四合院,到今天的國家大劇院、鳥巢、水立方……每一座建筑都打上了時代演進的烙印,每一座建筑里的故事都能寫成一部歷史書。1959年,以人民大會堂為首的10大建筑的興建,是一部凝固的教科書,影響了幾代人。當新一代的年輕人隨著人流,走進人民大會堂、走進軍博、國博時,他們看得到那難忘的記憶嗎……

  人民大會堂尋跡

  大會堂觀“山”景

  生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們,有誰不曉得人民大會堂?即使沒有親眼見過,也會從報紙、雜志、電視頻繁出現的畫面中一睹它的芳容。然而有一天,當你真正站在大會堂前,一定會為它的氣勢恢弘和建筑精美所震撼、折服。

  暑意正濃,記者漫步在天安門廣場上。廣場西緣,熙熙攘攘的中外游客正三五成群地擺出各種姿勢拍照,而后面的背景就是大會堂。人民大會堂的建筑造型為“山”字形。風雨不動安如山,它和對面的國家博物館一起就真的像兩座山,靜靜地給鋪陳開來的天安門廣場壓住了陣腳。

  大會堂中最主要的組成部分是三層的中央大廳和萬人禮堂。中央大廳也叫“金色大廳”,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舉行我國最高規格新聞發布會的場地,是我國重大政事動向的“窗口”。而萬人禮堂,則因為黨和國家的各種大型會議和政治活動頻頻出現在電視鏡頭里。觸目所及,穹頂、燈光、座椅、主席臺,一如50多年前剛建成時一般氣派。

  其實,大會堂也在變,這種變首先反映在內部設施上。比如近幾年,人民大會堂萬人禮堂一層的每個席位前都安裝了會議代表電子服務設備,可進行12種語言的同聲傳譯和議案表決即時統計。而在2009年全國“兩會”結束后,“金色大廳”也進行了重新設計。80多歲的清華大學建筑系教授王煒鈺回憶,這次給金色大廳“換裝”,風格和整修之前不一樣,融進了更多的中國元素,讓人一進大廳,一看就是中國的。

  大會堂之變,更體現在氣質的親民上。對于普通的中國人來說它是座山,但過去這座山只能仰望,而今它敞開了懷抱任由天下百姓“山”中游:如果沒有重要的國事活動,大會堂會對外開放參觀。游客可以從東門高懸的巨大國徽下穿過,走進5樘金黃色銅門,可以到湖南、遼寧、北京、上海等地方會議廳一探究竟。許多高水平的文藝演出都在這里舉行,一些企業和機構還把新聞發布會搬進了這里,使大會堂增加了不少生活的氣息……

  時值8月,相對游人如織的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略顯冷清。但每年的3月初,全國“兩會”都在萬人禮堂舉行開閉幕式,這時,大會堂又恢復成一座安定人民共和國江山的大山。

  尋史

  交鋒:大會堂是中不中、西不西嗎

  1958年11月初,幾經修改后,當時還被工人們稱為“大會堂”的人民大會堂,規劃面積確定為17萬平方米,比故宮的全部建筑面積加在一起還要大。這一規劃面積一經公布,立刻引來了軒然大波,專家們紛紛提出質疑,書面意見竟然如雪片般飛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辦公桌上。

  見到這樣的情況,周總理趕忙在御河橋的交際處召集專家們一起開會討論大會堂的設計問題。

  會議一開始,著名的設計專家梁思成就坐不住了,他對周總理說,羅馬的圣彼得大教堂在建設的過程中,采用的就是尺度放大法。讓人一進入教堂,就感覺神權的至高無上和個人的微不足道。但是,這種方法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會堂上就不適宜了。梁思成還在紙上畫了一個“頭大身子小”的小人兒,向總理比劃著說,就算把一個小孩按照比例放大一倍,他也不是一個大人啊。大會堂就犯了“小孩兒放大”的忌諱。

  而北京工業設計院總建筑師王華彬教授則直指大會堂的設計是“一筆浪費”。從大會堂的大門口走到大禮堂,一共有5道門,中央大廳里的柱子用了180根。王華彬稱,光線都被擋在了大會堂外面,內部肯定會采光不足,最后還得依靠人工采光,實在是浪費。

