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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南都社論認為：以《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僅施行六年即告短命結束為例，“各地城市規劃呈現出種種怪象”，多疑與“靠修編規劃做大人口規模以求新建設用地指標”有關。而導致各地長期城市規劃紛紛淪為“短命規劃”的成因則包括現有“規劃人口與用地指標有著對應關系”政策誘發“利益糾葛與權力沖動”、“公共參與從屬地位”與“急功近利”等，“城市規劃應當從利益糾纏中及時抽身，重新回歸其本來的公共屬性，從渠道正義開始就步步為營地確保公共利益得以充分實現”。說的都甚為在理，不再贅言。 稍感遺憾的，社論對“城市規劃要從利益糾纏重新回歸公共屬性”這一命題的“為什么”部分闡釋得較為充分，但對“怎么辦(如何做)”部分則著墨不多。 今后，城市規劃如何從利益糾纏重新回歸公共屬性？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做才能避免類似“短命規劃”的再次出現？換言之，我們又可以采取哪些辦法和措施來保證規劃能夠“壽終正寢”，繼而真正回歸其公共屬性？竊以為，可從如下幾個方面入手： 其一，建議修法以確保城市規劃尤其是長期規劃具備足夠剛性。據稱，美國芝加哥現行的城市規劃制定于19世紀末并執行至今，我們的僅六年與人家的逾百年，差的遠不在時間長短，蓋因前者從通過之日起便受到地方州和聯邦法律的保護，并由法律剛性保證了規劃的足夠剛性。而城市規劃一旦具備足夠剛性，不僅可以減少各種利益因素對規劃編制的影響程度，而且還可以很好地解決編制規劃過程中行政干預過多這一現實頑癥。 其二，建議通過制度創新與路徑設計確保公眾在城市規劃中的話語權與參與主體地位。城市規劃的本義定義不一而同，我個人以為，套用上海世博會主題口號“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大致可以概括一二。要想“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則城市規劃必須讓城市更美好，必須讓規劃好的城市讓生活更美好。而城市和城市生活的主體是普通市民，是最廣大的社會公眾。沒有社會公眾參與的城市規劃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城市規劃，不能讓社會公眾滿意的城市規劃自然也不是合格的城市規劃。在這一點上，廣東省2007年出臺的《建立城鄉規劃公眾參與機制和公示制的實施方案》及其成功實踐值得各地借鑒。 第三，建議改進現行的考核地方指標體系，改經濟G D P考核為綠色G D P、民生幸福指數評價。只有地方考核指標體系轉型，過去耽擱于利益糾纏中的城市規劃才能轉向，現有城市規劃存在并暴露出的“包括圈地經濟、土地財政以及政績盲動在內的諸多問題”才有逐步得到解決的可能和可行性。而少了利益驅動羈絆的城市規劃才能跳出急功近利的窠臼，得以回歸科學的本源，并真正讓城市規劃回歸其應有的公共屬性。 □呂國營 中國規劃網廣州6月8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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