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費孝通造訪開弦弓村。 （均資料照片）
1936年時的費孝通。
李曄 胡志剛 你理想中的城市和農村是啥樣？吳江七都鎮廟港開弦弓村的“農民教授”姚富坤，總愛如此向前來調研的國內外學者們發問。 一位英國教授答：城市像城市，農村像農村，但城市里的人非常向往到農村去。 姚富坤便非常得意，他腳下的土地，他自己的家鄉，現在不正被城里人羨慕嫉妒著嗎？ 姚富坤的老鄉費孝通也當寬慰了。這位享譽國際的中國社會學家，曾26次回家鄉調查，最后一次是在2002年他92歲高齡時。費老的知名著作《江村經濟》中的“江村”原型，便是如今讓人羨慕嫉妒的吳江開弦弓村。 今天是費老誕辰104周年。他所提出的“小城鎮，大問題”，以及農工相輔、志在富民的小城鎮建設理念，愈久彌篤。 鄉村凋敝，城市人滿為患，這不是我們的向往。 而在費老的家鄉吳江，過去是，現在依然是樣本。 “我們不向往大城市” 姚富坤自己都分不清，他到底是農民，還是市民。 他的醫療保險，享受的是農保；而退休金，拿的是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這完全是他自由選擇的結果。反正城鄉二元結構打破了，他現在的身份是居民。 看到外地有一些“偽城市化”的趨勢，他很擔憂。那些村莊，一半以上人口外出打工，只剩老人和孩子；而集鎮卻短短幾年，面積擴大了好幾倍。在鄉鎮政府大力倡導下，外出務工農民都一股腦先在集鎮上買套房再說，也不管那家鄉是否還回得去。確實，這集鎮儼然有了些“城市”的味道，但只是在春節那短暫的幾天，才有些人氣。集鎮大部分時候，在令人不安的寂靜中度過。 而姚富坤所在的開弦弓村全然不是這番景象。 村里現有3000人，老板不少，共計辦了28家企業，多以絲織為主，這是他們的老本行。除了不足10%的人從事水產養殖外，大部分村民在這28家企業里上班。其實，放眼整個吳江區，企業“多如牛毛”，找份工作，可選擇的空間實在太大了。至于收入，夫妻倆若都在企業打工，加起來少則10萬元，多則15萬元，這還只是他們年收入的一部分而已。他們擁有宅基地、合作社股權，還有每年的分紅。 孩子上學，就到廟港社區，車程幾分鐘；看病，村里就有診所；去商店、圖書館、籃球場、活動室，都只是幾步路的事；村里晚上燈火通明，高清、寬帶線進入家家戶戶；村民們無論老小，早就習慣了用QQ軟件聊天和通信。全村700多戶人家，有450輛車，最貴的是蘭博基尼，最起碼的也要十多萬元。 問了好多村民，向不向往大城市？他們的表情頗有些不可思議：“我們現在的生活，跟大城市有啥兩樣？要去看場電影，開車半小時就到；洋快餐更近，8公里的路而已。”不過，有一點看不慣，就是某些人太愛炫富，500米的路，都要以車代步，“應該學學大城市，騎自行車或走路，綠色出行”，一位中年婦女替人“檢討”。 其實，最令開弦弓村村民有強烈優越感的，倒還不是富裕且與大城市別無二致的生活水準，“關鍵是一種心滿意足”。姚富坤說，許多農村非常普遍的“空巢”和留守兒童現象，在開弦弓村乃至整個吳江幾乎絕跡，家家戶戶多是三代、四代同堂，彼此照應，“正如費老說的，終老不離鄉土了”。 “回鄉偶記”透視“無工不富” 今年62歲的姚富坤是開弦弓村的農技員，曾24次參與接待并記錄費老每次來“江村”的訪問情況，并在2006年“紀念費孝通江村調查70年”會議上，向與會者介紹開弦弓村的變遷，此后還應邀到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講課，被稱為“農民教授”。