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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為廣大中低收入者建設保障房是中央確定的地方政績考核硬指標。 鑒于中央深知地方政府為人民真心辦實事的難處，于是為了防止其陽奉陰違，中央進一步完善了考核體系——明確省級政府是第一責任主體，中央財政還安排了相應的配套資金。
但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據媒體報道，武漢、珠海、東莞等地以“貼牌“挖坑”等招數玩起了保障性住房建設的數字游戲，以舊公寓貼牌充數、挖坑打樁掩人耳目糊弄民眾。有網友譏諷說，舊公寓貼上安居房的標簽，就成了百分之一百一的完成任務，武漢東湖有關部門的偷梁換柱把戲玩兒得面不改色心不跳，其水平都趕超魔術師劉謙了。
按說不應該。比如即使在嚴厲的宏觀調控政策下，即便2011年重點城市樓市成交低迷，當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卻仍高達3.15萬億元，再創歷史新高。
2012年保障性安居工程開工總量確定為700萬套，也比原定計劃少，但2012年安居房的投資量和施工量，相比2011年卻不減反增。保障性住房建設工期在兩年半左右，所以2009年開工的590萬套尚有少數結轉到2012年建設，而2011年新開工的1000萬套，也有部分結轉到2012年建設。所以，2012年的建設任務約1000萬套。
專家測算，今年保障房建設的實際投資可能就7000多億，其中今年新開工項目的投資實際落實估計就5000億左右。到目前為止，國家發改委、財政部為此安排了1520多億元中央財政資金。
部分地方政府依舊哭窮不止。
背后深層原因除了各地發展不平衡帶來的財力差距，以及地方債務等沉疴，是其建設保障房內在動力嚴重不足。比如，2010年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僅占當年土地出讓總收入的1.59%。而在當年土地出讓收入各項開支之中，廉租住房保障支出也僅僅占到1.7%。在一些西部邊緣省份，公租房甚至廉租房建設的其他資金來源仍是出售共有產權、中央財政支持，乃至施工單位墊付，當地政府財政撥款所占比例極少。
其中根源在于傳統政績考核陰魂不散。為了完成層層加碼的GDP指標，地產經濟成為部分地區主要盈利點。而多建保障房，一方面要政府投錢，另一方面還會減少買房的“剛需”，地方是“雙向賠錢”，故本身動力不足。
為了應對中央考核指標，部分地方政府便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以次充好、資格造假、騙購騙租等亂象叢生。去年11月媒體報道稱，全國已開工的1000萬套保障房中約1/3屬“挖坑待建”。
除了加強對地方政府監督和問責力度之外，這些公開造假的背后其實也暴露出現階段中國保障房建設的制度缺失。
首先，現在保障房建設片面強調開工率，由于建設周期往往需要兩年半，無疑為造假留出巨大的操作空間。以至于一些地方所謂的開工，僅僅意味著辦完所有手續，“蓋了二十幾個章而已。”
背后是中國保障房法治體系的缺失。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復雜的保障房隊伍——經適房、兩限房、安置房、公租房、廉租房等，缺乏具體的建設比例，客觀上給各地留下了隨意亂建的空間，導致各種神奇“保障房”層出不窮。許多學者提出盡快擬定《住房保障法》，或以條例的形式先出臺，對保障房的定義、功能、法律地位等進行原則性規定。
其次是保障房建設的責任追究機制缺失。我國推行保障房制度至今，盡管媒體不斷曝光內幕，社會監督逐步加強，保障房建設卻逐步成了地方應付中央的“數字游戲”，但鮮有官員被問責。
另外，面對建設規模的大幅增加，建材、人工等建設成本不斷上升，又進一步加劇保障房建設的資金壓力，即便將中央及地方各種資金合在一起，各地仍有上百億元的資金缺口。但其實財政部早在2007年發布的《廉租住房保障資金管理辦法》就規定，要從2008年1月1日起，地方各級財政部門要從土地出讓凈收益中按照不低于10%的比例安排用于廉租住房保障。而有多少地方政府真正落實到位目前仍是霧里看花，更談不上在此基礎上創新融資機制、多渠道籌集資金了。
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對花大價錢建設豪華辦公樓、形象工程、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等還是興致勃勃的，濫發福利獎金、瘋狂三公消費時也沒見怎么心疼過銀子。
真要逼中央罷免幾個省長？
(責任編輯：趙巖)
(責任編輯：白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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