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 王雄軍 城市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伴隨著經濟形態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我國從改革開放以后，進入快速的城市化、工業化轉型時期。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城市化率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7．92％，增長到2013年的53．73％。如果從單純的城市化率看，年均提高約一個百分點，發展的速度可以說很快，成就也很突出。但如果從城市化的具體內容看，城市化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如在經濟結構、產業形態、人口集聚等方面，城市化的發展速度很快；但是從公共服務、社會保障、治理能力等方面看，城市化的水平相對比較滯后。所以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把在城市常住的約2億農民工去掉，中國的真實城市化率只有35％左右。總體而言，不論從什么角度、用什么方式衡量，中國已經有超過一半的人口在城市工作和生活，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龐大的人口進入中國的城市化、工業化進程，引起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并伴隨著治理理念和治理機制的深刻轉型。簡單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城市化過程中的社會治理，要適應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過程，也是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深刻調整的過程。傳統的農業社會，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比較穩定，屬于熟人文明，或者說是禮俗社會，相應的治理機制，也是基于熟人文明的特點和規律，人治的成分較多，如重視道德的教化和約束，鄉紳精英在社會治理中有很大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在城市化和工業化時期，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文明體系轉變為陌生人文明，或者說是法理社會。社會治理更多需要依靠制度和規則，即法治成為社會治理的基礎和核心。 二是需要建立與城市化相適應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對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提出兩個方面的巨大需求。一是大量的人口和產業向城市集聚，需要相應的公共服務體系作為支撐。如醫療、教育、交通、環境等方面，需要建立相應的公共服務體系，避免人口集聚可能造成的資源短缺、交通擁擠等情況。二是因為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變化對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提出新的需求。如在傳統社會，家庭是社會的重要載體，承擔了許多社會功能。但是，在城市化和工業化時期，家庭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出現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的趨勢，很多過去可以由家庭和代際幫助解決的問題，都逐步顯化為社會問題，并對社會治理產生壓力和風險。如獨居老人的照看護理，會成為社會面臨的普遍難題，如果出現典型性事件，會對政府形象形成嚴重的負面沖擊。因此，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社會結構和分工體系也會發生深刻變化，家庭、宗族等社會結構會弱化或消失，許多從家庭或宗族分離出來的功能，需要由政府或社會來承擔，從而對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產生新的需求。 三是要激發社會組織的活力，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治理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在我國的城市化、工業化過程中，社會的組織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并對社會治理形成重要挑戰。城市化過程，同時也是經濟社會制度深刻轉型的過程。在計劃經濟時期，城市實行的是單位制，以單位為主要的載體，對社會進行管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傳統的單位制已經趨于解體。相應的，以單位制為基礎的社會治理體系也基本解體。這部分社會治理的職能，需要由政府、市場、社會來分解承擔，其中很大一部分需要依靠社會力量來承擔。但是，我國的社會組織發展相對比較滯后，導致大量的社會成員在脫離單位以后，成為分散化、原子化的社會個體。社會治理需要面對大量的分散化的社會個體，管理難度和管理成本很高。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提出，要激發社會組織活力，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通過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自治，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治理問題。 另外，農村社會的治理問題，雖然不屬于城市社會治理的范疇，但是和城市化、工業化密切相關，也需要高度重視。特別是在城市化、工業化快速推進時期，大量的年輕人口進入城市，導致農村的人口結構出現嚴重問題，老齡化、空心化嚴重，農村缺乏年輕人才，導致基層治理機制不順暢，政府治理能力也較弱，農村基層社會的穩定和發展都面臨許多困難和壓力。因此，農村社會的治理問題，也要納入城市化的綜合考慮范疇，要以新型城鎮化為引領，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總之，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發展過程，需要統籌考慮和系統安排。2014年初，國家頒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了“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的發展理念，對新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提出了宏觀性、戰略性、基礎性的規劃部署。特別是“以人為本”的理念，對于指導和完善城市化過程中的社會治理，具有重要的意義。新型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將更加注重城市化的平衡發展和綜合改善。城市化的核心是人，而且是人的全面發展和進步，既包括經濟水平、物質條件等方面的改善，也包括生活質量、公平保障、發展機會、幸福感受等方面的全面提升。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