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歷史上，城市化和城市現代化的歷史一直是與人類的進步和文明聯系在一起的，而文明即是社會與文化的總和。古今中外城市發展的歷史證明，凡是城市繁榮的時代，必然是社會經濟發展與文化繁榮的時代。從另一角度來看，城市文明的形態，或者說城市的性質又是與政治體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因為文明形態在上層建筑最集中的反映是政治權力的構成。這一點，尤其適合于中國城市。 在世界城市發展史上，中國城市從古代起就有著自己的個性特征。在以往的研究中，在馬克思主義史觀的影響下，學者們通常認為，古代中國的城市是作為政治和軍事的中心建立起來，并在其影響下形成了以政治關系為主體特征的經濟結構，即服務于政治的消費型城市。城市經濟結構的長期穩定性，在社會轉型中表現著某種“滯后力”，近代城市從其萌芽狀態到完全意義上的興起，都未能構建起獨立于自然經濟之外的商品經濟結構。在政治體制與社會結構的制約下，城市反而成為有助于傳統經濟關系得以延續的要素之一，如此等等。而以馬克斯斯韋伯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則對中國歷史上的城市有著更多的非議。馬克斯斯韋伯以歐洲城市為理想類型，指出城市的形成建立在經濟活動之上，是以市場交換為主形成的一個社會互動體系，“是財政理想化、貨幣經濟，以及以國家政治為取向的資本主義的承擔者”，是現代西方特有的產物，是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理念及民主制度的體現。“在（中國）這類城市里，正如西方古代的城市或奴隸制時代的莫斯科一樣，主要的收入來源是年金，一部分是地租，一部分是官僚及其他直接或間接借政治力量而收得的收入……中國的城市既非古希臘等地的城邦國家，也沒有中世紀那樣的都市法。”作為城市的屬性，“城市共同體”和“市民社會”這兩個概念所對應的實際事物在中國古代并沒有出現，其原因來自政治體制的特性與中國的特殊社會經濟結構，諸如“皇室統轄力的微弱，造成了居住在城鄉的中國人實際上自我管理的局面”，“中國城市的興盛，主要并不是靠城市居民在經濟與政治上的冒險精神，而是有賴于皇室統轄的功能”。 上述論點及其結論大都是基于與西方城市的比較而言，而馬克斯斯韋伯的言論尤具影響力。這正如法國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所說：“城市造就了歐洲這塊狹小大陸的偉大，因為經過馬克斯斯韋伯的倡導后，歐洲一直在通過與其他大陸的關系說明它自身。”因此，西方城市及其相關認識在給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很有價值的參考系數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思考和質疑。自 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城市研究的興起，國內學術界開始就中國城市的起源、功能、結構、作用以及精神與特質等問題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參與并回應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城市史研究的論點，其中以明清江南市鎮和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成果最為顯著。而韋伯以歐洲城市為普世模式解釋中國城市的觀點也遭到了更多的批判，在致力于破除西方中心觀，“從中國發現歷史”的學術環境下，出現了美國學者羅威廉通過兩部研究漢口城市的專著與韋伯對話的學術討論，并激發起中國學界對中國“市民社會”等城市問題的研究熱情。只是，羅威廉借用哈貝馬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模式來證明獨立于國家的“公共領域”在中國近代的浮現，仍存在西方理論的背景狀態，還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上的“從中國發現歷史”。而韋伯從歐洲中心觀出發的中國城市研究，雖然有著實證研究的缺陷，但是他對中國城市解讀的一些觀點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諸如，他強調中國城市是皇家權力在地方的代理，城市是諸侯的官邸所在地，是中央權力在地方的代表，一些城市并不是隨市場交換的發展而產生，等等，都可作為進一步論證的問題。而他的社會學思考方法更是值得我們加以借鑒。 但是，接下來的問題還是回到如何做到“從中國發現歷史”的老問題上，這或許是擺在每個史學研究者面前的課題。我以為，理論框架、研究范式等都需要以切合歷史本身為原則，而不是將歷史強行塞入某一框架或某一范式，歷史學雖不能稱之為“科學”，但是它的實證要求卻相當嚴謹。因此，理論與實證的統一，才應該是史學研究的最高境界，這也是本書為之努力的方向。 《北京與江戶》不是一部城市發展史，也不欲就城市的總體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比較。所以想寫這本書，是源于15年前在日本東海大學做研究時所思考的一些問題。由于出國前，我剛好獲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研究項目“明清城市文化研究”，于是，我在日本的研究課題也就自然選在中日城市的比較方面。但是，當我在接觸了與明清同時、確切地說是與清朝同時的日本江戶時代的城市歷史之后，一個很直接的問題赫然擺在了我的面前，這就是我發現了兩國的歷史及文化的差異程度，遠遠超過了我以往由教科書中所獲取的知識界域，認識到兩國在近代發展道路上所出現的差距絕不僅僅是日本選擇了明治維新。于是，我的思考隨著疑問展開，那就是：曾經屬于中國大文化圈至今還在使用漢字的日本，在文化上從何時開始脫離東方文明的軌道，何時又與中國發生了政治性質的裂變？我開始借助城市研究的領域梳理相關資料�？梢哉f，我對北京與江戶的比較研究是從日本與中國文化的變異性開始的。而這種變異或者差異在哪里，產生的原因又是什么，便成為本書所要回答的關鍵性問題，也是研究的切入點。 所以，本書可以說是從問題出發，就一些專題進行討論。而先前由于做過明清城市空間的研究，即從城市建筑及其內在積淀而成的文化來探討城市的發展及其變化，所以，本書在寫作的過程中仍然延續了原有的思考方法和研究的旨趣。因而，對比的思路也是從城市空間的基本骨架出發，去思考文化源流的發展及其變化等問題，以及這種方向性變化導致了怎樣的政治和經濟（商業）結構的變化，變化的結果是怎樣的，等等。 但是，由于研究立足于比較的角度，而目前尚缺乏從中日對比的角度對城市問題進行研究的成果，可以借鑒的東西實在太少，所以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編輯：劉堃茹） (責任編輯：白雪松)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