  建筑專家張镈對大會堂的“大”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解釋,天安門廣場本身的超大面積,決定了坐落于其西側的大會堂也應該體形龐大,不然會顯得房子“小鼻子小眼”不搭配。

  關于大會堂面積的爭論剛剛結束,梁思成又站了起來,激動地發表觀點稱,大會堂幾乎就是一個文藝復興時期建筑的翻版,雖然在設計的細節上加上了一些中式的斗拱、琉璃、彩畫,但是這種“西而古”的風格根本不適合大會堂。

  面對情緒激動的專家,周總理不緊不慢地給大家講起了故事。早年間菩薩實際上有兩撇小胡子,看起來是印度人的樣子,老百姓都覺得很別扭。畫師于是把一張菩薩像貼在大街上,自己躲在一旁偷聽百姓的評論,之后再根據大家的意見對畫像進行修改,這才漸漸演變成了如今菩薩“不男不女”的樣子,也漸漸地被人們所接受。再者,塔也是從印度傳到中國來的,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如今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中式建筑中的一類。所以,在建設大會堂時,不能被狹隘的民族情結給局限住,而是應該“中外古今,一切精華,含包并蓄,皆為我用”。

  周總理的一席話讓專家們心服口服,大會堂的設計方案這才順利通過了專家這一關。

  趕工:被“鎖”住的張百發爬窗戶

  “那是一個轟轟烈烈的年份。”這是北京市原常務副市長張百發對人民大會堂建設年代的評價。

  1958年,20多支青年突擊隊進駐人民大會堂工地,其中,就有張百發鋼筋工青年突擊隊、李瑞環木工青年突擊隊、王學禮青年突擊隊、丁慶云混凝土工青年突擊隊等。當時,他們還被人們戲稱為青年突擊隊中的“四小名旦”。

  鋼筋工張百發從14歲起就進到工地做工,1954年時在全國已是“小有名氣”。那時候,甚至流傳著“學百發,趕百發,一夜超過張百發”的口號。

  在工地上奮戰了10個月,張百發帶領的青年突擊隊從最初的12個人,擴充到200多個人。突擊隊三班倒連軸轉,從來沒有休息過一天,即使是睡覺都從來不脫衣服。

  當回憶起幾十年前的往事時,原北京建工集團高級工程師楊嗣信笑著稱,張百發這個鋼筋工,他在人民大會堂干活的時候特別拼命。有一次,他好長時間沒有睡覺了,為了讓他能夠休息一下,大家就偷偷把他反鎖在房間里,出不來,就只能在房間睡覺。結果,誰也沒想到,就算這樣都看不住他。他發現自己被反鎖后,把房間的窗戶打開,從窗戶爬出去,直奔工地,又去干活了。

  1959年9月,人民大會堂全面建成。再一次走進人民大會堂的張百發發出了由衷的感慨:“從來沒進過這么漂亮的房子。”

  尋史

  突擊:工地上24小時開“流水席”

  10個月要完成人民大會堂的建設,又要保證質量,F在看來都是無法做到的事?赡莻年代,不但做到了,而且工程從設計到質量,50多年過去了都無可挑剔。原一建退休職工鄭如浩回憶,為了保證工程如期完工,一建創造出了“上下左右,立體交叉”作業方法,也就是主體框架搭好后,層層有人,每個點都有人。那時的工人都不分幾班倒,隨時都在工地上,吃飯也沒有點兒,24小時有飯,餓了隨時吃。工人大食堂設在現在的國家大劇院的位置。哪個工人餓了,就由另一個人替補,然后到食堂吃飯,吃飽了,歇過來了,再去替別人。

  在最初幾個月,因為干活的工人太多,還有個別外面的人混進大食堂吃“蹭”飯的。后來加強了管理,才杜絕了這種現象。

  當時安裝大理石和水磨石的任務中出現了“劉胡蘭青年突擊隊”,是幾名女工自動組織起來,她們開展搬運石料的競賽,定額250塊,女工馬彩英第一天就搬運了638塊,第二天女工王金茹又創造了搬運640塊的最高紀錄。每到有臨時突擊任務時,工地上的團員、青年,還要組成臨時突擊隊。

  尋史

  音效:幾百萬個吸音器“升天入地”