有趣的是，記者在“江村”還遇見了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豪興，他追隨費老的腳步，1982年便來到開弦弓村，從此扎根，持續研究30余年，被喚作“教授農民”。 1939年，在英國出版的《江村經濟》震驚世界。1986年，《江村經濟》中文版問世。開弦弓村成了世界觀察中國農村的窗口、國內外研究中國農村的首選樣本。即便費老故去，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外國學者、做畢業論文的博士研究生等，依然頻繁造訪。所以雖身處農村，姚富坤和其他農民兄弟們卻是閱中外教授無數。 建一方“樂土”，是費孝通弱冠之年放棄學醫、改考社會學后窮其一生的追求。姚富坤告訴記者：“費老覺得，窮人比病人多，所以他希望通過關注民生來治療社會疾病。”1936年，費孝通在等待去英國留學間隙，為排解喪妻之痛，來到姐姐費達生所在的開弦弓村。此時，這里正悄悄地發生著變革。 費孝通發現，曾留學日本的姐姐費達生已幫助村民于1929年在此創辦了繅絲廠，這是有記錄的中國最早的鄉村工業企業，而村民收入中的40%多，要靠副業—在繅絲廠打工。這個地處蘇州與杭州之間的小村莊，極重視紅白喜事，必須體面地辦，因此家家戶戶，平均每隔25年就要有一筆重大開支。若不靠副業而完全依賴于土地，農民的日子恐難以為繼。 按照當時流行的經濟觀點，工業發展必須集中于城市，鄉村最多是原料和勞工的來源地。費孝通卻在《江村經濟》中提出工業下鄉和“賽先生”進村的觀點。他說：“若都市靠了它的技術的方便，代替農村來經營絲業，使本來可以維持生活的農民成了饑民，成了負債的人，結果是農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 1957年，費老重返“江村”，動因是澳大利亞人類學家葛迪斯此前專門訪問了開弦弓村。20余天鄉野調查，費老憂心看到，農村合作化后，由于片面強調農業而忽視了副業和工業，使村民實際收入降低。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膽提出“發展農村副業和鄉村工業”的主張，還用數據說明鄉村工業的倒退，“總的看來，副業方面現有的水平是沒有21年前高了。作一個大約的估計，1936年，副業占農副業總收入的40%多，而1956年，卻不到20%……” 1981年，費老第三次訪問江村。這次訪問，是為去英國皇家人類學會接受人類社會學最高獎—赫胥黎獎做準備。這次他看到，國家實行了改革開放，村里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同時加快了副業和鄉村工業發展，村民人均年收入已從1978年的114元增加到300元。 但他或許未曾料到，自己1936年所期望的農工相輔、共同繁榮的設想，竟成了日后中國經濟改革的突破口，他所研究的“江村個案”，無意中把握住了廣大農村的全景，以至于上世紀80年代，長三角和珠三角蓬勃成長的鄉鎮企業在當地GDP 中“三分天下有其一”，還跟當時的國營企業搶原料、搶市場、爭人才…… 而吳江的小城鎮建設，就是因循著費老的理念不斷實踐的過程，并用強大的事實證明著費老的“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無才不興”的道理。 一位曾在上世紀90年代先后擔任吳江市長、書記的老人，向記者講述了他所參與、見證的吳江小城鎮建設。他深感，小城鎮建設中，“二產是決定性因素，沒有二產，從事農業的人口不減少，一產就不可能實現機械化；有了二產，三產也就自然發展起來了”。 如今的吳江區，年公共財政預算收入130億元，而上世紀90年代早期，吳江市財政僅3億元，頗有些寅吃卯糧的窘迫（注：1992年吳江撤縣設市，2012年撤市設區）。