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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從農村人口占70%到城市人口占70%花了兩百多年，美國的城市化也是從1820年到1958年才實現，他們主要是靠剝奪農民土地、把農民趕到城市，當時農民很悲慘，也激化了許多社會矛盾。 不過，對于中國的城市化，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著名經濟學家成思危日前在莫干山會議上就直言，中國不能采取這種方式，我們要合理有序地轉移農民。所以，觀察中國的城市化歷程，無論是時間還是內外壓力，它仿佛是在一部時空高壓鍋里進行的。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們既經歷了中國城市化的起步、發展與飛速前進，也體驗過它的徘徊、停滯甚至倒退。這六十多年來，中國城市化所歷經的一切，與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緊密相連。 在前三十年，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一直是“猶抱琵琶半遮面”——政策支持下的工業發展給它提供了起步的可能和繼續前進的基礎，一些配套政策的不足又使得它的發展受到阻礙而裹足不前。 而改革開放至今的后三十年，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發生巨大變化和進入實質發展的關鍵階段——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給中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新鮮血液而使其煥發出全新的生命力，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大大加速了人口的遷移和流動，工業化的迅猛發展使得城市中的幢幢高樓和市郊的大片廠房拔地而起，經濟建設和商業發展的要求使得城市用地不斷擴張…… 但與此同時，阻礙城市化進程進一步發展的社會制度依然存在，最突出的如城鄉二元結構等，這些因素，造成大量的中國農村人口并沒有在城市化的飛速發展中享受到真正的福利。 因此，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有專家呼吁：中國的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戶籍制度以及就業制度、教育制度等都亟待改革和創新。 前三十年：徘徊中前進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 國民經濟恢復和“一五”計劃期間，共新建城市6座，大規模擴建的城市20座，一般擴建的城市74座。到1957年末，我國的城市發展到177個，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到15.4%。 這一階段，中國工業建設的布局開始向內地傾斜，內地城市化的進程由此加快，農村人口也逐步開始向城市遷移。 與此同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國有和集體企業在城市中一枝獨秀的地位逐步確立，城市的工業中心、生產中心的作用日益突出。 為解放農村勞動生產力，促進工業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1950年頒布：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但是，與之配套的城鎮國有土地單一行政劃撥制度，為城市建設提供高效率的同時，也給改革開放后的外資流入帶來了不少阻礙，也為困擾中國多年的城鄉二元結構埋下了伏筆。 1958年1月，以《戶口登記條例》為標志，政府開始對人口自由流動實行嚴格限制和政府管制。《條例》中第一次明確將城鄉居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這一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的戶籍制度帶有明顯的“城鄉二元分割”特征，由此產生了與戶籍相關的“居住”和“暫住”等概念，事實上造成城鄉之間、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口之間在教育、醫療、社保、衛生等諸多方面的不平等。而這一不平等，當然有著現實的積極意義，但它對之后的中國產生的深遠影響也不止于此。 不過，此后“人民公社”的建立，“先生產后生活”方針的提出以及十年“文革”，造成了國內農輕工重比例的失調和產業結構的嚴重扭曲，加之城市人口向農村的回流，城市化進程出現了波折乃至于停滯。 改革開放：久旱逢甘霖 十一屆三中全會就像一聲驚雷，其后推出的一系列新政策就像春雨。春雨滋潤萬物生，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在此時開始騰飛。改革開放開始，中小城鎮的迅猛發展是這一時期城市化的突出特點之一。 1978年開始，中國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農村改革。農村的經濟體制與戶籍制度的改革，為農村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城鄉貿易的繁榮，以及小城鎮的崛起打下了基礎。 改革開放后，中國農村開始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主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同時，阻礙勞動生產率發展的農民公社制度被取消，鄉、民族鄉政府作為政權基層單位的制度被重新確立。 戶籍制度的改革進一步促進了農村人口向中小城鎮的流動。1984年10月，國務院發布《關于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集鎮落戶；1985年7月，公安部又頒布了《關于城鎮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規定了每年萬分之二的“農轉非”內部指標。 1984年~1986年國內開始實施“撤社建鄉”，并降低建制鎮標準；1992~1994年，國家對鄉鎮實行“撤、擴、并”；1986年和1992年，小城鎮建制標準又被兩次修訂。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提出：“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要以小城鎮為主，大中小城市為輔”，“加強小城鎮建設是中國社會主義城市化的必由之路”。