  人民大會堂的建筑面積是17萬平方米,而其中的萬人大禮堂就差不多占去了一半。在這么大的禮堂里,怎么能保證臺上發言人的聲音,能夠清晰地傳到臺下每一個人的耳朵里去呢?這個問題難住了專家們。中科院的馬大猷教授解釋,聲學處理的極限是人均6立方米的空間,而大禮堂平均每個人的空間高達9立方米,在這種情況下想要聽清臺上的聲音,那簡直是世界奇跡。

  如何讓奇跡變成現實?中科院聲學所、北京建筑設計院等單位的聲學專家們組成了課題組,來攻克這一難題。

  首先,專家們拋棄了常規的擴音器,而是把主席臺上的聲源,分散到每一個座位上。這樣一來,臺上說話的聲音就能夠清晰地傳到每一個參會人耳朵里,就跟兩個人面對面講話那么清晰。

  然后,建筑師們還在禮堂巨大的穹頂上,設計了許多看不清的小“星星”,其實,那是幾百萬個小小的吸音孔。隱藏在穹頂上的吸音孔,使得看起來平凡無奇的天花板搖身一變,成了一塊巨大的吸音板。而二層和三層樓上的7000個皮椅底下,還特意安裝了吸音裝置。這樣,即使主席臺上發言的聲音再大,大禮堂里也不會留下一點回聲。

  大會堂各項工程完工后,指揮部對于大禮堂的音響效果仍然感到不放心。這時,有人提議,不如邀請參加過大會堂建設的全體人員到大禮堂觀看一場演出。不僅可以對工程的質量進行一次檢測,另外,還可以作為對勞動者的慰勞。

  當征求到大會堂建設工人和專家們的意見時,大家紛紛提出,想要觀看一次京劇大師梅蘭芳的演出。在文化部的熱情邀請下,當時65歲高齡、已很少再登臺演出的梅蘭芳得知是為上萬名勞動者進行慰問演出,十分痛快地應允,并獻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戲《貴妃醉酒》。

  補白

  革博與大會堂

  基本對稱 一虛一實

  人民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兩座建筑對峙在天安門廣場的兩側。屹立在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南北長336米,東側的革命歷史博物館南北長313米,兩座建筑相距500米,基本對稱。因此規劃上要求它們的外形既要互相呼應,勢均力敵,同時又要各有特色,避免雷同。由于人民大會堂的門廊是實的,廊柱是圓的,所以革命歷史博物館的門就設計成虛的,廊柱是方的。這樣就各盡其妙,相得益彰了。

  曾任市建筑設計院教授級高級建筑師、國家級設計大師的張開濟介紹,這些設計原則都是周總理親自拍板定案的,而且總理對建筑細節也不忽視。有一次,總理在認真細致地看了博物館的立面圖之后,感到廊柱的比例顯得太瘦長了,因此要求把柱徑放大一些。總理的眼光是很尖銳的,因為從立面圖上看的確存在這個問題,可是博物館的方柱子與對面人民大會堂的圓柱子,在視覺上的效果是有所不同的。圓柱子從立面或透視來看都是同一寬度,可是方柱子在立面圖上只能看到一個面,而透視上卻可以同時看到兩個面。因此方柱子在立面圖上看來比例正好的話,實際看來就顯得粗了。張開濟當面向周總理解釋了這個道理,總理耐心聽取,認為他言之有理,欣然同意不加粗柱徑了。

  民族文化宮

  也曾遭遇搬遷難

  1957年,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申請興建民族文化宮,由于種種原因,搬遷還遺留了幾戶,因此未能及時開工。

  1958年民族文化宮同民族飯店一并列入國慶工程項目。曾任市房地產開發經營總公司巡視員的李忠孝和工作人員到現場,詳細調查了解了1957年搬遷時遺留下來的這幾戶的情況,其中有一所托兒所,是一位高級干部的母親辦的,是慈善事業,因為附近找不到合適的地方安置,因此遲遲未遷。李忠孝立刻找有關部門請求協助做工作,盡快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與此同時,全市正在開展為國慶工程獻房活動,中央某單位在西城區按院胡同獻出一套四合院,房子不錯,便通知他們去看房。他們一看便立刻表示同意,臨搬遷時,負責人非常誠懇地說:“國慶工程不光是你們的事,也是我們的事,因為它緊緊地系住了我們每個中國人的心,我們大家都有責任共同完成它。”部分圖片由北京建工集團提供 參考文獻《首都建設者回眸》

  (責任編輯:白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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