但當時，當家人的思路已非常明確，不發展工業就沒有出路！老書記猶記，當年要在京杭大運河東面搞8平方公里的開發區，沒錢怎么辦？向省計劃經濟委員會借了8000萬元，將開發區的基礎設施建起。此外，吳江硬著頭皮，造起當年轟動一時的吳江賓館，改造已有的松陵飯店，“由此，吳江總算有‘拿得出手’的賓館了，否則外商誰愿意來？” 建設開發區的同時，吳江大力推進“二資一制”，即民資、外資，以及鄉鎮企業轉制。發展之初，吳江對外資實行“低門檻引進，低成本運作”的方式，再加上書記、市長周日不休地為企業解決問題的親商服務理念，臺資IT企業一哄而上。2000年臺灣權威雜志開展大陸投資環境最佳地區評選，吳江這個曾在臺商眼中“鳥不生蛋”的地方，排名第一！ 正是當年的“二資一制”，為吳江飛躍式發展奠定堅實基礎，所以老書記頗為得意：“你看，現在吳江的企業那么多，農民或自己辦廠，或去工廠上班，種田的人減少了，不就逼得耕種要機械化了嗎？現在本地勞動力早就滿足不了產業需求，吳江127萬常住人口中，有70萬外來務工人員呢！如此人口規模，何愁發展不了第三產業？所以，還是那句話，抓住二產，就抓住了小城鎮建設的牛鼻子！” 強鎮擴權和區鎮合一 費老始終認為，小城鎮，大問題。農村的發展從內部來看，應是發展工業；從外部來看，應是發展小城鎮，成為“人口的蓄水庫”，以減輕農村人口向大城市流動的壓力。 他說：“中國發展的方向在農村，農民問題、農村問題、農業問題的出路歸根到底還是要靠加快小城鎮建設，使它的輻射和帶動作用更好地發揮出來。” 現任吳江區委書記梁一波，自信向費老交出了一張漂亮的答卷，“我們的城鎮化是產業發展的結果，而非規劃的結果！因而我們不存在大躍進式的造城和由此造成的‘鬼城。 最讓梁一波有干勁的，是前輩打下的基礎，加上國家改革的紅利，讓吳江小城鎮建設有了更健康的體魄。 盛澤鎮，是我國重要的絲綢紡織品生產和集散地，集聚了近萬家紡織企業和紡織商行，常住人口達40萬，地區生產總值超過300億元，無論人口規模還是經濟指標，甚至超過了部分地級市。如此強鎮，從治安到城管，從環保到安全生產，社會管理壓力如山，但無論編制還是權限，一度是按照鎮級配備，可謂“個大衣小”、“責任如西瓜，權力似芝麻”。 怎么辦？向改革要紅利。梁一波介紹，2010年，吳江爭取到江蘇省經濟發達鎮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試點名額，盛澤鎮被賦予縣級經濟管理權限。2年前，盛澤鎮“強鎮擴權”邁出實質性一步，鎮設“二室八局”，均為縣一級權限。 僅以盛澤鎮行政服務局為例。難以想象，鎮上百姓，要辦理公積金和商業組合貸款，再不必跑到幾十公里外的吳江區政府所在地多個來回，而是在鎮上的行政服務局，在同一樓層跑上3個窗口，不到1小時就能搞掂；要辦理港澳臺通行證，鎮行政服務局跟蘇州任何一個辦理點是同步的，蘇州其他區的百姓也能到盛澤來辦。 而在行政局2樓辦理大廳，具里程碑意義的一天，發生在2012年8月13日。這一天，盛澤鎮完成了吳江市21個機關部門“放權”后首次自主行使行政審批權的第一單—一位當地老板，為自己公司年產倍捻絲300噸項目的備案而來，印章用的是“盛澤鎮人民政府行政審批專用章”。此后，小鎮“胃口”不斷擴大，單體20多億元的紡織、化纖等內資項目，均在鎮里審批。就在這個每月平均要受理和辦結1萬件便民和經濟事務的行政服務局，一幕場景讓記者大開眼界—面對前來咨詢企業工商登記的王先生，盛澤鎮行政服務局局長孫廣琦拿著iPad，在短暫查看系列后臺數據和分析比對后，對王先生直言：“你這個項目，現在贏利只有5個點，貿然跟風值不值？還要不要上？你自己看著辦。”