這一建議由于十分符合當時的城鄉分隔戶籍體制受到政府認同，以上一系列促進中小城鎮發展的政策便是對此的印證。 由于政策的推動，數千個小城鎮在這一時期涌現，數以千萬計的鄉鎮企業更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遍及全國各地。其產值、出口創匯值及其所吸納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都在國民經濟發展中一度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與此相應，一大批農民在“離土不離鄉”的情況下，進入鄉鎮企業變成了產業工人。 農村的城市化進程在加快，城市也毫不落后。 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作出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地設置經濟特區；1984年4月，又進一步開放沿海14個港口城市；1985年2月，增開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三角區為經濟開放區；1988年增辟海南經濟特區；1990年開放上海浦東新區。 對外開放使得沿海城市獲得了大發展，“深圳速度”和“廣東奇跡”就是最好的印證。在沿海地區經濟騰飛的時代背景下，內地大批人才紛紛跳槽或“下海”尋求更大的自身發展，數以百萬計的內地農民也成群結隊“背井離鄉”，前往東南沿海城市“淘金”。 新時期：成績斐然與問題浮現 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問題的決定》通過，這一決定使中國市場化的改革在法律和政策上得到強力保障。 為全面推進改革開放，我國對外開放的步伐逐步由沿海向沿江及內陸和沿邊城市延伸。 同時，政府確定了以小城鎮建設為重點的村鎮建設工作方針，制定多項政策，推進小城鎮的發展。 1995年4月，國家體改委、建設部、公安部等11個部委聯合下達《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指導意見》，并在全國選擇了57個鎮作為綜合改革試點。 1998年7月，國務院批轉了公安部《關于解決當前戶口管理工作中幾個突出問題的意見》，解決了新生嬰兒隨父落戶、夫妻分居、老人投靠子女以及在城市投資、興辦實業、購買商品房的公民及隨其共同居住的直系親屬，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房、合法穩定的職業或者生活來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當地政府有關規定的，可準予在該城市落戶等幾個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 2001年3月，國務院批轉了公安部《關于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對辦理小城鎮常住戶口的人員，不再實行計劃指標管理。這一政策標志著城鄉分隔制度已在小城鎮廢除。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城鄉差距在不斷擴大，并且最終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的突出問題。 城鄉差距擴大緣于城市發展對農村的擠壓。一方面，由于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失調，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得不到安置，形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另一方面，在城鄉二元結構時期，農村資源被“剪刀差”以促進工業化和城市化，導致農村發展十分緩慢。 在城鄉差距日益擴大的背景下，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涌向大城市。1994年前后，中國“民工大潮”開始洶涌澎湃，在廣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已出現了數以百萬計的民工隊伍，在全國則已有上億人口構成的流動人口大軍。 正如經濟學人智庫組織（EIU）發展經濟學家Jon Copestake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所言，吸引更多的人口進入大都市的做法其實是一把雙刃劍。但人口遷移和流動速度的加快及其規模的日趨擴大，確實使中國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 進入“十五”時期以來至今，大城市固有的功能多、市場大、效率高、規模效益和聚集效益顯著的優勢日益突出，城市規模結構的升級進程明顯加快，大城市所吸納的城市人口數量也急劇上升，我國城市化率不斷攀升。 國家統計局近日發布報告顯示，2011年我國城市化率達到51.27%。而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一直存在著諸多爭議。 一位地方官員日前談到中國城市化率時就說：“中國超50%城市化率的計算中包括了1.5億的進城農民工，雖然他們進城了，但他們仍頂著一個農民的帽子。他們在城里沒有戶籍，沒有住房，沒有保障，他是城市的過客，這是巨大的社會不公平現象。” 談到“半城市化”人口向城市化人口轉變的阻礙，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任遠談到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分歧：“熟悉中國的都知道，新農保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障有顯著的差異。農民收入本身就比較低，這樣的一種社會保障的制度安排，可能是一種典型的不利于弱者的社會保障體制安排。” 雖然城市化是大勢所趨，不過Jon Copestake比較了全世界上百座大城市后，也看到了許多的“城市病”，如交通堵塞、環境污染、高犯罪率等現在揮之不去的一些問題。在西方城市化過程中，其實也有“過城市化”與“逆城市化”，他說遲早有一天，追求的應該是城鄉的融合、發展與宜居的協調。 “只有消除二元經濟結構中國才能夠真正實現社會公平，中國最大的不公平應該說就是城里人和農村人之間的不公平，但是要消除這個還要靠我們相當大的努力。”成思危認為，關于中國的城市化率，有人說是48%，有人說是46%，每年一個百分點的話還要二十多年，這后面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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