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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調查發現，“貧富混居”的爭議遠非“富人未必買賬”、“窮人未必領情”這么簡單，這其中暴露的是地方政府建設保障性住房的困境。貧富分化乃是社會分配不公的必然結果，因此，解決的根本之道還是要在如何解決分配不公問題上下功夫。 面對持續走高的房價，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如何解決？日前，蘭州市出臺政策，決定將市政府主導的保障性住房建設實行“貧富混居”。而此前，湖北省武漢市也提出，不再成片開發建設經濟適用房，提倡富人和窮人混居。記者調查發現，“貧富混居”的爭議遠非“富人未必買賬”、“窮人未必領情”這么簡單，這其中暴露的是地方政府建設保障性住房的困境。
林立的高樓與貧民區 并非所有跟住房有關的問題都可以通過理想的房產調控新政獲得解決之道，比如貧富該“混居”還是該“分居”的問題。無須諱言，包括蘭州市在內的一些城市推行貧富混居政策，就是為了避免出現城市“貧民窟”，試圖在貧富犬牙交錯的居住環境中，營造一種社會各階層相處其樂融融的大好局面。解決中低收入者住房問題已經是各級政府的頭痛大事，再在此要求基礎上附著營造局面的使命，無異于吹毛求疵，實屬勉為其難。 出現貧富混居的政策的前提必然是已經出現了“貧富分居”的現實，而貧富分居的現實，絕非單純拜開發商“不求最好但求最貴”的營銷思維所賜，乃是社會成員間收入水平差距逐步拉開之后，引發的基于對不同的生活品質的追求及對“這種追求”的商業迎合共同作用所致。既然如此，反其道而行之的貧富混居政策必然是對“這種追求”的修正和改良。也就是說，蘭州等城市的做法，觸動的不僅是開發商的利益，還有部分購房者的利益――消費選擇權的剝奪。這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房產調控政策的波及范圍，進入了社會生活的縱深地帶。 所謂的社會成員間收入水平差距，就是貧富分化。“貧富混居”政策想解決的并不是居者有其房概念下的住房問題，而是貧富分化懸殊情況下的社會成員生活狀態的不斷擴大化問題。“分居”是貧富分化結出的果，而不是因。所以，人為地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刻意造成你有我我中有你的居住格局，難掩蓋貧富分化事實。這點從記者的調查結果也能看出端倪：富人覺得自己的生活品質打了折扣，窮人覺得自己生活在強烈物質反差之下備受震撼。 當然，如果政府一定要強行推廣貧富混居的住房模式，也不是不可行，但是這樣做既違背客觀的市場經濟規律，也人為地束縛了政府推行保障性住房的手腳。考慮到，廉租房、公租房的退出機制在我國很難落實，一旦居住廉租房、公租房的低收入者在收入提高后，繼續維持混居局面也非常難以操作。 國內惟一做過獨立的居民收入數據調查的學者、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的研究結論是：中國10%的人口占有了41.4%的財富。貧富分化帶來的不僅僅是不同群體間手中財富的懸殊對比，也有社會資源越來越聚集到少數人手中，形成資源短缺現象。比如最近說的比較多的“入幼兒園難”問題，就是貧富分化之縮影。在貧富混居中，有限公共資源的爭奪可能會推高使用成本，而中低收入者往往在此無謂的爭斗中慘烈出局。所以，一旦強推貧富混居政策，政府要在今后不斷的市場調節中做好隨時介入干預的準備，以化解資源分配不均衡帶來的問題。這對政府來說無疑也是一個絕大的挑戰。 貧富分化乃是社會分配不公的必然結果，因此，解決的根本之道還是要在如何解決分配不公問題上下功夫。只有在解決分配不公上形成了一個變動不居的格局，使社會成員間財富的流動速度快于財富沉淀的速度，打亂社會階層的形成節奏，擴大中產階層的規模，就能夠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現貧富分居模式的固化，使社會成員間因收入分配問題而來的諸多社會問題在發展中得到緩解甚至解決。倘能如此，貧富分居又有什么可怕？中國規劃網北京8月15日電 (責任編輯：白雪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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