王先生沒想到還有如此貼心的服務官，決定回家再商量下。 轉而，孫廣琦對著記者不怕自揭其短：“咱們吳江，車多‘土豪’多，他們缺乏現代經營理念和開放性思維，所以我要用大數據說話。現在，我通過與中國紡織行業協會合作，將全國紡織產業的產能、效益等數據大量集成，用數據來強化政府指導。”下一步，“阿里巴巴的首席數據師是我朋友，現在跳槽到吳江來開公司，我們的數據分析，要跟他一起合作！”而更霸氣在于，盛澤鎮行政服務局目前還承擔了江蘇省便民服務中心規范化意見的起草工作。 讓吳江小城鎮建設激情煥發、后勁十足的，還有鎮與開發區的“合體”。 據梁一波介紹，目前，吳江開發區與同里鎮，汾湖高新區與黎里鎮，吳江高新區與盛澤鎮、太湖新城與松陵鎮已實現“區鎮合一”，即開發區與鎮實行審批權限、規劃建設、經濟發展、財政結算、組織人事、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六個統一”，自此，吳江經濟發展四大主戰場更加分明。 梁一波告訴記者，“合體”的動因，是因為曾經的種種尷尬。譬如，吳江開發區2010年經國務院批準已升級為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它以不足吳江7%的土地，創造了1/3的工業銷售、1/4的公共財政預算收入，但近年來，開發區的發展資源已遠遠不能滿足招商引資和轉型升級需要； 另一方面，開發區所處的同里鎮同樣是一張世界級名片，然而單靠鎮級財力、精力，古鎮的保護和有效開發都心有余力不足。還有，鎮干部外出談項目，很難招到優質企業，雙方雖意向一致，但一看到文件合同上的“同里鎮”公章，對方立馬面露難色…… 所以，“區鎮合一”的腦筋一開，帶來了空間、人力、生態與文化資源的相互支持與整合。譬如，吳江開發區一旦與同里千年古鎮的文化感染力相結合，就有底氣主攻歐美優質項目，其目標是到“十二五”期末，全區要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的歐美企業數量100家以上，形成年銷售超過500億元的優質歐美企業集群。 梁一波說：區鎮合一’好比‘雙面繡’，千億能級的開發區與古鎮千年文化感染力，唱響了吳江 ‘好聲音’，讓吳江這個小城越來越有吸引力、‘蓄水’力。” 姚富坤一直記得費老那句話。2002年，費老在家鄉吳江召開的“小城鎮建設情況座談會”上說：“我們把農民的生活和創造記錄下來，從中尋找出他們的出路和活路。出路就是他們如何從土地里走出來，活路就是他們走出來后的生活，要過得比原來的好。” 農民的生活，是不是過得比原來的好呢？ 回到“江村”，記者遇見了一位姓徐的婦女。上世紀90年代初，村集體企業倒閉和轉制的磨合期，村里有一部分青壯年到上海、蘇州一帶打工，這位徐姓婦女也是其中之一。她說，“漂”在大城市幾年，沒存下幾個錢，后來回到村里，發現家鄉的就業和創業機會遍地都是。起先，她幫著別的小編織廠做工，2003年便自己經營編織廠，“兩個孩子就養在身邊，家庭團圓，收入小康，生活就幸福了。人這一輩子，不就圖幸福二字嗎？” 這位婦女還告訴記者，她在大城市打工期間，看見不少工友，丈夫、孩子不在身邊，家鄉寄來的照片都是不完整的全家福，“晚上睡覺，她們經常因思念家人，壓抑著哭……”
一旁的復旦大學“教授農民”劉豪興不禁感慨：“大城市的擴張總有臨界點，中國不能沒有小城鎮。讓農民們離土不離鄉，讓農民有小康的生活，發展基石方得穩固。像吳江這樣，農民因業而安，應該致敬費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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